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培國
韓勇
1946年生人，淄博油漆廠退休（退休前任廠工會副主席兼職工教育辦公室主任）。淄博一中六六屆高中畢業生，1986年業大大專畢業。業餘愛好象棋，目前是博山區棋牌運動協會副秘書長兼裁判委員會主任（官方）、博山區象棋聯合會主席、顏山棋社社長、國家二級象棋裁判（區比賽任裁判長）。
讀了吉祥兄的《那年，那人，那事》一文，頗受啟發，動了念頭也想寫點酒店的那年，那人，那事。
我的老爺爺——韓蔭長，1948年前是博山縣參議員，博山商會幹事，博山農會會長，淄博一中第二任校長（前身博山顏山中學），博山慈善機構萬字會股董，老國民黨員。這在幾年前出版的博山區志上有記載。老爺爺兄弟兩個，兄長經營稅務街德成油店；老爺爺是老二，掌管稅務街德成永酒店，並且在政府部門任職。因為老爺爺的兩個兒子都英年早逝，德永成酒店的實際經營全依靠他的兩個孫子：我大爺（即大伯）和我父親兄弟倆管著。
顏山中學第二任校長、十七世韓蔭長
1 那年
我年輕的時候，聽母親對我講：“咱家被鬥那年（指1948年博山解放，從政的韓蔭長被作為鬥爭對象抄沒家產，掃地出門），來了一些帶槍的，先把你老爺爺帶走了。時間不長又來了更多帶槍的把全家老小全部趕到稅務街小學的大教室裡。”當時母親抱著兩歲的我，領著五歲的姐姐；我大娘（即大伯母）抱著兩歲的兒子(比我小二十天)，九歲的大女兒領著三歲的二女兒；我三嬸抱著不滿三歲的女兒(我三叔雖然上學，但已結婚)；我四奶奶(即韓蔭長的二兒媳，按了酒店油店大排行，單論酒店這邊應該是二奶奶)由兩個未出嫁的女兒扶著，以及我老奶奶(即韓蔭長的老伴)一眾全部被關在稅務街小學的大教室裡，門口有持槍站崗的。離開家的時候，命令都不許鎖門。教室裡鋪著大葦蓆，累了可以席地而坐，學校有廁所，可以上廁所，到飯點，對教室裡發話：有親戚朋友的可以叫小孩通知給送飯來，大人不能去。母親就叫當時只有五歲的姐姐到我二姨家(母親的親姐姐，在太尉廟後，我姐姐能記住路)，進二姨家開口就說俺家被鬥了，全家關在稅務街小學，俺娘讓報信送飯去，要多送點。二姨家是大戶人家，常年有攤煎餅供全家，於是二姨挎個籃子，放上足夠煎餅，從鹹菜缸撈上紅蘿蔔鹹菜，還滾（即煮）了一罐“啥哈”（即粥），由當時已是十三歲的表姐提著，三人將飯送到稅務街小學，老小吃著真是香啊。之後再送飯，就豐盛了，有好幾個菜，還有肉。
在韓蔭長家眷被關押期間，抄沒家產的行動緊張進行著，查封了酒店整個營業房，後成為交通銀行所在地(連門面房加內院，共12自然間)；查封了王家後門韓蔭長住的大院（北面是二層樓，上下共6間由韓萌長夫婦住，南面三間我們家住，大娘家和三嬸家各住三間），此院共15自然間，大門坐北朝南，內有通道通往北院，此院後成為糧食局倉庫；查封了北院的兩個院落（內有造酒房）。抄沒浮財，包括大件傢俱，母親說她的嫁妝琴板羅漢床、方桌條山幾、太師椅，全被抄走，分給了窮人。關押期間，蚊子多，小孩哭鬧，看守人員心好買來草繩點上，放在教室門口驅蚊。
當時家裡的男人們沒有碰上這掃地出門的場景，是因為：當時我大爺我父親、酒店夥計李壽昌出差在濟南，我三叔、五叔、六叔上大學還在學校（我四叔四嬸英年早逝沒有孩子）。韓蔭長的長子有四個兒子，排行大爺、父親、三叔、五叔，次子有兩個女兒兩個兒子，排行四叔、六叔。韓蔭長兩個兒子都英年早逝，我奶奶（即韓蔭長大兒媳）也去世挺早。
