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劉東著《天邊有一塊烏雲:儒學與存在主義》出版暨自序

「新书」刘东著《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出版暨自序

「新书」刘东著《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出版暨自序

劉東著

《天邊有一塊烏雲:儒學與存在主義》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內容簡介】

本書為劉東教授先秦理性主義三部曲的第一部。作者基於比較研究的獨特視角,在無神論存在主義的強烈反襯下,潛回儒家學說的原生場域。作者在薩特哲學的現代起點,看到了極為類似先秦儒者所面臨的初始思想。

孔子那些使人如沐春風的教誨,竟是源自對於生命有限的悲慟自省,作者以天邊的烏雲為喻,肯定了儒家在現世悅樂的精神之外,更有對歷史的不確定、人生的偶然與無常、天命的莫測與殘酷的清醒判斷,正是這種認識守住了中國文明的底線,延續至今。

作者許多有關中國文化的通行解釋,都循序進行了基於自家理解的評估。作者以“絕地天通”平衡了“天人合一”之說;以“認識優先”修正了“倫理本位”;提出了“儒楊互補”的命題,以補正以往的“儒道互補”之說;更以“內在而不超越”的判斷,乾脆否定了“內在超越”之說。這些帶有針對性的新穎提法,都一以貫之地來自他將儒學視作一種“有限理性主義”的基本判斷。

劉東教授,現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早歲師從李澤厚,曾先後任教於浙大、南大、中國社科院、北大,講學足跡遍及亞美歐澳各洲;除國學領域外,所治學科依次為美學、比較文學、國際漢學、政治哲學、教育學,晚近又進入藝術社會學;發表過著譯作品十七種;創辦並主持了“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人文與社會譯叢”及《中國學術》雜誌。

【目錄】

自序

一、寫作的承諾

二、無神的事業

三、可比的基礎

四、天邊的烏雲

五、發憤而忘憂

六、內在不超越

七、從生去看死

八、合一或隔絕

九、何以代宗教

十、儒教的生產

十一、獨到的優長

十二、獨特的風險

十三、孤獨的代價

十四、宗教與理學

十五、啟蒙與儒學

【自序】

到清華園來複建這個一度輝煌過的國學院,原本覺得最“不怎麼像”的,就要數自己主持的這個“王國維紀念講座”了。——人家王先生是什麼性格?那簡直是“望盡天下不幸”啊,而最終也就用他的“想不開”,去驗證了他生命中的確實“不幸”。

可我呢,卻鎮日裡都是樂呵呵的,就連埋頭寫完了一天的作,站起來伸一個大懶腰,哼著唱著想去找點兒甚麼吃的,坐在我隔壁的博士後們,也會情不自禁地議論上一句:“快樂教授啊”!

然而,風月寶鑑的另一面卻是:打從早年的那本處女作《西方的醜學》、到自己已在北大和清華都講過一遍、又剛剛交付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悲劇的文化解析》,再到眼下攤開在面前的這本新作,我卻往往表現出了相反的精神取向,總是盯緊了人生最可怕、最負面、最黑暗、最無常的東西,且還是別人最想閃避、最不願談的東西。

——或者在自己的潛意識裡,我是先要琢磨透了這些,先把它從心理上給克服了,先在論述中把它給降服了,才能有心勁兒再去做別的事情,才覺得自己可以安身立命了。

緊趕慢趕地做出來的這項研究,總標題為《先秦理性主義的遺產》,它將由三個內在相連、循序擴張的部分組成。而排在最前的這本《天邊有一塊烏雲:儒學與存在主義》,作為整套“三部曲”的上冊,則先是要在(無神論)存在主義的反襯下,潛回到創化儒家學說的原生場域中去。

——藉助於由此而建起的可比性,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樣能夠清晰地看到,儘管其結論和終局都大相徑庭,然則卻唯有薩特哲學或加繆文學的那個現代起點,反而才最為類似先秦儒者面臨的思想困境。

的確,也許有點兒出乎意料的是,一旦這種看似“古老”的儒學,被帶入了現代學術的對比語境中,它立馬就拂去了後世蒙上的種種塵埃,顯出了其跨越時空的超前性質。

——在由此打開的、更加寬闊的比較視野中,人們甚至可以醍醐灌頂地發現,孔子當年那些使人如坐春風的教誨,竟是源自對於生命有限的悲慟自省;而且,無論這種現世主義學說的天穹,看上去如何明亮、光潔、晴朗、蔚藍,可在它對於人生的理解邊界上,仍自潛伏著一塊看似不太起眼的烏雲,

