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極猝死於盛京清寧宮，他生前未立嗣子。面對大清皇位，豪格與多爾袞展開了殊死的爭奪。其結果則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多爾袞最後議定由皇太極的第九子、年僅六歲的福臨即帝位。
對於皇位，多爾袞實際上是非常向往的。由於他在諸王大會上首倡立福臨，格局一成，便難以出爾反爾、推翻前議了。雖然他高踞攝政王之位，掌握大清軍政大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畢竟沒有暢其所願，還是一種缺憾。到後來，多爾袞的舉動是十分膽大和僭越的：偷用御用器皿、私造皇帝龍袍、對鏡自賞等等。
對於當年妨礙他獲得皇位的豪格，在順治元年（1644年）就被羅織罪名，廢為庶人，囚禁至死，豪格的福晉被他收系王府，納為新人。與他同居輔政王之位的濟爾哈朗，儘管一開始就很知趣地退避三舍，拱手將權力支出，但終因附依過豪格的前怨夙恨，於順治四年（ 1647年）被罷職，第二年又降為郡王。
多爾袞命史官按帝王之製為他撰寫起居注，並營建規模超逾帝王的府第。大軍調度、罰賞黜涉，一出己意，關內關外，只知有睿王一人。實際上，多爾袞掌握了一切權力。
孝莊在多爾袞的步步緊逼下，採取了隱忍、退讓委曲求全的態度。她的方法是，不斷給多爾袞戴高帽、加封號，不使多爾袞廢帝自立。
順治元年（1644年），多爾袞加封為叔父攝政王，之後又加封皇叔父攝政王。順治四年（1647年），停止多爾袞御前跪拜，福臨稱多爾袞為皇父，諸臣上疏稱皇父攝政王。遇元旦或慶賀大禮，多爾袞與皇帝一起，接受文武百官跪拜。
順治二年（1645年），多爾袞晉為皇叔父攝政王后，一切大禮諸如圍獵、出師等時，王公貴族俱要聚集一處待候傳旨，還要“列班跪送”多爾袞。若其回王府，則需送至府門。上朝時，多爾袞於午門內從便下轎，而諸王需於午門外下轎等等。
順治三年（1646年）五月，多爾袞以為順治皇帝信符收貯於皇宮之中，每次調兵遣將都要奏請鈐印，十分不便。於是，即遣人將皇帝璽印都搬到自己的府中收藏備用。
從這一年起，多爾袞所用儀仗的種類與皇帝等同，均為20種，只是在每一種類的具體數目上比皇帝略少一些。而輔政王的儀仗則只有15種，明顯遜於多爾袞，說明多爾袞與皇帝的差距越來越小。
順治四年（1647年）後，如果官員奏書中將“皇叔父攝政王”還稱作“九王爺”，或是不用全稱而丟字漏字的話，都會受到革職處分。而且“以後凡行禮處，跪拜永遠停止”，多爾袞再不用向順治帝行禮了。
順治五年（1648年）末，多爾袞又向前進了一步，變成了皇父攝政王，不僅實權在握，而且在禮儀排場上也開始向皇帝看齊。凡一切政務，多爾袞不再有謙恭請示之舉，未奉皇帝旨意，卻一律稱詔下旨，儼然如同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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