關押兩天後，老小終於回家，但原來的家回不去了，只留給韓蔭長全家十間屋居住，十間屋內也是家徒四壁，只有基本生存的簡單傢俱。簡單說一下留下的房子。稅務街韓家衚衕有兩個大門：第一個大門坐北朝南，內有兩個院子，屬油店房產，韓蔭長兄長不從政，沒有被鬥，房產保留。第二個大門坐東朝西，正衝衚衕口，進門有影背牆，左首拱門，進拱門對面三間北屋和右首兩間東屋是留給韓蔭長家住的，西邊有兩間海青（即草屋）是油店房產，這是前院。後院，三間北屋的山牆與三間東屋的北里間中間有一米半的距離，是前院通後院的通道。後院有三間東屋帶掛耳是油店房產，三間南屋帶掛耳（後稱小南屋）也是油店房產，三間北屋（以此自然分成前後院的建築）後牆朝前院，與另兩間北屋合夥山，合夥山處壘有一段牆，對面南屋與耳屋合夥山處也壘有一段牆，兩段牆中間留有一門，恰使兩間北屋與小南屋之間形成一個小套院，套院面積即是南北屋距離乘以小南屋長度。小套院西面是後成為交通銀行辦公室的後牆，辦公室山牆與北屋裡間相距一米半，這塊去處是北屋的地爐（冬天燒地爐取暖），跨過地爐就能進入營業房大院。這五間北屋也是留給韓萌長家住的。
十間屋的居住分配，前院兩間東屋我老爺爺和老奶奶住，三間北屋我們一家四口加上四奶奶的兩個未出嫁女兒一起住，後院三間北屋我三嬸一家和四奶奶一起住，小套院兩間北屋我大爺一家五口居住。後來我三叔大學畢業分配到南定501廠職工子弟中學當老師教物理，學校給分了房子，我三嬸就搬走了，改由四奶奶和她兩個未出嫁女兒住在一起。
掃地出門後，過了一段時間，又對博山的階級敵人進行專政，集中在稅務街小學召開審批大會。當時沒有公檢法程序，主持人喊一個階級敵人，就問一次下邊群眾怎麼處理？下邊喊“槍斃！”於是就架出去斃了。據說當時大地主孫寶森問了行刑人一句話：“我究竟犯了什麼罪？”回答：“剝削農民就是死罪。”孫寶森被就處死了。當把我老爺爺揪到臺上剛要發問，突然一幫稅務街上的赤貧無產階級共七八個人（母親和我說的名字至今還能記起，有稅南高麻子、稅北薛好三、劉家蘭等），大部分光著膀子衝進去，高麻子背起我老爺爺，左右兩個人保護，其餘人斷後，喊著“誰不要命，誰就上!”當時主持人和幾個拿槍的都嚇住了，哪敢拼命，任由這幫無產階級“劫”了法場，把老爺爺安全送回家。這些無產階級是新政權的依靠對象，之後風平浪靜沒有找他們的麻煩。這幫人，講義氣，天不怕地不怕，認定韓萌長是好人。他們常年受到老爺爺的接濟照顧，到酒店賒酒，打多少也行，記賬，年底老爺爺簽字免賬，一分錢不收。有時打上酒後，光和夥計說話不走，老爺爺會意，馬上通知賬房給他們幾塊大洋，千恩萬謝後走了。冬天無棉衣棉鞋，老爺爺寫張條子，他們拿著條子就到萬字會領棉衣棉鞋。老爺爺善行有報，這幫人感恩報恩，於是有了劫法場，後人皆知的壯舉。
今天我要感恩當年高、薛、劉等爺爺們的大恩，永遠感念這個聖天大恩!一年後老爺爺病逝，屬正常死亡。
2 那人
人物一、老奶奶
博山人說的“老奶奶”即文化人稱的曾祖母。我老奶奶名叫王長年，是我老爺爺的第二任妻子，老爺爺第一任妻子病逝後，續玄娶了博山大街南頭王家的老姑娘王長年，老奶奶嫁入韓府時已經30歲，算得上老姑娘。至老爺爺被掃地出門前，老奶奶也享了一些福，住寬敞的二層樓六間房，房內大漆傢俱一應俱全，有三房孫媳伺候著，儼然如《紅樓夢》中的賈母。老奶奶一直沒開懷生過孩子，1948年韓家被批鬥後，搬進了韓家衚衕的兩間東屋，陪老爺爺度過了最後的一年半時光，作為妻子盡職盡責。
