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三聲
人是社會性動物，其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等級觀念。在宋莊，等級和體制越來越明顯。
作者 | 李思琪
設計 | 托馬斯
很多人的一生，就是不斷突破體制，再次服從體制，最終成為體制。
1988年底，還沒來宋莊的唐建英，用一張床單包著自己的畫，找到還沒有去美國的宋偉。唐建英當時還不是藝術家，而宋偉已經屬於中國最早一批有錢人，當時還是長城藝術博物館的館長。
館裡的工作人員對唐建英說，“稍等，那是我們的大老闆。”唐建英板著一張臉，直接坐了下來，工作人員沒敢坐。宋偉來了，讓唐建英解釋解釋作品，唐建英拒絕了，“宋先生，畫就是讓人看的。”
宋偉盯著唐建英，唐建英沒有躲，也絲毫不吝於表現他的殺傷力。
直到宋偉盯不住了，卻也不迴避，拿起桌子上的茶杯往天上一扔，呢子大衣一甩，灑一身水，一拍桌子站起來，“哐！哐！哐！”比劃著彈了一曲貝多芬。停下來後，閉上眼睛說，“有錢人，不是沒有痛苦。”
“宋先生，也許我來得不是時候。”唐建英開始把畫收起來準備走，工作人員出來送他，宋偉拉著長音喊了一聲“好走——”。
唐建英一聽，停下了，回頭一指宋偉，“十年後，我讓你來找我！”
唐建英的23歲，是在石家莊的鋼鐵廠度過。那是在圓明園畫家村還沒有形成的1986年，中國的美術界剛剛經歷了第一次當代藝術運動——“85美術新潮”。
鋼鐵廠沒有學歷門檻，也不用考試，但進去了要做重體力活。唐建英開始體會到工人的命運，那種在大時代面前的無力感。
他一邊與鋼鐵廠的危險相處，一邊聽到同齡人聊梵高、聊莫奈、聊印象派和野獸派。和朋友們一起去寫生次數多了，他跟著畫了自己的第一張畫。朋友說，“你能畫畫，你用色感覺很好。”
那個時候，他看著自己的一屋子畫，聽著音樂，喝著茶水，或者喝著酒，眼淚就會掉下來了。“我堅定不移的相信總有一天我要征服他們。”
唐建英在鋼鐵廠的危險果然來了，他的腳被砸骨折了，沒法繼續工作，他北上來到了圓明園畫家村。把唐建英帶來的是他的兩個學生，他們本來想考北大，但又喜歡美術，和唐建英一起待久了，逐漸被他影響了，沒有考。
就是在這期間，他與宋偉有了那一次“眼神對峙”和“十年約定”。
同一時期的北京，大約是在1988年，大街上多了一景——快餐車，宋偉把它稱作“長城快餐車”。當時，進口車、私家車還不常見，宋偉每天開著這輛高大、封閉的雪佛萊賣羊肉串，一塊五一串。
他說自己當時有3輛快餐車，每輛車每天大約賣掉上千個羊肉串，2000多塊錢。也就是說，在“萬元戶”是“闊氣”標誌且極度稀缺的時候，宋偉已經是百萬元戶了。
在藝術批評家廖雯的記憶裡，1989年春節期間，中國美術館院裡院外，忽然進進出出一些長頭髮、大靴子、“綠林”模樣、表情激昂的人群，美術館彷彿被“佔領”了。那是在這裡參加“89現代藝術展”的“前衛”藝術家，中間“混”著一個人，矮個方臉，黑色絨領棉大衣，手裡拎著一個黑色人造革“幹部”包，他就是宋偉。
籌委會沒有預料到，這次“89現代藝術展”成了“中國80年代十年現代藝術的一個句號”。辦展之前，策展人高名潞表示：“以前是政治上不可抗拒的原因辦不了展覽，那實在是無奈。但如果這次因為經濟原因使展覽不能開展，我將宣佈永遠退出美術界。”
那一年，北京市平均月工資是170元，宋偉為展覽提供了贊助費5萬元，還向慄憲庭表示，他打算用10萬元買10件展覽上的作品。這是他第一次接觸當代藝術。在齊中華拍攝的紀錄片《宋偉》中，高名潞說，當他通知籌委會這個消息時，大家都喊“‘個體戶’萬歲！”
前來參展的藝術家王廣義，在之後的一天下午，神秘兮兮地把另一位策展人慄憲庭拉到辦公室的角落，手哆嗦著從一個破書包裡拿出幾疊油漬麻花的錢來，面額十元，一千塊錢一沓，一共十沓——宋偉果然買了他的作品。
