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觀點
黃劍輝
中國40年改革開放成功的關鍵，是始終堅持從本國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解放思想，積極進取，遵循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而“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基於中國改革的獨特歷程，不同的經濟學理論和流派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釋。
新制度經濟學的解釋
某種程度上說，我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就是一場制度變革，而這場制度變革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產生及傳播過程相重合，這也使新制度經濟學成為對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影響最大的一門經濟學科。
一是科斯提出的產權理論。根據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費用大於零的情況下，初始產權的界定非常重要，不同的產權界定將導致不同的經濟效率，因此產權制度的初始設置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基礎。而從中國改革的實踐可以看到，農村中農民承包農地期限的延長、農民承包地經營權的流轉，城市中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抓大放小”等，無不有著產權理論的深深印記，我國的改革正是向著明晰產權、保護產權的方向推進的。周其仁認為，通過重新界定產權，制度成本顯著下降，經濟活動的績效明顯提高。
二是威廉姆斯等提出的交易費用理論。交易費用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交易的效率就是經濟運行的效率，交易費用越低則經濟活動的效率就越高，因此，交易費用最小的制度就是最有效的制度。我國的一系列改革又有著降低交易費用的目的。微觀層面，企業內部逐步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機制，就是為了降低內部組織成本和外部監督成本等。宏觀層面，政府對經濟社會管理的改革，包括“放管服”、商事制度改革、推出負面清單等，也都以節約交易成本為目的。
三是諾斯等提出的制度變遷理論。諾斯根據主體不同將制度變遷劃分為兩種類型：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前者是一種自下而上引發的變革，後者則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變革。科斯認為，中國改革之所以能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功，原因就在於存在著兩種不同路徑的改革：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動的改革（頂層設計）和自下而上誘發的邊緣革命（底層創新），兩者之間相輔相成。在具體的改革實踐中，先試點後推廣、先局部後全國，先農村後城市、先沿海後內地，從而形成了一種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相結合的漸進式改革模式。
四是張五常等提出的縣際競爭理論。張五常認為，縣際競爭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在經濟困境中出現奇蹟的主要原因，是21世紀初中國經濟發展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個重要因素。他認為，各個縣好像是一個個企業，縣際之間的競爭就像公司間的激烈競爭，縣際競爭使得工業類聚的集中發展非常顯著、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受到壓力加速，同時也協助了減少貪汙，正是這樣的競爭造就了中國的經濟奇蹟。實際上，縣際競爭也可擴展到各級地方政府之間的經濟競爭。劉鶴指出，中國每個成功的省，甚至各個成功的地區都有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其獨特之處在於激勵經濟發展的不同變量作出了極不相同的貢獻，但在本質上又有相似之處。
五是劉鶴等主張的文化因素論。劉鶴認為，經濟增長表面的決定因素是資本、勞動力、技術和地理優勢，但是最終起作用的是文化和習慣的遺傳，按照循序漸進的傳統和中庸文化特點摸索改革路徑。朱天也認為，高儲蓄率和較高的公民教育水平的確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動力，而這主要來自於重視儲蓄和教育的中國文化。
發展經濟學的解釋
一是錢納裡提出的對外開放理論。根據錢納裡的兩缺口模型，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對於後發國家實現經濟起飛有重要作用。從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來看，開放的作用絲毫不亞於改革。劉鶴指出，開放使中國及時利用了人類社會發展經濟最好的實踐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對外開放也對舊的計劃體制起到衝擊、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通過採取外向型經濟政策、設立經濟特區、人民幣大幅貶值、加入世貿組織等一系列日益深化的改革措施，中國得以建立起與國際經濟的緊密聯繫，並充分享受到全球化紅利，進而將整個經濟體系嵌入到全球分工鏈條，依託低勞動成本等綜合比較優勢，以最快的速度提升自己的技術水平並改進經濟流程，催生了龐大的工業化浪潮。
二是格申克龍等提出的後發優勢論。從這一理論來看，中國在1978年之後的迅速發展得益於後發優勢。發展中國家既可以發明新產業、新技術，也可以從高收入國家借鑑比自己現在用的技術好的成熟技術，進入比自己現在的產業附加值高的成熟產業。這種技術和產業借鑑大大降低了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成本與風險，從而可以獲得更快發展。不過，楊小凱認為，還應關注後發劣勢，後發國家模仿技術比較容易，但模仿製度比較困難，因為改革制度會觸犯既得利益。其結果是，後發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快速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可能導致失敗。
三是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特殊之處，就是充分利用了人口紅利。一方面，改革期間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張迅速，得以大規模吸納就業，農村勞動力實現了前所未有的轉移，從而把人口年齡結構優勢轉化為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另一方面，經濟活動人口比例高且就業率較高，使得社會儲蓄總量大，經濟活動中的剩餘總量也大。這幫助中國在這一期間達到了很高的儲蓄率。人口優勢蘊涵的高儲蓄率的實現，還有賴於市場化改革為儲蓄和投資創造的逐漸改善的環境和機制。
四是波特和施瓦布提出的經濟發展三階段論。
