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都說“鄭州是火車拉來的城市”，那麼，火車當年是如何“拉來鄭州”的呢？
鄭州一直是靜止於大地上的鄭州，與其說是火車拉來了鄭州，不如說是火車給鄭州拉來了華麗轉身的理念和機會。
鐵路，給鄭州帶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助推其快速開始了從傳統農業小鎮向現代化商埠的轉型。
中國鐵路起步於國運飄搖的清朝末年，那時雖然是民族危機的舊時代，但鐵路作為先進的生產力，其在東方老大帝國的萌芽、發展無論如何都是中國社會進步的必然。鐵路不僅改變了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同樣也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改變了鄭州這座城市的內涵與面貌。
1906年4月1日（光緒三十二年），連接北京與漢口的全長1214．49公里的盧漢鐵路正式全線通車運行。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袁世凱共同驗收工程後，改盧漢鐵路為京漢鐵路。盛宣懷勘察蘆漢鐵路時，將鄭州站闢為甲等火車站。盧漢鐵路的全線貫通，打破了僅依賴於水道與驛道的傳統交通網絡格局，鄭州等城市從此邁入了火車時代，改變了鄭州在近代中國經濟版圖中的地位和格局。此後，自汴梁（今開封）至洛陽的汴洛鐵路作為盧漢鐵路的支線於1904年10月開工修建，以鄭縣車站為起點，分別向東西兩個方向施工，1909年12月竣工，全長183公里。幾經周折，這條鐵路最終演變為貫穿我國東中西多座城市的交通大動脈，即隴海鐵路。
歷史上的鄭州雖然擁有區位優勢、交通優勢，但長期是以傳統農業為主的內陸縣城，鄭州的真正興起，始於鐵路的興建和開通。鐵路是拉動鄭州崛起的主動力，使其迅速成為中原乃至華北地區重要的交通與商業中心。可以說，鄭州是典型的依託近代鐵路而興起的內陸交通樞紐。鐵路改變著鄭州的發展支柱、城市面貌和人口結構，主要表現為對城市形態，包括產業結構、社會結構、地域結構以及外部形態的巨大作用，奠定了今日鄭州的城市形態和發展格局。
火車拉來了鄭州交通樞紐的地位
直至清朝末年，鄭州的城市建設水平、城市規模始終是北方小縣城的水準，城區逼仄，“東西2華里，南北1.3華里，城牆高2丈8尺，周長6.6華里，城池的四角分別建有2層的閣樓，東西南北四門分別稱為賓陽門、西城門、阜民門和護城門”。京漢鐵路通車前夕，鄭州全城僅有房屋3萬餘間，城市人口規模也非常有限。
京漢、汴洛（隴海線前身）兩條鐵路相繼通車不久，鄭州就一躍成為中原乃至華北地區的交通樞紐，是全國農副土特產品等商業物質的重要集散地和交易中心，商業日漸繁榮，以至被當時的著名媒體《申報》譽為“華北大都會”，正可謂“汴省自鐵軌交達，風氣大開，商務、實業進步甚速”。
火車拉來了鄭州的現代新業態
依託新的運輸方式，鄭州的現代新業態依託貿易繁榮、工業發展、城市人口聚集而展開。鄭州鐵路樞紐的地位確立之後，全國著名金融機構、著名商號紛紛進入，汽車、電燈、郵政、電報、電話、報紙等現代業態相繼湧現並迅速壯大。
這一時期，鄭州商業所涉及的各個部門，多集中於火車站附近的大同路、福壽街、苑陵街、二馬路一帶，或設於鐵路沿線，初步形成了功能完善的商業區。鐵路通車後，城市商業經歷了由轉運業向工貿業轉型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前者是傳統商業的擴張與發展，後者則是新式機器加工業向商業領域的延伸(或者是前者向機器加工業的轉型)，其在城市經濟中的滲入程度完全是質的區分。隨著轉運業完成轉型，商業區進一步拓展，與交通社區連接在一起而形成了以商品貿易為導向的新市街，鄭州由此從初級的商品轉口型城市逐漸向部門相對多樣的工商業綜合性城市轉型。同時伴隨馬路的修建和公共設施的整治，把火車站、新街區和老城有機地融合為一個整體，也使得鐵路交通的功能自然延伸，滲透到鄭州城市的每個區域和經濟層級，由此實現火車站與新老城區的耦合，體現了鄭州依託鐵路與火車站形成城市新框架的鮮明特點。
平漢鐵路的築通，使鄭州居“河南最關衝要之處”“往來客商絡繹不絕”，交通區位日益彰顯。河南巡撫陳夔龍預見到鐵路將給鄭州帶來巨大商機，遂奏請清廷，申請將鄭州闢為商埠。1908年10月，開埠奏摺獲得清政府核准，鄭州遂自行開放。
