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針兒，這東西估計今天多數孩子不認識，就是我也將近30年沒見過它的身影，不知現今農村的嬸子大娘是不是還在使用它。不過，當年的頂針兒，那可是農家婦女們的“標配”物件之一，針線活水平的高低考量著當家女主人的賢惠程度。
頂針兒為鋁製或銅製，箍形，上面佈滿小坑，一般套在使用者的中指用來頂住針尾，一則免傷手指，再則能頂著針尾使手指更易發力，用來穿透衣物。幾十年前，別說電動縫紉機，即使是腳蹬的縫紉機也相當少見，縫衣做鞋完全靠手工。因此，頂針和各色棉線、各號鋼針以及錐子、剪子成了舊時中國民間必備的常用縫紉用品。
小時候，我第一次見到頂針兒，是在姥姥的針線笸籮裡。對於北方農村的孩子，在年節裡隔三差五的“住姥姥家”是一件頗值得期待的樂事。小外甥們在姥家門上絕對是座上賓。在上小學前，我經常住姥姥家，原因是這期間父親一直陪著母親在外地看病，家裡無大人照料，後來到母親去世，再到我回村入學，陸陸續續兩年有餘。
“少年不知愁滋味”，母親中年早逝，對全家人打擊都很大，與我來說算是最小的。在姥姥家的幾年裡，我同樣感受到家庭的溫暖，姥姥的愛填補了我心靈裡母愛的那份空缺。住姥姥家的那段時光，也無疑成為我童年裡最快樂的時光。
六七歲的男孩子精力充沛，什麼事都敢幹，什麼禍都能闖，上樹捉鳥，下河逮魚，攀牆蹬屋，逗狗戲貓……成了每天的必修功課。儘管如此，卻很少有人過問和責罵。村裡的長者對我這個淘氣的外甥始終禮讓有加，甚至是放縱。多少年過去，我才明白，其實那是善良的親戚們對一個遭受家庭不幸孩子的憐惜之情。瘋狂的頑皮，最遭殃的還是身上的衣裳和腳上的鞋子，“髒得賽泥猴”算是好的，這一條口子、那一個窟窿成了家常便飯。衣服破了，鞋子爛了怎麼辦？姥姥縫吧，補吧。姥姥當年已近七十歲，眼睛的視力衰退得厲害，那時農村剛剛用上電，每家每戶的電燈都是極小瓦數的，燈的亮度比如豆的油燈其實也好不到哪去。晚上，姥姥總是等我脫得光溜溜地躺下後，就著昏黃的燈光給我縫衣服，補襪子，修鞋子。姥姥低著滿是銀髮的頭，手指上那枚銀白的頂針，隨著她的手上下有節奏地遊走。
我禁不住問，姥姥，這麼黑你看得見嗎？
姥姥自豪地說，算你小子問著了，這針線活我做了起碼50多年，原來沒電燈，我在黑燈影里納個鞋底，縫個被子也一樣沒什麼問題。
姥姥喜歡邊做活邊和我聊天兒，聊著聊著就聊到她的幾個兒女身上。
姥姥說，“我有倆個兒子四個閨女，孫子孫女、外孫外孫女一共22個，到如今還能讓我侍候的，唉，也就是你一個！”
姥姥突然停住話題，我隱約看到她皺紋堆累的臉在抽搐，深陷的眼窩裡有淚光閃動。觸景生情，姥姥應該是想起我的媽媽——她那苦命的老閨女啦。
那一刻幼小的我並不能真正理解姥姥彼時的心情。我只能嬉皮笑臉地哄姥姥，“我知道您最疼我了，長大了，我一定給您買一堆針線和頂針兒！”
姥姥一愣，用手背抹抹眼睛，然後笑著說，“還真是沒良心的白眼子，給我買一堆這做活的東西幹啥？眼下你每天少皮點，衣裳鞋襪少破點，就當疼我了！”
和姥姥鬥著嘴，睡意早已襲來，不知不覺間，我便睡著了；第二天一早醒來，那曾經的“破衣裳爛鞋子”整齊地擺放在炕沿上，已經“亡羊補牢”，而且針腳細密。
儘管住姥姥家的日子如此美好，但是1978年秋到了入學的年紀，我只能戀戀不捨地回到家開始上小學。不過，我會時常央求爸爸和哥哥利用節假日用鐵驢自行車馱著我去看望年邁的姥姥。很遺憾，在我自己開始學騎車，準備單獨去姥姥家那年，姥姥去世了。
我離開姥姥家後的幾年裡，每到入冬，姥姥會專門給我做一套新棉衣棉褲和一雙新棉鞋，然後打發大舅或二舅在年前送過來。為此，舅媽們經常勸姥姥，“娘，您年紀大了，眼神兒不濟，這衣裳鞋子您老別做了，交給我們就行了！”姥姥不同意，說，“還是我來吧，這沒孃的孩子可憐，就算我替死去的閨女疼兒子吧。”
姥姥於1983年去世，當年年底二舅還是如期地到我家，仍舊給我帶來一套新棉衣和一雙新棉鞋。棉衣是姥姥做的，棉鞋呢，姥姥只做了一半，後來眼睛徹底看不見了，手上已經沒有拿起一根針的力氣。臨終前老人家託付舅媽把剩下的工序完成，並特意囑咐，以後每年別忘給我做一套新的棉衣棉鞋。
前幾日偶爾讀到文化學者、知名藏家馬未都的一篇散文小記——《頂針》，瞬間讓我回憶起兒時住姥姥家的時光，姥姥那戴著頂針的粗糙的手指又一次浮現在眼前，陣陣的辛酸，絲絲的暖意，一併湧上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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