大約1950年底或1951年初，國家根據政策，發還給韓家原酒店營業房院落，共12自然間，交通銀行繼續佔用，但需付給韓家房租，交給老奶奶一個小本本，寫有王長年名字，老奶奶按月到交通銀行領取房租。在這裡多說一點，房租好像是40多塊錢，那時父親已在淄川鍛壓機廠（初稱崑崙鐵業社）當會計，屬國家幹部，掙工資。四奶奶的女兒兒子也有工作，有工資，足以養活四奶奶。唯獨大爺最後工作是在大喬村農業社幹會計，人也到了大喬村農業戶口，掙工分，他家人口較多，相比較困難。於是在父親提議下，老奶奶也同意，每月從40多塊的房租裡，拿出十元錢給大爺家，其他兄弟們都不要。她一個人30多塊錢的生活費，在當時還是挺寬裕的，所以從我記事，老奶奶每年春節給我和大娘家的弟弟小哥倆每人兩毛錢壓歲錢，當時兩毛錢能買好多火鞭（即鞭炮）。
後來，交通銀行遷址，政府又安排五金交電倉庫繼續租用韓家的這個院落，付給韓家房租，再後來，就有生產資料站租用。記得生資站給老奶奶用作領取房租的小本本是綠色精裝本皮，大小比今天的兩個身份證面積稍大，上面仍填寫王長年的名字，租金沒變。
1966年文革開始，8月某天，突然，家裡來了村上的好多紅衛兵，高呼著打倒資本家地主婆王長年，前來揪鬥老奶奶，讓老奶奶站到院子裡接受批鬥，一個古稀文盲老太太，與世無爭，怎麼就成了批鬥打倒對象？遭批鬥老奶奶無抱怨，怎麼鬥也行，更嚴重的事隨即發生，有紅衛兵說，她屋裡肯定埋有金銀財寶，於是，不一會就有紅衛兵拿來工具，東屋裡間是地炕，不會埋東西，外間是實地，“肯定有金銀”，於是紅衛兵起開窯積（即地磚），在外間刨了一個挺深的坑，沒有發現金銀財寶，也批鬥完了，紅衛兵們在老奶奶門上貼上封條，揚長而去。這是白天發生的事，到了晚上老奶奶得睡覺，於是從窗戶爬進屋睡覺，天亮又從窗戶爬出來做飯吃飯，老奶奶雖是小腳，身材卻高大微胖，七十歲了還挺壯實。對於老奶奶的爬進爬出，西屋鄰居王大嫂看不下去了，找了村上，村主任孫英蘭怒批了紅衛兵胡鬧，派人來把封條撕了，對於屋裡的亂象，父親又花錢找人填上坑，鋪上窯積，整理好。老奶奶忍受紅衛兵的批鬥，爬進爬出好幾天沒有抱怨，頑強地活下去的精神，讓我淚奔，心中油然生出敬佩之情——老奶奶，好樣的！
紅衛兵批鬥老奶奶的時候，把她領取房租的小本本也搜去了，沒有了小本本就沒有了老奶奶的生活來源，總得讓她活下去，父親找上大爺、六嬸（六叔住廠不在家），又叫上後院東屋油店的小叔韓其侗（作中人），請上村上孫英蘭主任、居民小組長喬大娘，共同簽了一個協議書，村主任提議老奶奶的三個孫子，父親每月出三塊五，六叔出三塊五，大爺出三塊，湊十塊錢（當時的最低生活標準）交給老奶奶作為生活費，事情就這麼定下來了。當時，三叔已是貴州省貴陽市有色金屬研究院的總工程師，一來離的遠，二來對家事也恐避之不及，父親就沒有找三叔；五叔已是石油部基建局總工程師及黨組副書記，五叔憨厚，父親找了他，五叔表示每年三個節日，端午節給奶奶寄三十元、中秋節給奶奶寄三十元、春節給奶奶寄四十元，每年孝敬奶奶100元。在孫英蘭主任的約束下，村上的打砸搶紅衛兵沒再來找老奶奶的麻煩，從每月30多元降到每月10元的最低生活費，老奶奶得逐漸適應，全韓家衚衕一塊電錶，電費收費是按燈泡瓦數，老奶奶為了節約電費，把原來的25瓦燈泡換成了10瓦，亮度比點蠟燭稍好點，鹹菜多醃點，炒菜量少點，買菜低檔點，吃飯簡單點，好在老奶奶壯實無病，就這麼頑強的、默默無聞的活下去。
