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周禮樂文明與儒學淵源
韓星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西曆2018年6月13日
現在提起“儒學”，人們總是將其同“孔孟之道”聯繫在一起，但這種理解只能說是宋明以後程朱理學佔絕對統治地位下形成的觀念，而在先秦和漢唐的大部分時期裡，人們對“儒學”更普遍的理解是“周孔之道”。
同樣，提起儒學的淵源，人們都說山東曲阜是儒學的源頭，但人們往往忘了儒學的直接源頭是西周禮樂文明，而西周禮樂文明的肇始地是岐山周原，策源地就是豐鎬二京。所以，儒學的直接源頭是在陝西。
孔孟之道的源頭是周公之道
孟子最早提出“周孔之道”，《孟子·滕文公上》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春秋戰國時期中原華夏已經有兩千多年的禮樂文明積累，四周夷狄則沒有禮樂，處於野蠻狀態。
夷夏之辨正在於禮樂文明。“用夏變夷”就是以先進的禮樂文明影響中原地區以外的僻遠部族。楚國當時屬於夷狄，陳良是楚國人，他到北方來學習周孔之道，成為當時著名的儒家學者。
司馬遷對周公不但有一種深厚的景仰之情，而且把周公作為“立德立功立言”的楷模來學習仿效。在《太史公自序》中，他激動地回憶了父親臨終時的囑託：“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
他將孔子列入“世家”，在《史記》中不惜筆墨描述孔子恢復周禮、折中六藝的功績，以其如椽巨筆，對周孔之道、六藝之統及禮樂思想的傳播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淮南子·要略》篇亦云：“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可見，“孔子傳周公之道”是先秦、秦漢時期人的共識。
隋唐之際的大儒王通特別推崇“周孔之道”，《中說·王道篇》雲：“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兇。”周孔之道則是神聖之道。王通以為，孔子之後，周孔之道無人發揚光大，而他則肩負著傳承周孔之道的神聖使命。
唐太宗即位以後，急需探討國家長治久安之策，周孔之道無疑是最符合統治需求的大道。他要用儒家思想為指導思想，以禮樂具體措施來治理國家，於是太宗一朝君臣共同努力，全國上下一心，經濟發展很快，百姓豐衣足食，社會秩序安定，出現了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大同之世景象，史稱“貞觀之治”。其治績一直為後世所傳頌，無愧為古今治理之道的輝煌樂章。
中唐韓愈提出“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
認為周孔之道上承聖王，下啟後儒，周公兼有事功與言論之長，但更傾向於君王一系的“治統”，而孔子開出“道統”，傳到孟子卻斷了。這個道統在韓愈看來，主要是“仁”“義”之道而非禮樂之道，這是“周孔之道”向“孔孟之道”轉變的開始。從此以後，“孔孟之道”的稱謂後來居上，“周孔之道”反倒掩而不彰了。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來華的傳教士們將“儒學”譯為Confucianism(孔學或孔子理論)，這反映的只是“孔孟之道”，而不是譯為Chow-Confucianism(周孔之道)，這是很遺憾的事情，也造成了西方人對中國儒學認識的不全面。
周公禮樂與孔子思想相結合，即周孔之道，是華夏幾千年文明的主脈。從思想上看，周孔之道或周孔之教中的“周”，更多地代表了原初儒學中“禮”的觀念，“孔”則主要關乎儒學中“仁”的思想。可以說，正是“仁”和“禮”的統一，構成了原始儒家思想的主體。
從儒學的演化看，以孔孟之道為關注之點，往往側重於“仁”的內化(心性);注重周孔之道，則趨向於肯定“仁”與“禮”的統一。今天，應該由孔孟之道回到周孔之道。
這一意義上的迴歸，意味著在更高的歷史層面上達到“仁”和“禮”的統一，對於正確理解儒學淵源和思想本質，重建禮儀之邦，實現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具有重要借鑑作用。
周禮始於岐邑
周公禮樂文化肇創於陝西周原。周原作為周王室肇基之地，北有岐山山脈作為屏障，南鄰泱泱渭水，草木茂盛，土地肥美，生長在那裡的野菜也甜美如糖怡。河流遍佈，橫水河(當時稱為岐水或漆水)、沮水河等河流橫貫周原地區，為周族提供了優越的生產生活條件。
他們在這裡建起了城邑——岐邑，其他鄰國的人聽說了古公的仁愛之心，也都紛紛前來歸附。經古公亶父、王季、文王三代在這裡勵精圖治，國力日強，成為殷商西方強大的“三公天下有其二”的諸侯國。
岐有優越的地理及自然環境，周代先賢們在此建造了繁華的都市，創造了無以倫比的青銅器、先進的農耕方式等物質文明。岐邑作為周人重要的發祥地和祭祀天地、祖宗、神祇的聖地，一些重大國事活動都在此舉行。
到了西周滅亡以後，西戎入侵的破壞，使這裡成為廢墟，遂廢棄不用。文獻記載，直到文王攻滅崇國，在該地建成新都豐之後，才從岐邑遷離。但周人在周原的活動遺蹟被保留下來。
從1976年開始，考古學家對周原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發現了迄今為止西周時期等級最高的墓地和中國最早的陵牆;出土一萬多片西周甲骨，辨識甲骨文2600餘字，是全國發現西周甲骨文最多的遺址，其中一坑甲骨是周公旦本人占卜所用。