商埠的開闢，促進了鄭州老城以西道路的增設，聯結火車站的馬路漸次施工，城市道路的封閉式坊里布局被打破，開始出現坊市融合的商業性街道。由鄭州老城通往火車站的第一條大馬路為過渡式路面，這條新式街道被命名為“馬路大街”。由於當時清政府已是風雨飄搖，無暇顧及鄭州商埠建設，主要靠地方政府和社會籌資在火車站附近進行市政建設，“從老城區向火車站方向開闢街道；沿火車站的馬路向南北方向發展；德化街、天中裡、朝陽街、興隆街向東發展;西大街、苑陵街向火車站延伸，並陸續建立了郵政、電訊、電話、電燈照明設施以及整修道路等，初步形成了火車站附近的繁華商業區”。老城西門外“凡二里有奇”，與火車站之間的連接地帶，“在光緒30年間尚屬一青蔥無際之田園”，今已成為“市況活潑之地，道路寬闊，工廠、旅館及雜貨店、棉花批發搬運店等大的店鋪多集中在這一帶。來自天津、漢口的商戶多居新街區，商鋪的建築格局大致相仿，最繁華地帶是由火車站向東延伸的大馬路及與之交叉的大同路、德化街、福壽街。至1920年，火車站以東至老城以西2.5公里地區內，已建成街道縱橫、商店林立的新市街，火車站和商埠區一躍而成為中原地區的繁華市場。德化街、福壽街、興隆街、錢塘裡、東西敦睦裡等縱橫交錯，為鄭州商業之中心，前商埠地帶也。鄭州新市街的形成，多與交通及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如銀行街就是其中之一。銀行街在清末時名為西敦睦裡，是因循鐵路築通而在靠近火車站區域開闢的一條新馬路，屬商業繁盛之地，亦是金融機構擇址的絕佳地段。
從火車站停車場到老城西門分佈著各類商鋪，其中外國輸出入商品的代理店主要有長髮祥絨呢洋布莊、永餘恆洋貨鋪、大有豐洋貨莊、慎玉號洋貨莊、豫立成棉行等。在新城區建有大金臺旅社、五洲賓館、華安飯店等大小旅店數十家，其中華陽春為4層樓房，是鄭州第一座使用電梯的樓房。中國國貨公司在大同路建有兩層營業樓，時貨商店以及飲食、中西大藥房、銀行、書局等設立於街道兩旁，二層、三層的閣樓式房屋沿街而建。鄭州新城區基本上沿鐵路與車站向外呈蚌狀擴展，即城市高度和商務空間密集度從車站附近向外次第降低，這是鐵路交通型城市早期擴張的一個顯著特徵，與港口交通型城市早期的沿河(海)帶狀分佈存在顯著差異。
火車拉來了現代鄭州的城市規模
因鐵路拉動，鄭州的城市規模快速提升，工商業的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刺激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聚集，從而促進城市發展。鄭州快速崛起，又進一步吸引周邊破產農民進城，為其發展提供了勞動力的保障。鐵路不僅使城市人口規模擴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城市的人口結構，非農業人口的比重是判定城市化的重要標準，非農業人口對鄭州大城市的形成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鐵路時代的鄭州，城市發展逐漸擺脫了傳統機制的制約，火車站區域遂取代傳統的驛站及官府衙門駐地而成為新的城市生活中心，城市成長的軌跡由此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鐵路對鄭州社會結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人口的快速集聚和工人組織的建立。
鐵路通車10餘年間，鄭州風氣大開，商業氣息漸濃，已是“百貨駢臻，相形度勢，實為汴洛間一大都會，商業地位日趨重要，設立商埠的時空條件已經成熟。1920年，河南省議會通過決議擬將鄭州開闢為商埠，併成立“鄭州商埠督辦公署”，負責老城以西商業區的市政建設。1922年3月，北京政府國務會議正式決定將鄭州闢為商埠。鄭州商埠區是以新市街為基礎、依託鐵路而劃定的，“在縣西門外3裡，車站附近，商埠範圍所佔南北約20餘里，東西5裡”，大體與鐵路線平行，呈狹長帶狀分佈，地理方位為平漢鐵路以東、老城以西地帶，由舊縣城向火車站聚集。
1927年，時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馮玉祥力推“建設新河南”“建設新鄭州”運動，新建或整修了一馬路、二馬路、三馬路、大同路、德化街、福壽街、敦睦路、南川路、喬家門、菜市街、操場街、西關大街等12條道路，以及其它市政設施，鄭州的城市面貌為之一新。此時市政建設是在城市整體規劃佈局和工程勘測設計的基礎上進行的，注重道路排水與行車交通等綜合功能開發。聯結車站與老城區的馬路成為新城區的生長軸，老城和鐵路之間的區域逐漸被不斷湧現的商鋪、工廠所填充，其成長路徑與以官府為中心、城牆為邊界的老城區截然不同。新市街以近代馬路及通行其上的人流與物流所建立的商業空間為核心，呈放射狀向周邊擴展延伸，形成不太規則的網格狀結構。在火車站和鐵路交通的帶動作用下，商埠區、新市街與老城區呈現不同的發展態勢。儘管鄭州的新市街有所發展，但是其經濟和人口密集度遠未達到飽和狀態，車站帶來的人流和物流尚未能對老城區經濟結構產生顯著影響。此時老城面貌依然沒有大的改觀，新老城區景象完全不同。