出殯這天，我招呼了五個同學來幫忙(李棟基、徐大成、王濟仁、徐健、喬秀山)，韓家人有韓明祥、韓霞祥、韓克剛、於新民(我二姑的兒子)和我，在油店三哥韓雯祥的指揮下——三哥有主持紅白公事的特長，幾個同學拉著放著棺材的地排車，我大爺打著一個白幡，父親排後，我們跟著，出街口大爺和父親就回去了，那些女眷哭著送出衚衕口，也回去了，三哥領著我們一行十幾人直奔秋谷嶺。
這裡插上一段，韓家墓林在叩家莊，早已平掉成為耕地，那時還沒有公墓，在秋谷工具廠幹技術員的油店靄祥哥提供信息說，秋谷嶺上有一片很大的草地，很多人出殯都在這裡埋，也形成了許多小墳頭，政府不管，於是我們決定將老奶奶埋在這裡。剛下過雪的秋谷嶺，上坡很滑，靄祥哥拿來了幾把掀鎬，眾人邊開路邊上坡，前拉後推終於到達嶺上的平地。呀！真是一片大草地，確有不少墳頭，儼如亂葬崗，我們找了一處向陽地，旁邊有棵樹，是個好辨認的地方。開始挖墳，地凍得不深，大約一公分，往下就是土，而且是可塑性強的燒土，大家輪番上陣，不一會墳便挖好，比用磚壘的還要好，大家小心翼翼地把棺材放入，白幡不敢燒怕引起火災，就放到棺材上，隨後填土埋上了，還堆成一個像樣的墳頭，三哥再一次讓我們選參照物記住這個位置。
老奶奶去世時的年齡是74歲，老奶奶上半輩子享了些福，下半輩子受了些磨難，無論享福和受苦，她都執著於人求生的本能，頑強地活下去，亳無抱怨。我記憶中，老奶奶從未生過病，直到去世也沒拖累後輩們。
故園印象圖 韓吉祥繪製
關於老奶奶即寫到這裡，本該結束但還有幾個有必要記錄事情，免得許久後落入塵封的歷史。老奶奶住的兩間東屋是政府留給韓家的住房，有後來寫有王長年名字的交房產稅發票為證，老奶奶去世後，兩間東屋被居委會收去做辦公室，出殯幾天後村上就派人來粉刷牆壁，整理衛生，並搬來了辦公桌椅。兩間屋的辦公室面積小了點，於是幾個月後，村上又安排衚衕對面雲家(雲家資的嫂子和侄女)一家三口來住，我叫雲家資的嫂子云大娘，她兩個女兒雲會琴、雲會珠。原委是村上選中了雲家的間東屋帶一間掛耳的房子，後牆朝街，在後牆上開門開窗，前面堵住，就成了辦公室，四間總比兩間大，而且門朝街面總比在衚衕院子裡方便，雲家成份也不好，雲家資還是戴帽四類分子，故接受了村上的安排。大約1973年國家有文件，凡文革中佔用的老百姓住房的應全部無條件退還，於是雲家搬回了原來的住房。兩間東屋又騰出來。這時我六叔全家已搬到（淄博）張店電機廠宿舍，四奶奶的後院三間北屋也由六嬸叫她孃家姐姐來住了。北京五叔主張兩間東屋由大哥二哥分，於是大爺和父親在後院小叔的主持下抓鬮，父親分得小東屋南間，大爺分得北間，屋內居中壘上牆至房梁便成了兩個單間，北間原來有門窗馬上就能住，南間需把原來的前窗改成門保留山牆上的大窗才能住。我1974年在這間面積只有3乘2.8平方米的南間小房結的婚，大爺家的同祥弟1976年在他那間3乘2.8平方米的北間房子結的婚，房子隔音效果不好還有不少令人捧腹的笑話一筆帶過。
另一件事情是，當時政府根據國家政策返還了1948年沒收韓蔭長大部分房產中的原酒店營業房共12自然間，經歷由交通銀行到五金交電倉庫，再到生產資料公司的使用方，一直給韓家付房租，到1966年8月紅衛兵搜去了王長年領取房租的小本本，從1966年9月份生產資料公司就沒再給韓家付房租。到1991年稅務街拆除前，是博山區物資局佔用，生產資料公司與物資局的轉換交接不知情，按理物資局也應如前部門機構一樣給韓家房租，雖然後來撥亂反正，但由於種種原因韓家一直沒有追尋12自然間的歸屬問題。政府返還給韓家的酒店營業房，似乎認可歷史上德成永酒店在稅務街上的存在，房屋產權歸韓家也是定論。從1966年9月至1991年稅務街拆除，12自然間的房租，以及1991年政府拆除房屋的補助，就成為家族變遷的歷史之問了。偶有閒暇，或略想下60年代的40元價值在21世紀的價值幾何？生活就這樣過來了！