周原遺址發現的卜甲和瓦上的“周”字當指周公所封周城，說明文王遷豐後，將岐邑轄境分封給周、召二公作為采邑，周公采邑即在這裡。這都充分證明周公禮樂文化肇創於周原。
西周王朝的國都是豐京和鎬京，在歷史上一起並稱為“豐鎬”。當年周文王滅了崇國(位於陝西關中，夏禹之父鯀所封之地)後，在灃水西岸營建豐京(今灃河西馬王鎮)，將都城從岐邑遷至豐京;後來周武王時在灃水東岸建立了鎬京(今灃河東斗門鎮)。
豐京是宗廟和園囿的所在地，鎬京為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豐鎬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稱為“京”的都城，也是中國最早期的城市，作為西周首都沿用近三百年，見證了西周王朝從建國、發展、強盛到衰落的全過程，共同發揮著中樞作用，又稱宗周。
最重要的是，周公制禮作樂由豐鎬開始。《史記·魯周公世家》載“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便百姓。百姓說”。
《周官》，即《周禮》。儘管對《周官》的作者是誰有不同的看法，但司馬遷把它看成是周公的作品，反映了司馬遷對周公在西周制度建設、禮樂文明方面貢獻的肯認。
安撫殷民之策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當時又稱他為叔旦，因其封地在周，故稱其為周公或周公旦。商朝末年，紂王當道，外徵東夷，內用奸臣，寵幸後宮，殘害忠良，政治黑暗，民不聊生。
此時，周人觀商朝氣數已盡，便勵精圖治，試圖推翻商朝。文王死後，其子武王繼承了遺志，任周公為最主要助手，在召公、太公等人輔助下，於牧野誓師，號召大家推翻商紂王的暴政。
當時，周武王徵求三公的意見，姜太公說：“我聽說過，愛屋及烏。如果相反，人不值一愛，那麼村落裡的籬笆、圍牆也不必保留。”意思是不光殺掉殷紂，連敵對的殷人也不能保留，而要統統殺掉。周武王不同意。又找來召公商量。召公說：“有罪的殺，沒罪的留下。”
武王覺得還是不妥。於是又找來周公。周公說：“讓他們各自居住在自己的家裡，種自己的田，不要因為舊朝新臣而有所改變，親近仁愛的人。百姓有了過錯，責任在我一個人身上。”周公這種給殷人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深得武王的讚許。
武王命令召公釋放被囚禁的紂王的叔父箕子和被關押的其他貴族;修整商人故居，並且設立了標誌;讓閎夭培高王子比干的墳墓;命令南宮括散發了鹿臺的錢財，打開鉅橋的糧倉，賑濟飢餓的殷民。這一切措施都表明周人要反殷紂之道而行之，給受殷紂殘害的人平反昭雪，大力爭取殷人民心。
平定內亂，制禮作樂
周滅商後，武王病重，臨終前願意把王位傳給周公，周公涕泣不止，堅辭不受。武王死後，他堅持讓年幼的成王繼位。面對國家初立，根基未穩，諸侯尚存異心，內憂外患接踵而來的複雜形勢，年幼的成王根本無法應付。
在這危難時刻，周公挺身而出，執政稱王，併發揮王的作用。但管叔散佈流言：“周公將不利於成王。”滅殷後的第三年，管叔、蔡叔鼓動起武庚祿父一起叛周。起來響應的有東方的徐、奄、淮夷等幾十個原來同殷商關係密切的大小方國。
剛剛建立3年多的周王朝面臨嚴峻考驗，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在王室內部也有人對周公稱王持懷疑態度。這種內外夾攻的局面，使周公處境十分困難。但他很鎮定，首先穩定內部，保持團結，說服太公望和召公奭。
他說：“我之所以不迴避困難形勢而稱王，是擔心天下叛周。否則我無顏回報太王、王季、文王。三王憂勞天下已經很久了，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過早地離開了我們，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為了成就周王朝，才這麼做。”
周公統一了內部意見之後，奉成王命，率師東征。經過3年的艱苦作戰，終於討平了叛亂，征服了東方諸國，收降了大批商朝貴族，同時斬殺了管叔、武庚，放逐了蔡叔，並乘勝向東方進軍，滅掉了奄(今山東曲阜)等50多個國家，從此周的勢力延伸到海邊，疆域東到大海。
局勢基本穩定下來以後，為了進一步鞏固周朝政權，周公旦將上古至殷商的禮樂進行大規模的整理、改造，結合周人的禮樂經驗，重建起龐大複雜的周禮體系。“周禮”不僅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而且有著深刻的思想內涵。
那麼，究竟“周禮”有幾方面的內容呢?據《周禮·春官·大宗伯》記載，禮有所謂五個方面，稱為“五禮”。
一是“吉禮”，主要內容是祭祀邦國鬼神地祗。又可以分為三大部分：第一是天地之神，主祭者是周天子，別人沒有資格，只有陪祭。另外是除泰山和四嶽等幾個高山之外的山川之神，一般在哪個諸侯國，就由那個諸侯祭祀。
上述兩方面稱為“外祭”，那麼“內祭”是什麼呢?內祭就是祭祖先神靈。祭祖很重要，許多禮樂活動都與祭祖有關。這部分成為後世中國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之一，有很強大的社會功能。
第二是“凶禮”，作用是“哀邦國之憂”，包括死喪、災荒、疾病、軍敗等方面。
第三是“賓禮”，作用是“禮親邦國”，即加強邦國之間聯繫的禮儀，有朝見天子及諸侯之間使節來往等內容。