王廣義用顫抖的聲音說：“今天我請吃飯，老慄你來點，什麼地方都行。”當天晚上，慄憲庭一行十幾個人來到一個湖南館子，共花了200多元。
宋偉正式成了中國當代藝術的第一位收藏家，在此之後新的10年裡，他消失了。按照自己的說法，1991年10月4日，他去了美國，這個日子對他來說很重要。那一年，被稱為“中國第一商販”的“傻子瓜子”老闆年廣久被抓，緊接著宋偉所有的錢被充公。
他怕了。
1989年夏天，在圓明園生活最困難的時候，唐建英撐不住了，他跑回石家莊，“就想回家吃碗炸醬麵”。1990年，唐建英的“畫家”身份首次為人知曉。他在石家莊辦了自己的第一次個展《唐建英》，創立了“無光畫派”。
河北美術家協會副主席費正也來參觀了畫展，給了唐建英很高的評價，後來還經常建議他，“你不要只在河北，這裡太壓抑了，你應該去德國。”
90年代初，正是圓明園畫家村最風雨飄搖的時候，也是中國藝術家剛剛開始在世界上展露頭角的時候。圓明園藝術家方力鈞在1992年“脫貧”，在澳大利亞的“中國新藝術展”上，一個澳大利亞人花4500美元買走了方力鈞幾幅素描。此後，方力鈞再也沒為賣畫發過愁。
1993年，徐冰、方力鈞等中國藝術家在威尼斯雙年展上集體亮相，沾了“第三世界”的光，光頭形象讓方力鈞成為展覽上最惹人注目的中國畫家之一。同年，他的作品《第二組No.2》（《打哈欠》）被《時代週刊》用作以中國為主要報道內容的一期封面。畫面中的人物光著頭，張著大嘴，面目扭曲，像是在打哈欠，又像在吶喊。
藝術評論家慄憲庭把這種風格稱為“玩世現實主義”，這類作品潑皮、戲謔、富有痞氣。在很多人看來，與王朔的文學作品相似。幾乎同時期，解構政治符號的“政治波普”風格、批判“消費主義”的“豔俗藝術”也出現了。中國當代藝術在20世紀末葉迎來了在國際上的大爆炸。
1993年，沒有工作的藝術家們本就被視為社會上不務正業的異類，再加上當時幾起藝術家與公安部門的衝突鬧得滿城風雨，遣散圓明園畫家村的消息不斷傳出。
那年歲末，方力鈞等人開始商量著離開圓明園，在張惠平一位叫靳國旺的學生推薦下，他們來到了北京市最東邊的宋莊。1994年，第一批圓明園藝術家在宋莊開始買房，圓明園畫家村失去了“定海神針”，最終於1995年10月解散。
1994年，宋莊小堡村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劉煒買了兩個院子，把其中一個送給了慄憲庭。當時的價格是5000元，慄憲庭稱之為“劉煒的厚誼”。同樣來自圓明園畫家村的嶽敏君第一次去小堡村時，趕上六級的大風，飛沙走石，塵土飛揚，到處堆有垃圾，房子大都破敗不堪。
這些畫家們當時實在沒地方去了，小堡村也由此成為最早的畫家村，現在被稱為“核心區域”。“核心區域”中最核心的小堡商業廣場向東8公里，就跨出北京屬於了燕郊鎮。
在作家陳湘鵬的描述中，“京榆舊線一個小路口的藍色路牌上寫著北京界，前面是河北燕郊，身後就是北京通州。燕郊行宮東大街上的滿樹霓虹燈，有心使北京難堪，它們攜道路兩側的高層住宅區，熱鬧地圍著北京的難民們：歡迎來到河北。藝術家們決定保住北京的文化身份，沒有再跨過這幾公里。”
在20年前，另一位作家馬越，卻一不小心就跨過了這8公里。1997年11月，他第一次去宋莊，打算跟著香港迴歸的步伐，自己也迴歸到圓明園流浪藝術家的陣營。當時的930路分成了區間車、城建新村線和燕郊線，車子開動，他才發現乘錯了車，最終在高速上一路經過了宋莊灰濛濛的村莊，來到了燕郊酒廠，“那種心理，也挺有意思。”
在世紀末富起來的，不只有藝術家。有一位在外資畫廊做畫框的木匠，工作久了認識了不少畫家，創造了一樁生意——做藝術年鑑。當時還很少有人做藝術年鑑，他靠把版面賣給藝術家，一下發了財，收藏了很多名家的畫，最終在宋莊建立了自己的畫廊和藝術網站。
做完個展後的唐建英，感覺到石家莊“盛不下自己”，帶著畫去了中央美術學院。幾位雕塑系一年級的學生在打乒乓球，一看就是初學者。唐建英走過去說，“幫我看看畫吧？”