——那幽深的暗斑代表著歷史的不確定,代表著人生的偶然與無常,代表著天命的莫測與殘酷。

而且,只要是忠實於孔子的未遭磨平的言說,而撇開後世的諸多混淆、強解與摻和,我們接著還會豁然開朗地繼續意識到,只有在充分警覺人生脆弱性的基礎上,才有資格來談論儒學的悅樂精神,也才能真正領略到所謂“夫子與點”的精義。

——也正因為這樣,我在本書中就既帶挑戰性、又帶嘗試性地提出,跟那般講濫了的凡俗之見不同,實際上,既清醒地意識到了“絕地天通”,又堅定地憧憬著“天人合一”,並去謀求雙方之見的相互支援、激發和限定,才完整地築就了中國文化的特徵與底色。

上述前提又決定了,孔子在預埋了這種心理苦痛的同時,也就為“軸心時代”之後的文明歷程,預留了接受嚴峻挑戰的心理空間。惟其如此,至少就我個人的理解來看,如果“悅樂精神”是代表著中國文化的高度,那麼“憂患意識”就代表著中國文明的底線。

——正因為有了前者,才使這個高度發展的古老文化,昇華成了世界性的燦爛文化;又正因為有了後者,才使這個文明的頑強氣運,艱難地賡續至今而綿綿不絕。

從這種思想判斷出發,我便對許多有關中國文化的通行解釋,也都沿著論述的展開而進行了獨出機杼的新解,以規避以往籠罩在“中國哲學”中的那種“比較的風險”,並增進中國與當今世界進行深度對話的可能。

比如,本書提出了“絕地天通”的起點,以平衡以往的“天人合一”之說;又提出了“認識優先”的原則,以修正以往的“倫理本位”之說;還提出了“儒楊互補”的命題,以替代以往的“儒道互補”之說;更以“內在而不超越”的否定判斷,拒絕了以西格中的“內在超越”之說……

緊接著此書的那本中冊,眼下暫且定名為《論儒楊互補》;而排在這套“三部曲”之末的下冊,則暫且定名為《孔子思想的西方回聲》。抱歉的是,儘管也早就寫出了它們的初稿,並且多次分別進行過相關的講演,但我在這裡還是不便詳細地對之分說,寧可保留一點兒閱讀的懸念。

唯獨可在這裡稍加申說的,只是它們要共同隸屬於“先秦理性主義”的範疇。——在我看來,也只有這一個、而非任何其他範疇,才屬於儒家“人生解決方案”的基準與淵藪。

也正因為如此看重,我才會依次從內核、外圍和域外三個層面,結合著各種歷史記載、人生經驗和學術評論,來綜合考察這種作為理性的價值系統。——事實上,如果中國文明還想對世界文明做出什麼貢獻,也只有指望這種既清醒、又自制的理性主義精神了。

還有,應在這裡預作坦承的是,即使已經打算這麼“兵分三路”了,我還是從一開始就意識到了個人的限制。

也就是說,在這些篇幅終究有限的著作中,卻要既體驗著對於生命大限的自省,又基於大規模的古今思想串講,和廣角度的中外文化對比,去針對源自先秦的儒家與楊朱,以及它們延伸到了現代生活中的豐富意義,乃至在域外傳播中的鏡像反映,來落實和發揮自己的學術直覺,並努力提出“撥亂反正”的見解,這對於一個生命有限的作者來說,幾乎就構成了不可能“完滿完成”的任務。

正因為這樣,自己早在發筆之初便已經清醒意識到,最怕的只是沒有收到建設性的商榷,而不是聽到了哪怕很激烈的批評。

不過,也正因為這是在“自我作古”,有一條就可以請大家放心,那就是無論自己運思得是對是錯,它總歸是由我本人“異想天開”的,也就是說,它們可能存在任何其他的毛病,就是不會去明知故犯、或欲蓋彌彰地“借用”別人。

只是話說回來,還是出於這種“文責自負”理由,越是進入了“後期寫作”的生命階段,我就越是想要來徵引自己。而且,似乎越是到了晚近的這個階段,這種並不符合“學界常規”的積習,也就越是難以對之進行遏制。