第四是“軍禮”，包括出兵打仗，田賦役的分配，軍事演習、大的勞役和大的封建活動，都用此禮。
第五是“嘉禮”，涉及日常生活較多，包括鄉飲酒禮，婚禮、燕禮(貴族接待賓客之禮)、射禮等。
由此可知，“禮”確實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說周代禮樂文化即是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和觀念文化的集中體現，又是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家族生活各種行為規範的準則，奠定了周族八百年的統治基礎，對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周公還提出了“敬天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等一系列思想，這些後來都成為儒家思想的核心，所以後人把他尊為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周公之禮特別重視“德”的內在精神。
《左傳》文公十八年還有這樣一句話：“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這是說周公制定《周禮》，認為一個人的言行舉止是否符合禮儀的原則，是判定其道德操守好壞的標準，以道德操守來處理事情，以處理事情的業績來計算功勞，以功勞大小來決定獲取報酬的多寡。所以王國維說：“周之制度典禮，實皆為道德而設……周之制度典禮乃道德之器械。”
7年後，當國家轉危為安，走上正軌時，周公又毅然讓出王位，還政成王，並謝絕成王挽留，及時歸隱。這種精神，在中國歷史上始終被後代稱頌。
後來，成王把周公的後代分封到魯國，賜給高貴的車馬、旗幟、美玉、良弓，以顯要其身份;授給輔佐天子的禮官、禮籍、禮器，使魯國有享受與周天子一樣規格的禮樂，所以當時就有人說“周禮盡在魯”。
後人這樣評價周公：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於一身。孔子之前，黃帝之後，於中國有大關係者，周公一人而已，被後世尊為“元聖”，乃“儒家”之先驅。
周公的貢獻和周禮盡在魯，對於儒學產生於魯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晚周公500年後的孔子深受周公禮樂文化的影響。
孔子出生於周公封地的魯國，但他所處的時代則是禮崩樂壞，天下無道，孔子非常憂慮，嚮往周公之治，試圖復興周禮，重建社會秩序。
編撰六藝，繼承周禮
孔子出身於殷商貴族家庭，其先祖正考父曾輔佐過宋戴、武、宣三世，精於禮樂，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他“少好禮”，“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成年後又長期生活在魯國濃郁的禮樂文化環境中，深受禮樂傳統的薰染，又謙虛謹慎，勤學好問，“入太廟，每事問”，積累了豐富的禮樂知識。為了生活，他曾從事相禮活動，以禮樂知識謀生，後來又“以詩書禮樂教”，在當時很有影響。
面對春秋時期禮樂越來越流於形式化的現象，他一方面在行動上堅持遵守這些形式化的禮，對於任何小的儀式細節都固守不放，關於拜上拜下的選擇便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例，《鄉黨》篇的記載足以說明孔子是怎樣篤守小節、循規蹈矩、謹小慎微的;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從理論上極力提倡充實禮的精神實質，力圖給思想化的禮注入新的內容。
孔子還特別闡發了禮樂文化的內在精神，他說：“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認為玉帛、鐘鼓是禮樂所不可少的，但只是限於形式是不夠的，要注重禮的內在精神，如仁、義、孝、情、恭、敬、中、和等。離開了這些精神內容，禮樂就成了沒有任何意義的並異化於人的空洞教條。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西周的禮樂制度蘊含了深邃的道德精神，孔子在傳承禮樂文化的同時也注重其道德精神的發揚光大，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意謂不仁的人，怎麼能談得上禮樂呢?在孔子看來，“仁”是禮樂文化的最核心的內容，是人之為人的必然要求。
他不但精通禮、樂、射、御、書、數“六藝”，而且編撰了《詩》《書》《禮》《易》《樂》和《春秋》6本教材。中國文化按照5000年計算，到孔子這個時代已經有了2500多年的文化積累。孔子把自己當時所能夠見到的古代典籍差不多都進行了整理，形成了被後人尊為經典的“六經”。
他的學術旨趣是“述而不作”，即對古典文獻只是整理而不是創作，實際上是在整理過程中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有述有作”“述中有作”，開創了經學傳統，使儒家學說有深厚的學術基礎和學統。
孔子經過整理發掘這些典籍的思想蘊涵，同時用它們來教育學生，全面地繼承上古以來的傳統文化。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孔子創立的儒學代表了中國文化的正統。
