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针儿，这东西估计今天多数孩子不认识，就是我也将近30年没见过它的身影，不知现今农村的婶子大娘是不是还在使用它。不过，当年的顶针儿，那可是农家妇女们的“标配”物件之一，针线活水平的高低考量着当家女主人的贤惠程度。
顶针儿为铝制或铜制，箍形，上面布满小坑，一般套在使用者的中指用来顶住针尾，一则免伤手指，再则能顶着针尾使手指更易发力，用来穿透衣物。几十年前，别说电动缝纫机，即使是脚蹬的缝纫机也相当少见，缝衣做鞋完全靠手工。因此，顶针和各色棉线、各号钢针以及锥子、剪子成了旧时中国民间必备的常用缝纫用品。
小时候，我第一次见到顶针儿，是在姥姥的针线笸箩里。对于北方农村的孩子，在年节里隔三差五的“住姥姥家”是一件颇值得期待的乐事。小外甥们在姥家门上绝对是座上宾。在上小学前，我经常住姥姥家，原因是这期间父亲一直陪着母亲在外地看病，家里无大人照料，后来到母亲去世，再到我回村入学，陆陆续续两年有余。
“少年不知愁滋味”，母亲中年早逝，对全家人打击都很大，与我来说算是最小的。在姥姥家的几年里，我同样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姥姥的爱填补了我心灵里母爱的那份空缺。住姥姥家的那段时光，也无疑成为我童年里最快乐的时光。
六七岁的男孩子精力充沛，什么事都敢干，什么祸都能闯，上树捉鸟，下河逮鱼，攀墙蹬屋，逗狗戏猫……成了每天的必修功课。尽管如此，却很少有人过问和责骂。村里的长者对我这个淘气的外甥始终礼让有加，甚至是放纵。多少年过去，我才明白，其实那是善良的亲戚们对一个遭受家庭不幸孩子的怜惜之情。疯狂的顽皮，最遭殃的还是身上的衣裳和脚上的鞋子，“脏得赛泥猴”算是好的，这一条口子、那一个窟窿成了家常便饭。衣服破了，鞋子烂了怎么办？姥姥缝吧，补吧。姥姥当年已近七十岁，眼睛的视力衰退得厉害，那时农村刚刚用上电，每家每户的电灯都是极小瓦数的，灯的亮度比如豆的油灯其实也好不到哪去。晚上，姥姥总是等我脱得光溜溜地躺下后，就着昏黄的灯光给我缝衣服，补袜子，修鞋子。姥姥低着满是银发的头，手指上那枚银白的顶针，随着她的手上下有节奏地游走。
我禁不住问，姥姥，这么黑你看得见吗？
姥姥自豪地说，算你小子问着了，这针线活我做了起码50多年，原来没电灯，我在黑灯影里纳个鞋底，缝个被子也一样没什么问题。
姥姥喜欢边做活边和我聊天儿，聊着聊着就聊到她的几个儿女身上。
姥姥说，“我有俩个儿子四个闺女，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一共22个，到如今还能让我侍候的，唉，也就是你一个！”
姥姥突然停住话题，我隐约看到她皱纹堆累的脸在抽搐，深陷的眼窝里有泪光闪动。触景生情，姥姥应该是想起我的妈妈——她那苦命的老闺女啦。
那一刻幼小的我并不能真正理解姥姥彼时的心情。我只能嬉皮笑脸地哄姥姥，“我知道您最疼我了，长大了，我一定给您买一堆针线和顶针儿！”
姥姥一愣，用手背抹抹眼睛，然后笑着说，“还真是没良心的白眼子，给我买一堆这做活的东西干啥？眼下你每天少皮点，衣裳鞋袜少破点，就当疼我了！”
和姥姥斗着嘴，睡意早已袭来，不知不觉间，我便睡着了；第二天一早醒来，那曾经的“破衣裳烂鞋子”整齐地摆放在炕沿上，已经“亡羊补牢”，而且针脚细密。
尽管住姥姥家的日子如此美好，但是1978年秋到了入学的年纪，我只能恋恋不舍地回到家开始上小学。不过，我会时常央求爸爸和哥哥利用节假日用铁驴自行车驮着我去看望年迈的姥姥。很遗憾，在我自己开始学骑车，准备单独去姥姥家那年，姥姥去世了。
我离开姥姥家后的几年里，每到入冬，姥姥会专门给我做一套新棉衣棉裤和一双新棉鞋，然后打发大舅或二舅在年前送过来。为此，舅妈们经常劝姥姥，“娘，您年纪大了，眼神儿不济，这衣裳鞋子您老别做了，交给我们就行了！”姥姥不同意，说，“还是我来吧，这没娘的孩子可怜，就算我替死去的闺女疼儿子吧。”
姥姥于1983年去世，当年年底二舅还是如期地到我家，仍旧给我带来一套新棉衣和一双新棉鞋。棉衣是姥姥做的，棉鞋呢，姥姥只做了一半，后来眼睛彻底看不见了，手上已经没有拿起一根针的力气。临终前老人家托付舅妈把剩下的工序完成，并特意嘱咐，以后每年别忘给我做一套新的棉衣棉鞋。
前几日偶尔读到文化学者、知名藏家马未都的一篇散文小记——《顶针》，瞬间让我回忆起儿时住姥姥家的时光，姥姥那戴着顶针的粗糙的手指又一次浮现在眼前，阵阵的辛酸，丝丝的暖意，一并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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