人物二、李久木
李久木對於韓家是個重要人物。他原是邊遠山區農村的，父母早亡，有一姐姐。一次偶然的機遇，一天我老爺爺在稅務街上碰到了要飯的李久木，小夥子老實的面相，長得還精神，老爺爺是個行好的人，就收留了他，安排他在酒店裡幹雜工，與酒店夥計們住一起，日常打掃各院衛生，幫酒大工(做酒師父)打下手，搬搬運運，那時我第一個老奶奶（即韓蔭長原配）還在。
一晃若干年過去了，期間李久木跟酒大工學會了喝酒、抽菸，酒店是管所有工人夥計吃飯的，所以他工錢足夠花，酒隨便喝，吃飯不用愁，就是買點菸。中年的李久木，老爺爺操心安排了兩間屋，給他娶了一房媳婦，但沒多久，媳婦跑了，李久木又和酒店夥計住在起了。原來是李久木學上了推牌九(即賭搏)，有空就隨酒大工們去玩，把每月的工錢全輸了，媳婦說他也不聽，把人家氣走了，之後碰上老爺爺就說往後別給他找媳婦了，他過慣了自由自在的生活，老爺爺就隨他了。再之後李久木就是酒店幹活吃飯，得空玩推牌九，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什麼也沒攢下。1948年博山解放，老爺爺被掃地出門，酒店沒收(歸公關門)，一夜之間，酒店所有的工人夥計都失去了飯碗，有的回老家種地，有的自謀生路，人是全部撤了。只有李久木向政府表示：老掌櫃(對老爺爺的稱呼)對他有恩，他說啥也不離開老掌櫃，在這種情況下老爺爺向政府提議，讓李久木住三間北屋掛耳的廚房。原來留給韓家住的三間北屋有一掛耳房，一直用作酒店的廚房，由廚師做飯，有一長年攤煎餅的尹大娘，韓家被批鬥，尹大娘就回農村老家了，耳房也失去了廚房的功能。讓李久木住耳房，政府認為也合適，於是年已半百的李久木就在耳房住下了，而且一住30年。
酒店關門，李久木就沒有了工資收入，作為酒店的長工，政府自然認為他是受剝削的，應該得到政府關心，於是給他安排了掃街的工作，每天清晨掃稅北半條街，工資由稅北村每戶每月兩毛錢，經村上收齊交給李久木。年雖半百的李久木身體還壯實，這個工作能勝任，村上交給李久木的掃街錢大約十幾塊錢，後來村上又給他辦了五保戶，每月又增加了五保戶補助的四塊錢，加在一起日子還能過得去。
1948年老爺爺被掃地出門，大約1950年老爺爺病逝，老奶奶陪老爺爺度過了一年半的最後時光，之後老奶奶及孫媳各家就單獨生活了。簡單說一下各家的廚房使用情況。李久木住的耳房與老奶奶住的兩間東屋北山牆有一段1.5米寬的通道，通往東屋後面另兩個抄沒歸公的院落，歸公後政府就在耳房山牆到東屋北山牆壘了一堵牆，使耳房與東屋之間形成一塊空地，李久木便在靠近耳房的窗下砌了一個小爐灶，上面有個小雨搭，夏天做飯，冬天在耳房內盤一個磚灶，連取暖帶做飯。靠裡面的空地是我家用來盛煤炭的；老奶奶一個人過，她的東屋外間挺空的，她的炭就堆在外間的後牆角。李久木像多年前一樣樂意給“東家”幹活，幫老奶奶買來炭整理好；老奶奶的外間有個水甕，李久木也管著老奶奶的用水。原來酒店營業房有眼水井，酒大工踩曲的院子裡有眼水井，過去都是喝井水，老爺爺被鬥後家裡沒有井了，就到衚衕對面有井的喬家去擔水。作為回報老奶奶管著李久木常年用煤，他還幫老奶奶揣搭火（即一種煤炭和燒土的攪拌混合物），當時家家都燒搭火。老奶奶兩間東屋的南山牆與後院三間東屋的北山牆中間有一段三米的距離，是這兩處東屋的地爐所處的位置。兩個地爐之間有段中牆分開，老奶奶單獨過不燒地爐，冬天取暖用小鐵爐，因此地爐不用也就填上了，後院小叔家的地爐繼續用著。填上地爐的這塊空地就用來做了土場(博山人把盛炭的地方叫炭場，盛燒土的地方叫土場)，供我們家、老奶奶、李久木三家用。那時燒土很便宜，五毛錢就買一獨輪車，足有500斤，賣家還把土推進來整理好，燒土基本由我母親置辦。