“等會，打球呢。”等學生們打累了，擦擦汗，“把畫拿來看看吧。”
此後的一切都很順利，在這幾個學生的幫助下，唐建英的作品在油畫系的朝戈、毛焰等人之間傳看。願意幫助唐建英的人逐漸多了起來。
再回到石家莊後，他有一次跟著在北京開公司的發小來到宋莊，看到了宋莊一些靠賣畫致富的畫家，感受到了貧富的兩極，他坐不住了。
2000年，唐建英38歲，離婚來到宋莊。他在宋莊第一個拜訪的就是被稱為“當代藝術教父”的慄憲庭，後者看了他的畫說，“畫的不錯”。唐建英更堅定了，他要留下來。
來宋莊後的一次飯局上，他見到一個人很眼熟，但那個人一直在躲著他的眼神。唐建英問，“您是姓宋嗎？”對方搖搖頭。直到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個人在賣畫，過去問，“宋先生，您開個價吧。”宋偉終於承認了自己是宋偉，開價300元。
後來，唐建英又給宋偉買了不少衣服，宋偉穿到外邊總說，“這衣服，建英給的！”
2000年的宋莊，還只有七八十個畫家。路上還沒有路燈，整個小堡村只有一家飯店，叫“四合飯店”，大家去的時候經常是AA制。
很多藝術家在剛來的時候經歷過偷房東的面、撿早市之後的白菜幫、白水煮麵的日子。在許多晚輩的想象裡，這樣“窮且志堅”的經歷被浪漫化為一種烏托邦式的自我沉醉。
唐建英卻搖搖頭，“貧窮是很可怕的事。”
他這次來北京後，畫的第一幅畫是抽象化的“天安門”。在黑色的畫布上，幾抹紅白相間的線條。那之後不久，他開始了最有代表性的《規矩》系列和《網》系列創作。
《規矩》系列中，他畫了許多瞪著驚恐大眼的男人，臉上還有傷口，穿著灰白色的囚服。他想表現出小人物在大時代中的集體無意識，“他們都想做一個個規矩的人，這裡有馴服的結果也有中國傳統文化上的教化作用。”
這些作品不“玩世”、不“波普”、不“豔俗”，不同於宋莊最主流的繪畫風格。如果說宋莊是一個江湖，他把自己比作裝瘋賣傻卻武功高強的“老頑童”周伯通。
在宋莊，第一個買唐建英作品的人是從圓明園來的畫家高惠君。高惠君在一次展覽上向唐建英詢價，唐建英開價100美金，但他想了解一下自己畫的走向。高惠君說，跟你說實話，我買。唐建英說，真是你買的話，給500人民幣就行了，但是你畫這麼好，怎麼買我的？高惠君的理由是，我想吃點辣的。
宋莊的藝術村落慢慢聚集，在醞釀了四五年後，藝術市場又一次的漲潮在2005年前後來臨了，這一次的購買主角中，多了一部分中國的收藏家和投機者。唐建英的工作室來了一幫人，一放就是40多萬現金。
他的腦子一下就懵了，又要強裝鎮定，“讓我捋一下，這畫有點大，讓我考慮考慮。”
2005年的第一屆宋莊藝術節是一個分水嶺，很多藝術家的作品被全部打包買走了。其中最受收藏家歡迎的，仍然是那些“玩世現實主義”、“政治波普”和“豔俗藝術”作品。
這一次富起來的人，比90年代多得多。曾有一位藝術家，常把其他成名藝術家的形象與其常用視覺符號結合在一起，畫在一幅畫上。有一次賣畫的時候，他沒有開價，問顧客，你覺得值多少錢？顧客說，500。他說不行，500太低了，你給800。
為了這次的藝術節，組委會開始徵集宋莊的logo。最初收到的300多個作品都不滿意，於是又找了很多專業院校和專業專家組織設計。最後，慄憲庭定稿了藝術家楊洮的設計，其中的一個原因便是楊洮是宋莊當地藝術家。
有關這個logo誕生過程的報道並不多，還曾被錯誤地記錄為，“慄憲庭找了村裡幾個藝術家，採用上世紀80年代當代藝術流行的錯體字，把’宋’和’莊’兩個字結合起來。”
在設計的過程中，楊洮以致敬中國藝術家徐冰作品“天書”的方式，把“宋”的最後一筆捺改成橫，造出的新字裡有“宋”、有“莊”、有人才的“才”、主人的“主”。設計完成後，由政府買下，楊洮拿到了1.5萬元的費用。