——其中主要的原因無非是,許多絞盡腦汁的學術話題,只要是被自己下力碰觸過了的,我都不會再輕易地予以放過,總會把該主題悄悄地發展下去,直到那些看似無關的思想線頭,能夠從各個方向被收攏過來,連接成疏而不漏的一整張網絡。

既然如此,一旦碰到自己克服過的話題,我也索性就“好話不說兩遍”了,以免雷同於那些沒出息的做法:倒是沒見某些人怎麼去抄襲別人,卻總見他們在無聊地拷貝自己。

學術生涯畢竟是很寶貴、也很短暫的,能用來寫作的時間並不很長,而自己積累的話題又如此廣泛,絕不能那樣去虛擲和浪費!所以,即使只從消極的角度來講,這樣做也是在暗地在希望,這種特殊的、同本人昔日作品之間的互文性,至少也可以作為具體的人生軌跡,記錄下一個堅持思考過幾十年的、活生生地喘息過的生命歷程;更不要說,再從積極的角度來講,這樣做更是在公開地希望:

那些再被援引過來的舊有段落,一旦被帶入到更上一層的構思中,也就可以在嶄新的語境與框架下,獲得它當初始料未及的額外意義。——而有意思的是,正是在這種“溫故而知新”的恆久過程中,思想才能體驗到那份峰迴路轉的驚喜,也才能帶著昔年的成果而步入新闢的進境。

說到這裡,又需要公正而誠懇地說明,如果再從另一種角度來看,那麼,纏繞在自己心中的很多想法,尤其是集中到這裡發揮的想法,由於師生之間的長久授受關係,又難免是接著業師李澤厚來講的,儘管有時候又是以商兌或駁議的形式。

——寫著寫著,我才幾乎是如夢方醒地省悟到:在本書中頻頻出現的那些對話情景,對於我們師生間的微妙關係,竟是一次非常典型的呈現:居然一忽兒覺得非常贊同,一忽兒又覺得不敢苟同,一忽兒覺得所見默契,一忽兒又覺得大相徑庭,一忽兒覺得惺惺相惜,一忽兒又覺得話不投機……實際上,早在很多年前的一次答問中,我就對自己跟老師之間的這種複雜關係,進行過下面這一番描述了:

其實太像老師了,也有太像的難處!一方面可以說,我在北大等了這麼久,就是在等下一個真能像我的,就像李老師當年招到我一樣。要是無論才情還是心性,都根本沒有相似之處,這個衣缽怎麼傳得下去?


然而,從我親身的複雜經歷來說,也很容易體會到李老師當時所面對的悖論:像他那樣一個性格突出的大才子,如果招不到像自己的學生,不免會自嘆知音難尋;可一旦招到了真像自己的學生,他就要面對一個同樣喜歡匠心獨運的性格,場面自然要生猛火爆起來,此中的五味瓶,豈是外人可以瞭解的!

而眼下,藉著這個難得的機會,我還要就此再來補充一句:儘管李老師對此未必就喜歡,但至少從身為學生的我看來,只有這種不無糾結的困難關係,才算是非比尋常的依戀形式,——是“思想者學生”對於“思想者老師”的、唯一可能具備起思想家風範的特殊依戀形式。

正因為這樣,當大家都表現出讚賞或敬畏時,身為學生的我卻並不隨聲附和,倒常去半開玩笑地唱唱反調,因為我覺得只有真刀真槍地討論,從而真正地進入到他的問題域,才是對這位思想家的真正尊重,同時也有助於保持自家頭腦的獨立。

然而,當大家多少都有點疏離他時,或者至少當他不再那麼如日中天時,反而是你這位學生卻依然覺得,他那些深入的辯談仍言猶在耳,因為當年跟他的那些切磋與比試,已然構成了你心智和生命的一部分。

——不待言,這更是因為你已自覺地意識到了,把他大膽挑明的那些學術話題,把他自由發揮出的那些待定假說,去充滿激情與想象地發展下去,乃至作為一個思想過站再傳遞下去,而不是任由似水流年的磨洗,只等嬰兒和洗澡水被一起倒掉,這才是對他最好的懷想、尊重與報答。

無論如何,儘管眼下從物理的距離來說,自己已跟李老師相隔遙遠了,可如果從心理的距離來說,自己卻是未曾須臾地離開過他,——至少這本不算起眼的小書,可以算自己心跡的一個明證。

劉東

2011年8月8日初稿於清華園立齋

2017年1月29日修訂於三亞灣雙臺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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