稅務街韓氏族譜
再說說老奶奶和我們家的廚房。我們前院迎北牆後面有塊空地，利用迎北牆後牆和後院三間北屋東間的後牆為基礎，再壘上一道磚牆，加個上蓋，就成了一個三面有牆上有棚頂的廚房。廚房靠裡邊我家壘了一個能攤煎餅的大爐灶，靠門口壘了一個較小的爐灶供老奶奶做飯用，灶邊都有搭火窩。後院三間東屋的掛耳房是廚房，由油店小叔家和五大娘家合用。大爺家和四奶奶家的廚房就建在兩間北屋和三間北屋合山牆的朝東處，蓋了一個小廚房，也是一個能攤煎餅的大灶我大爺家用，一個小灶四奶奶家用，都有搭火窩。四奶奶家在廚房的南側壘了一個土場，炭場就在三間北屋的東間窗下；大爺的土場炭場都在他們的小套院內。
王大哥沒透露李久木的死因原委，韓家人也就不敢多問什麼。李久木出殯後的第二天，王大哥家叫來幾個幫工，拆除了李久木的內外爐灶，拆除了李久木睡了30年的土炕，把李久木那點簡單的傢俱和被褥或扔了、或送人。出殯後的第三天，他們就把小耳房粉刷一新，換上了新門和玻璃新窗。
我到李久木耳房的次數很多。李大爺在土炕上鋪著大葦蓆，席下鋪著乾草，土炕很寬，占房間的五分之二，長度就是耳房寬度2.5米，除了睡覺炕裡面還能放些東西.屋內有張破桌，可能是原來廚師用來放菜的；有個舊方凳，可能是尹大娘攤煎餅坐的；有個跟了李久木30年的舊木箱，可能是放衣服用的；窗戶糊的是毛頭紙。每次母親派我給李大爺送吃的，如水餃、酥魚鍋、豆豉、炒鹹菜等，都看到李大爺耳屋裡的景象。
前面提及李久木住的這個耳房，一直是酒店的廚房，後來老爺爺與油店兄長分家，耳房由油店抓鬮分得，繼續將其當作廚房。實際上博山解放，政府安排李久木住進來，也是借住的油店房子，耳房房產權歸屬油店。李久木死了，耳房理應歸還油店韓家，我小叔看到王家連和韓家打個招呼都沒有就搶房，遂找了村上，村上知道王大哥家理虧，但當時仍站在他們立場上勸小叔放棄，算作送給王家。任學梅還請出派出所小潭、交通局長老婆王希花輪番勸說，我小叔最後說，連個招呼也不打就搶房確實叫人生氣，勸說人趕緊替任學梅道歉，總而言之王家用了耳房。
李久木死了，耳房最終歸了王大哥。80年代初，王家又把兩間西屋改成了二層小樓，蓋樓時面積比原來向四周擴張了3釐米，也拆除了院裡原來古色古香民居建築的拱門。王家從剛來時住的兩間草屋，到後來擁有四間小樓和一間耳屋，也是很好的創業成績，老兩口住一樓，大兒在二樓結的婚，二兒在耳屋結的婚。一晃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王有臣去世多年，任學梅癱瘓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許多那時的磕磕絆絆也好、不明不白也好，都是老一輩故事留於後人說了。
（初稿於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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