正因為如此，現代以來有許多著名學者把孔子看成中國文化史上承前啟後的泰山北斗，如國學大師錢穆所言：
“孔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聖人。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後，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在此五千多年，中國歷史進程之指示，中國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響最大貢獻者，殆無人堪與孔子相比倫。”
創立儒學
孔子創立儒家學派，遠的根源是堯舜禹，近的根源是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禮樂文化傳統，現實的動因就是他那個時代的“儒”這一文化人或知識分子群體。
孔子及其後儒都以堯舜之道為最高理想，因為堯舜實行禪讓，禪天子之位於賢能之人而不傳其子，體現了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由大禹以後，即由五帝到三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其根本就是由公天下到家天下，禹、湯、文、武、周公治國平天下主要就是依靠禮儀法度。
根據《禮記·禮運篇》描述的大同、小康兩種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以堯舜為代表的五帝屬於大同社會，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代表的聖王屬於小康社會。這兩個時代治理模式不同，前者以道德之治為主，後者以禮樂之治為主。這兩種模式的理想程度不同，前者是最高理想，後者是一般理想。
《禮記·中庸》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朱熹注：“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這就是說孔子遠則推崇堯舜時期的大同理想，近則遵守西周初期文王、武王時的禮儀法度。文王、武王時的禮儀法度其實也就是周公之道。
孔子的學說有兩大支柱：“仁”和“禮”，而把二者結合為一體的是中庸—中和之道。這樣，以“仁”為支柱的修己之學與以“禮”為支柱的治人之學，被以“中庸”為基本原理的“中和論”有機地結合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
其中修己是治人的前提和條件，治人是修己的目標和歸宿;而修己和治人兩大部分思想內容的構建又是以“中庸”為基本原理的，“和”是完成整體構建的方法論原則和標準。“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價值之核心，是從周公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罰、孝友倫理等思想發展而來的。
孔子的“禮”主要傳承自西周禮樂而來，《禮記·中庸》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孔子對周有特別的感情，就是因為西周離孔子最近，周的禮樂文明文獻資料保存的要比夏商為多。
在他看來，周禮是在夏殷基礎上的集大成，“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他是說，西周的禮樂制度，是在綜合吸取夏商二代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所以我願意推行西周禮制。
他還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如果有誰用他治國，他就要在東方推行西周的政治制度，重建西周那樣的國家。
孔子繼承發展了周公的禮樂文化，他與周公精神息息相通，經常夢見周公。在他晚年，迭經坎坷，身心俱疲，傷感地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畢生把實行堯舜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恢復西周禮樂文明盛世作為他的終生追求。他承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業績而來，對上古歷史進行反思和總結，把歷史的經驗加以理論化、體系化，這樣就形成了儒學。
楊向奎先生在《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一書中說：“沒有周公不會有傳世的禮樂文明，沒有周公就沒有儒家的歷史淵源，沒有儒家，中國的傳統文明可能是另一種精神狀態。”所以，發源於陝西的西周禮樂文化才是儒學的直接源頭。
注：本文是作者《周孔之道與孔孟之道——宗周禮樂文明與儒學淵源 （上）》（《學習時報》2018年6月6日）和《孔子創立儒家學說——宗周禮樂文明與儒學淵源 （下）》（《學習時報》2018年6月13日）的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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