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康熙以來，清朝便大興文字獄。到了乾隆年間，已呈愈演愈烈之勢。在乾隆一朝，文字獄的數量超過其父、祖——康熙、雍正的總和。同時在乾隆朝，觸犯文網的犯人可謂是五花八門，他們有朝廷命官，有鄉野大儒，有的是草野愚民，還有一大群自命不凡的蠢人，而山西窮漢王肇基就是其中一員。
在中國傳統社會，底層知識分子上書乃是常事。在早期，出現了許多“片言可至卿相”的傳奇。蘇秦、張儀以一張利嘴撬開當官的門路，博得相國之印；西漢司馬相如向漢武帝進獻華美的文章，從而入仕為郎官。在科舉制出現前，知識分子向朝廷建言獻策，乃至於進獻歌功頌德的文藝作品，乃是知識分子進身的主要途徑。因此，無數進身無路的讀書人懷抱“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向朝廷獻書、獻策、獻詩、獻對聯，希望博得皇帝的賞識。
乾隆繼位之初，曾一反其父雍正對文化的嚴格管控，“廣開言路”，因此每年都會有許多千奇百怪的獻策呈送到乾隆御案前。這些文章大多出於鄉野村夫之手，多為粗陋無文之作。對於這些文章，乾隆不過一笑置之，從未開罪於人。然而到了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突然大開殺戒。當年八月，一個叫王肇基的山西窮漢向官府投獻了一副對聯，向皇太后祝壽。
山西巡撫阿思哈看完這篇對聯後，立即指示手下：“給我把這個狂徒抓起來！”就這樣，王肇基很快被逮捕歸案，並被看押在牢房裡。之後，阿思哈立即給皇帝寫報告：“（王肇基）對聯字句鄙俗，但尚有頌聖之意。然而其所附的《敘後》卻妄議國家事務，指斥文武大臣，謗毀聖賢，肆其狂吠，悖謬已極。”因此阿思哈建議，立即對他處以極刑。
乾隆得到奏報後，對此十分重視，他親自審閱了王肇基對聯和《敘後》，發現他的文章不僅粗陋，而且顛三倒四，令人發笑。不過《敘後》中，還是可以看出他在評論時政。對此，乾隆勃然大怒，命令阿思哈立即嚴加審訊，看看王肇基是否還有同黨。
在嚴刑逼供之下，王肇基自辯道：“我獻詩恭祝皇太后萬壽，不過盡我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歡的意思，並無別事。如今是堯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謗訕，實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將心裡想著的事寫成一篇來呈獻的。至於那論孔孟程朱的話，亦不過要顯我才學的意思。”之後他又說：“至於那些官場上的事，我是從旁人那裡聽來的。把這些事寫進去，我就有官做了！”
阿思哈見查不出什麼所以然，於是下了結論：“這個人剛剛學了點文化，就以為自己了不起。而且他說話顛三倒四，因此王肇基就是個瘋子！”乾隆接到奏報後非常失望，他原本想利用王肇基大做文章，再株連一大批文人，然而王肇基僅僅只是個妄人。不過乾隆還是不準備放過王肇基，他下達旨意：“將王肇基立即杖斃，把他的妻女關進監獄，嚴加管束！”
王肇基本想用一篇拍馬屁的文章敲開仕進之路，沒成想卻給自己帶來了殺身之禍。聖上的馬屁又豈是平民大眾所能拍的？拍的不好，可是要見閻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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