在1920年代中期以前，鄭州市區的擴展主要是在平漢鐵路以東區域，即火車站與老城西關之間的新市街，呈現沿平漢鐵路右側帶狀分佈的態勢。此後，鄭州的城市框架開始跨越平漢鐵路向西發展，建立了新的工業區和市民生活區。
從1930年代初期鄭州各機構(含派駐機構)在城市中的位置分佈狀況來看，傳統意義上的市政黨務機關，如縣政府、縣黨部、保安司令部、地方法院、教育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等等，分別位於城內中山北街、弓背街、法院街、磨盤街等處，幾乎全部在老城之內或老城與新市街相接處，老城依然是傳統意義上的行政中心所在地。而一些新興部門如郵政局、電報局、電話局、交通部無線電臺等，則分別位於車站下沿、錢塘裡、苑陵街、興隆街等車站附近區域，系新的商業中心所在地。與鐵路相關的各部門，如隴海鐵路管理局、平漢鐵路鄭州辦事處、平漢鐵路車務第二總段和隴海鐵路特別黨部等，分別位於車站南頭、一馬路、車站和操場街等鐵路沿線區域和鐵路站點。加之商埠區的形成，表明鄭州城市建設依託鐵路形成了新的功能分區，它改變了鄭州以官府衙門和寺廟為重心的傳統城市佈局，火車站附近區域逐漸形成了以商品經濟活動為主要內容的新城市中心。
火車拉來了鄭州思維的現代化轉型
鐵路所帶來大量信息、商品和人口的湧入，衝擊著鄭州人的感官與傳統生活方式，打破了它與外界封閉隔絕的狀態，在空前的對外聯繫與交往中，其思想觀念和現實世界在時空轉換中悄然發生變化，城市的空間得以拓展，城市空間結構變容，外在景觀發生巨大變化，城市功能亦隨之轉換，交通功能得以彰顯。
鄭州作為近代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個典型類型——交通功能型城市，因鐵路而興的特點尤其突出。清末民初，鄭州依託火車站在車站與老城區之間形成新市街，改變了原有的城市空間結構。
火車站是近代鄭州人員、物資、信息等要素交流、交換的重要場所，設南北兩站。民國時期的鄭州車站一般指南站，系平漢鐵路鄭州車站，始建於1904年3月。汴洛鐵路未另建車站，兩路共用一座車站。車站佔地約20000坪，站內共4條鐵道，東邊兩條線為平漢鐵路使用，西邊兩條線為隴海鐵路使用。
為方便旅客出行和換乘需要，鄭州火車站於1911年2月建成人行天橋，這是平漢鐵路的第一座旅客天橋。
1913年，汴洛鐵路併入隴海鐵路，另設隴海線鄭州站，位於平漢線鄭州車站西北側，兩站實行按線分站管理。平漢、隴海鐵路分屬平漢鐵路管理局和隴海鐵路管理局，故兩路的鄭州站互不隸屬，各自為政，客貨運輸需要辦理換乘和過軌手續，貨物過軌收費，使得鐵路行車運輸效率大為降低。因兩路鄭州站的站線短小，設備簡陋，作業重複，佈局不甚合理，管理不統一，給旅客出行帶來不便，貨物運輸亦受影響。1927年6月，隴海鐵路管理局籌建鄭州北站，與鄭州火車站相距2裡餘，在老城的西北方向。次年12月，該局在平漢鐵路鄭州站對面修建票房、站臺，專售客票，並將平漢車站的天橋展至新站前面，是為南站，而裝卸貨物、停放車輛均在北站，併兼售客貨票。隨著隴海鐵路向西展築，運輸日漸發達。平漢鐵路鄭州站位於現在鄭州火車站的到發線處，1930年代初期有到發線5股，調車線3股，共8個股道；隴海鐵路鄭州站位於現在鄭州火車站的車輛南段客車整備線處，有發車線3股，調車線4股，共計7個股道。與1920年前後相比，此時鄭州站的鐵路股道、站臺等相應配套設施明顯有較大幅度拓展。
因平漢、隴海鐵路在鄭州平面交叉，對行車調度產生很大的干擾。1936年，隴海鐵路管理局在車站南端修建了與平漢鐵路立交的飛線——隴海高線，避免了與平漢鐵路南北行駛列車之間的相互干擾。
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歷史機遇的特別垂愛，尤其是幾代鄭州兒女篳路藍縷、開拓創新，幾十年來，鄭州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版圖中綜合性交通樞紐的地位被不斷強化和提升。進入新的歷史時期，隨著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航空港區的全面興建，鄭州又一次弄潮歷史，崛起為國家中心城市，正在快速成長為全球貿易的重要一環。伴隨中原經濟區、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上升為國家戰略，《中原城市群發展規劃》獲國務院批覆，今日鄭州不僅是是國家南來北往、東引西連的重要門戶，同時也是中國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國的重要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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