同樣由楊洮為這次藝術節設計的，還有至今仍矗立在被稱為小堡村“長安街”的徐宋路南端的“大牌樓”。那是他的不鏽鋼雕塑作品。原本是仿照凱旋門設計，又因為這裡是畫家村，就做成了畫框的樣子。
楊洮將這件作品命名為“宋莊之窗”，窗子上籤了他的名字。從2011、2012年前後，大牌樓被整個覆蓋住了，年復一年，有時是標語，有時是活動海報，雕塑上的紋飾不再被看到。
在2008年的報道里，這座“宋莊之窗”被稱為“大鐵門”，並且被認為非常關鍵。因為在它建立起來後，徐宋路上的飯館越來越多，使宋莊鎮原本唯一的飯館“四合飯店”關張了。不過，楊洮並不知道自己的“大鐵門”有這樣的影響，雖然他2000年就來了宋莊，但只去過四合飯店兩次。
如今“大鐵門”所處的位置的確很關鍵，就連最具宋莊特色的大標語牌也在這座牌樓的對面——“堅持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以創造歷史、追求藝術的精神，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
楊洮的作品也在那一次藝術節上被藝術策展人程昕東全部買走了。程昕東是把中國當代藝術帶到法國的第一人，早在1996年就在法蘭西畫廊策劃了《四點交匯：張曉剛、方力鈞、顧德新、張培力展》。
楊洮那一批作品是把文革時期的革命現代舞劇《白毛女》劇照與體育運動項目結合起來，因為文革與奧運都是運動，又是完全不一樣的性質，他想以此構成一種反諷。
一系列的成績讓楊洮獲得了宋莊鎮2009年文化創業產業學術貢獻獎，當時只有四人獲獎，慄憲庭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最終，楊洮沒有用任何一種神話式的說辭來總結這次漲潮，而是說“有些東西沒有跟好那個節奏”。
“是作品上沒跟上那種走向嗎？”
“不是，是在社交上。我的作品也屬於有點個人符號，但是我們很多藝術家不太會溝通，會比別人慢一拍。”
更多的藝術家開始買房了，唐建英卻沒趕上。他曾申請過一個東區的房子，25萬。他去請農民吃飯，吃完後放了一條熊貓煙，對方剔著牙說，“謝謝啊”。再聽說消息時，地已經分完了，沒有給唐建英留。這位藝術家想去要個說法，有人勸他，“你請吃飯了？我們都給紅包了，給兩三萬的都有，人家誰還沒吃過飯啊。”
工作室的租金價格也在瘋長。唐建英在宋莊路附近租過一個工作室，400平米，一年3萬。住了三年後，房東提出讓唐建英先搬出去一段時間，等他重新裝修一下再回來。裝修是為了把這一大間工作室分隔成三小間，每一小間的租金一年就是3萬。
2004年，一個農家小院每年的租金是五六千元，2008年是一萬五六千元。2007年底，小堡村的總產值6億元，上繳國家利稅2000多萬元。宋莊西部區域高端商品房價格接近萬元，與宋莊緊鄰的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鎮，房價從2000元飆漲至五六千元。
2005年藝術節前夕，小堡村宣佈在村北拿出400畝地興建藝術園區時，提供給畫家建工作室的土地價格是10萬元/畝，4年之後也漲了兩倍。
時任宋莊鎮黨委書記胡介報甚至畫好了更宏偉的藍圖：2006年~2020年，宋莊鎮將騰出大約4萬畝集體建設用地，按照10萬元一畝的價格，這就是一筆40億元的收入。按照當地通常出租給藝術家建工作室的價格，將有120億元的收入，平均到宋莊鎮5.6萬農業人口中，將給每個人帶來7萬元到30萬元的收入。
然而，一切想象在2008年戛然而止。唐建英的一個31萬元的單子被取消了，當時他不知道那意味著什麼，人們說是金融危機，但他覺得“怕什麼，老子來的時候就是金融危機。”
唐建英養的藏獒黑子才到他家一年，在此後的11年裡，唐建英為了照顧黑子，從沒有離開宋莊超過一週。正如藝術市場的一波浪潮終會過去一樣，藏獒的價格也在達到至高點後突然落下了，從十幾萬掉到了幾十元。
