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部全书 痛失三部
由乾隆皇帝亲自钦定、纪晓岚主持、完成于乾隆时代（1773-1781）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集中国古籍之大成的一部丛书，这部卷帙浩繁的巨书共收录图书3461种，79309卷，荟萃清乾隆中期以前的历代主要典籍。历时8年完成的《四库全书》共抄了7部，分藏于北京的文渊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的文溯阁、河北承德避署山庄的文津阁以及杭州的文澜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
但是，清代以降，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战乱频仍，太平天国起义的战火烧掉了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的《四库全书》；而英法联军野蛮入京后的一把大火不但烧掉了圆明园，也烧掉了文源阁的《四库全书》。至此，7部珍藏仅留下4部，而北京文渊阁的藏书在国民党败退大陆时带到了台湾，现藏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沈阳文溯阁的藏书1966年运抵兰州，现藏于兰州；河北承德避署山庄文津阁本后运到北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丁氏兄弟 冒险救宝
1861年冬，太平军攻入杭州，杭城陷入战乱中，居民纷纷出逃。钱塘人丁申、丁丙兄弟此时避难杭州城西留下镇的西溪。1862年正月，丁申在街市购物时突然发现用于包装货物的包装纸竟全是《四库全书》的散页，顿时大惊失色，难道文澜阁的藏书已流落民间？丁申急检店主的包装纸堆，竟立刻拣出数十大册的《四库全书》！
丁氏兄弟出身书香门第，他家的藏书楼“八千卷楼”是清代著名的藏书楼。丁申回家马上与其兄商议对策。兄弟俩深知《四库全书》之于国家于民族的重要，眼见《四库全书》已从文澜阁流入街市，事态已极其严重。作为有血气有胆识的文化人，兄弟俩决心冒险抢救。他们旋即组织家人，待天黑后躲过太平军的岗哨，潜入西湖孤山脚下的文澜阁旁，但见文澜阁四周满地残籍，一片狼藉，《四库全书》已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兄弟俩指挥家人收集残籍，肩挑背负，运往西溪风木庵保护起来。
但是，丁氏兄弟很快发现，他们收集到的只是一部分，还有许多典籍已经流落街市，落入市民手中。如何将市民手中的典籍重新收集起来？苦思冥想，终得一策：雇人每日沿街收购书本、散纸。半年时间，丁氏兄弟从街市收购回阁书8689册。丁氏兄弟的努力使得1/3的《四库全书》得以劫后余生。
三代抄补 远胜原书
战乱稍平，丁氏兄弟查阅《四库全书》，发现这一典籍巳成残籍。如何弥补文化瑰宝残缺的遗憾？丁氐兄弟萌发了补齐这部典籍的念头。他们在浙江巡抚谭钟麟支持下，招募了100多人从事抄写。他们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乃至远涉长沙袁氏卧雪庐、南海孔氏三十三万卷楼等处搜觅精善之本进行抄写。此举共耗时11年，组织抄写26000余册。《四库全书》在编撰过程中编撰官员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机会将其收录补充，并将补抄后的《四库全书》归还文澜阁。
继丁氏兄弟之后，民同时代浙江省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继续了补抄工作，这就是所谓“乙卯补抄”。钱恂，湖州人，大学者，他接手此项工作才10个月，袁世凯便将其调到北京，担任大总统顾问和同民政府参议员，但他的这项工作并没有终止，他把抄写人员安置在北京家中，又从文渊阁借出《四库全书》供以补抄。
稍后，海宁的张宗祥又发起“癸亥补抄”。由于丁、钱、张等几位浙江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补齐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是7部藏书中最完整的一部。因此，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历史文献价值高于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是“四库学”研究的重要资源。
西迁万里 国宝无恙
20世纪30年代，《四库全书》又经历一场劫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1月，日军越过淞沪防线，杭州岌岌可危，《四库全书》又面临巨大的灾难。
危急关头，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毅然决定将大学西迁。中国高教史上声震世界的“文军西征”自此开始。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组织库书西迁，作为浙江省的最高学府，浙大领导深知《四库全书》的重要性。为防止日军抢夺这一文化瑰宝，浙大协助浙江省图书馆一起搬迁，《四库全书》被装成139箱，开始踏上艰难的征途。历时半年多，辗转5省，行程2500公里，1938年4月底，《四库全书》安全运抵贵阳，后又转运到重庆。
文澜阁《四库全书》历经沧桑，经浙江有识之士们的努力得以留存，这在中国以至世界藏书史上都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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