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被后人列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梁启超甚至说：“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曾国藩是“有史以来”、“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伟人”。
其实，曾国藩并没有那么牛气。
曾国藩之功，就是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对内很强。
那么，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而他对外、对洋人如何呢？担当得起“伟人”二字吗？
1870年6月，天津的法国天主教会办的慈仁堂附近被发现三四十具死亡婴儿的尸体。天津流传育婴堂虐杀婴儿。同时，天津几个案犯被捉住，都供认与教堂或教民有关系，于是人们认定是教堂干的，于是聚众在天主教堂前就要缉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拔枪射击前来弹压百姓的天津知县刘杰，被愤怒的群众乱拳打死，教堂被烧。
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
教案发生后，清廷朝野震惊，立即派直隶总督曾国藩火速前往处理。曾国藩早已被洋人的枪炮吓破了胆，接到谕旨后，他认为自己大难临头，竟给儿子们写好了遗书，告诉他们外人强悍，津民好斗，自己必将因此丧命。因此，在他赴津之前，就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也要满足洋人的要求，避免发生战争。
他到天津后，立即下令将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三人革职，并发布一道咨文，
为洋人鸣冤叫屈，把责任全部推给天津民众，奏请把“行凶首要各犯”逮捕严惩。
曾国藩的奏折送到京城，立即引起一片声骂声，都说他是个“卖国贼”，声讨曾贼的奏折连篇累牍，大有“举国欲杀之”的势头。驻京湖广同乡会，原先把曾奉为神明，他书写的匾额被高悬在湖广会馆内。这时，湖广人都以有这样一位同乡为耻，把那块匾额拆下烧毁，以泄众愤。
曾国藩的妥协并没让洋人满足。7月19日，法国公使罗淑亚蛮横地提出“三员抵命”的无理要求，即杀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和提督陈国瑞等三人。杀些百姓算不了什么．但要杀三名官员，朝廷无论如何通不过，曾国藩死活不敢答应。
这时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已无力对清开战。
罗淑亚于是调来法国军舰，摆开开战的架式，威胁曾国藩就范。曾国藩早已吓得六神无主，哪知这是法国大使的计谋，以为法国真的要开战了，竟吓得在屋里哭了起来。最后答应把张知府和刘知县押送京城，交刑部议罪。
法国人见严惩天津官员已成，又向曾国藩提出：必须抓到“真凶”。这时曾国藩已获悉普法战争爆发的消息，知道法国已不可能对华开战，但仍心存恐惧，怕洋人在“缉凶”问题上惹出事端，下令大肆搜捕参加反洋教斗争的爱国群众，逮捕了80多人，其中“真凶”只有七八人。曾国藩认为只杀这么几个中国百姓，洋人不会满意，就下令一定要杀足二十人之数，为丰大业等人偿命，以快洋人之意。
最后，他与罗淑亚的交涉结果是，天津知府和知县发配黑龙江，把20名群众判处死刑，另流放25人，并赔偿白银49万两，派中国特使赴法赔礼道歉。
同治帝对教案非常关心，在书房中常和师傅们议论这件事，他不赞同曾国藩无原则地一味妥协退让的卖国政策。8月25日，当李鸿藻讲书时，同治帝问：
“听说曾国藩要把天津知府和知县押解到北京来，是吗?”
“正是。”李鸿藻回答。
同治帝愤愤地说：
“如果要有三两个像僧格林沁那样爱国大将把守海口，这些洋鬼子就不难消灭。”
僧格林沁就是抗击英法联军的清军将领。李师傅说：“唉，难哪。今天曾国藩奏报，说已抓到十余名凶犯，还有几个人仍未归案。以十余个中国人为洋人抵命，洋人能否满意?”
同治帝不满地摇头叹息说：
“愈将就，愈出差错!”
曾国藩办天津教案，妥协媚外，引起众怒，千夫所指，万人痛恨，最后他从位高权重的直隶总督调任两江总督。这个卖国贼终于陷于绝望中，病情日益加重。教案后不到五年，他就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抑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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