根據波特和施瓦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經濟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即要素驅動階段（人均GDP小於2000美元）、效率驅動階段（人均GDP在3000—9000美元）和創新驅動階段（人均GDP大於17000美元）。改革開放之初，通過改革，內外部勞動力、資本和土地等要素充分流動起來，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順利由要素驅動階段過渡到效率驅動階段。不過，由於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重政府輕市場”的現象仍然突出，效率驅動仍有上升空間。一些大城市和富裕省份目前已經進入到創新驅動階段，企業成熟度和技術水平接近發達國家水平，這也是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
轉軌/過渡經濟學的解釋
在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存在著樊綱等提出的“改革成本”問題。相對激進改革，漸進改革實施成本偏大，但摩擦成本較小，因此總成本相對更小，在權衡改革收益和改革成本之後，我國選擇了漸進改革的路徑，這使得改革進程中始終貫穿著利益誘導、利益補償、利益替代的主線。
一是由易到難推進。先選擇阻力最小和風險最低的領域作為改革的起步環節，積累改革經驗，取得改革成就。我國改革首先從成本最低、阻力最小、容易形成激勵機制的農村部門啟動，在農村見效之後，再啟動城市改革。這也是科斯所言的“邊緣革命”。
二是通過利益補償化解改革阻力。中國改革之初選擇的是一條“帕累託改進”的路線，即在放開非計劃系統束縛的同時，對計劃系統給予適當的“利益補償”。例如，對農產品提價，相應給城市居民增加副食品補貼，允許與農產品相關的工業品相應提價等。後來又採取了“利益替代”策略，在舊體制外圍培育效率較高的新體制（非國有經濟），從而有效緩解了舊體制內部的利益衝突。
三是通過“價格雙軌制”來演繹市場關係。價格雙軌制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大特色之一。通過雙軌制，在體制之外創造出市場關係，為市場替代計劃打下了堅實基礎。除了價格雙軌制之外，還包括匯率雙軌制、工資雙軌制、房價雙軌制以及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等。
四是通過分權來轉移改革成本。改革之前，中央權力高度集中，地方政府自主權有限。為有效推進改革，中央政府採取給地方政府適當分權的辦法，承認地方利益，調動地方積極性，並在地方政府之間形成了一種競爭關係，使地方政府成為改革的有利推動者。
五是由局部制度創新帶動全局制度創新。與漸進式改革模式相適應，改革一開始就採取了先推試點、以點帶面的做法。最典型的就是經濟特區的設立。這種做法有利於積累經驗，降低改革風險，同時，局部制度創新的示範效應又可帶動制度創新擴張，從而大大降低了改革的實施成本。
新古典經濟學的解釋
許小年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認為改革開放實際上走了兩條道路。第一條道路是通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來驅動經濟增長，可稱為“斯密模式”。第二條道路是通過增加資源投入來驅動經濟增長，可稱為“凱恩斯模式”。
許小年認為，在改革開放前半段長約二十年的時間裡，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靠的不是政策性的投資拉動，而是市場機制和民間活力，不靠資源投入數量的增加，而靠資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的提高。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轉向了政府幹預經濟的“凱恩斯模式”。凱恩斯主義政策刺激了短期的需求，但長期內無法實現可持續的增長，而且養成了對刺激的依賴。由於政府資源投入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無止境地借債，也不可能無限度地發鈔票，同時加之“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發生作用，因此依靠政策性投入推動經濟增長不可持續。
在克魯格曼等新古典經濟學家看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主要在於政府有針對性地選擇了新古典的“藥方”，並採取了漸進的實施方式。以匯率制度為例，計劃經濟時代，人民幣被嚴重高估，成為中國“外匯飢渴症”的主要原因。改革開放之後，政府開始採取雙軌制匯率，官方匯率仍然高估人民幣，主要用於控制進口、節省進口資本品的費用；市場匯率基本隨行就市，用於鼓勵出口。這是典型的重商主義政策，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原理的靈活應用。1994年之後，兩種匯率實現並軌，人民幣對美元的價格被固定在8.25元上，直到2005年；之後，人民幣進入一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時代，但仍然以保持匯率的穩定為基本目標。固定匯率制度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出口，加速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代價是犧牲了工人工資的上漲。其他例子包括價格雙軌制、國企改制、產業政策，等等。這種選擇性地應用新古典經濟學的“藥方”並非中國所獨有，而是東亞成功經濟體的共性。
政治經濟學的解釋
政治經濟學從政府和經濟之間的關係出發，認為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政府在三個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一是姚洋等提出的中性中央政府論。中性的中央政府可制定有利於長期發展的制度和政策。改革啟動之初，中央政府擯棄了“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思想，轉而實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通過一系列中央會議和五年計劃，制定了有利於經濟增長的制度和政策。劉鶴指出，政府重視發揮國家發展戰略的導向作用和維護宏觀經濟的穩定，重視發揮中國政治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是改革開放成功的最大經驗之一。
二是張維迎等提出的分權理論。給予地方政府收入權是中國財政分權的重要特徵，也是中國財政分權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張維迎認為，地方分權調動了地方官員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地區間競爭推動了整個經濟的市場化轉變，成為推動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最重要力量之一。李稻葵認為，通過行政分權以及市場經濟的推進，地方政府與新興企業家階層的積極性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形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趨勢，整體上推進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
三是巴里·諾頓等提出的官員選拔體制。諾頓指出，“領導們競相將自己的擁護者提拔到關鍵的位子上，以便在重要的時候獲得關鍵一票。一個領導提拔手下的能力，以及阻礙對手提拔手下的能力，對於建立和鞏固他自己的權力至關重要。”這種雙向負責制度引發了激烈的升遷競爭，官員特別是地方政府官員展開了包括GDP在內的一系列競賽，從而極大地激發了增長潛能。
（作者系中國民生銀行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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