2009年，小堡環島拆掉了工業感十足的雕塑，請藝術家方力鈞來設計新的雕塑——形如一座倒扣的喇叭，從底座到頂端依次使用土、磚、瓷、鐵、銅、銀、金七種材料。
大家叫它“大喇叭”、“大錐子”、“金字塔”、“七色環”，或者直接稱其為“雕塑”、“環島”。一塊不大的牌子上標明瞭它叫“土生金”，設計者方力鈞在牌子上解釋了它寓意的“等級觀念”：材料的自上而下排序是人們習慣的排列。雖然雕塑所選材料出自自然，人們還是將其區分為高下等級，樂此不疲。
很多人注意到，金屬在陽光下泛著不同顏色的光澤，而最底層的泥土屢屢受到雨水的侵蝕，也最少被人注意到。
沒辦法，人是社會性動物，其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等級觀念。
2005-2008年的潮漲潮落中，宋偉再一次消失了。這一次不是他又離開，而是人們把他遺忘。宋偉很少出現在中國當代藝術的有關文獻裡，因為當越來越多的收藏家給藝術市場真金實銀的推動時，他能做的，只有不斷地給藝術家“開條子”。
最早是在1997年，他在慄憲庭家聽大家聊天，說到沒錢辦展覽的時候，宋偉忽然說：“老慄你現在做展覽還沒有錢嗎？我給你開個條子。”於是拿過筆紙，寫道：“請給慄憲庭展覽經費一個億！宋偉。”慄憲庭和妻子廖雯開始感覺到宋偉的異樣。
接下來的十多年裡，宋偉不斷地給他看好的藝術家開條子，有的五千，有的一萬，有的一百萬。他先後被診斷為躁狂症、精神分裂症，也一直在河北省第三精神病院、北京通州精神病院、回龍觀精神病院、宋莊敬老院、順義精神病院等地輾轉。
他從不承認自己有精神疾病，至於開的那些“條子”，他曾說“它是精神鼓勵，相當一個、一個、一個……相當於解放前皇帝給的鎮金。”
妻子和宋偉離婚了，後來又有女藝術家來和他同居。在這期間，宋偉陸續把早期收藏的畫作賣出去，等畫賣完了，同居的女藝術家也走了。
2013年，網上開始傳一張照片，一位皮膚黝黑的光頭男子坐在路邊，光著膀子，身上還有點傷。中國第一位當代藝術收藏家宋偉，開始了他在宋莊的流浪。
如果藝術家不出門，潮落之後的宋莊就和任何一個農村看上去無異。
1993年出生的藝術家向帥在2013年來到宋莊，和老師住在村裡，“我師母在望京帶孩子，不過來，於是我們兩個男的，還有一條公狗，在一個兩畝地的院子裡，天天工作、畫畫。我早晨出去買個菜，村裡那些老太太聚著聊天，七八十歲的老頭騎個三輪車，騎賊慢，你去買個菜回來，感覺他才往前騎了一點點。見過最年輕的人，是村口一個賣豆漿的、40來歲的大姨。這就是生活，節奏好慢好慢。”
1992年出生的木石在2017年來到宋莊，一年後，終於在宋莊認識了第一位90後。對方感到很驚訝，問他，這裡的年輕人確實很少，但真的有這麼誇張嗎？木石解釋說，沒有在美院學過美術，在這沒有同學的圈子，所以真的有這麼誇張。
木石從不說自己畫的是“國畫”，而說是“水墨”。他使用毛筆和宣紙，因為這是他最熟悉的工具和材料，但真正想創作的卻是更具先鋒性的當代藝術。他把老家河北省邢臺市廣宗縣形容為“五四運動的風沒有吹到的地方”，這個小縣城裡很多人會畫畫，但畫一些嬌豔富貴的牡丹或是一幅客廳擺的山水畫，就已經是所謂的藝術。
無論對人還是對藝術，家鄉都無法包容個性的存在。
不過，就在他來到宋莊的年景裡，宋莊所特有的獨立性和創造力也正在消失。這一現象是從2012年後變得明顯的，那一年國家畫院的院長來到宋莊，找慄憲庭陪他吃飯，飯桌上，領導們說，“要把國家畫院的大旗插在宋莊。”
慄憲庭的心一下子涼了，民間宋莊的生態終於還是遭到了“入侵”。
2013年，方力鈞被聘為國家畫院當代部主任。連宋莊路和徐宋路交叉點的商店老闆都發現，他來宋莊7年之後，雖然整體形勢日漸在蕭條，但為國畫家服務的刻章店卻越來越多，從一家增加到了二三十家。
木石第一次來宋莊的時候，先去找了和他是老鄉的藝術家陳震生。陳震生建議他，如果想來宋莊，不要像很多人一樣只呆一兩年就走，畫畫很難短期內獲得高收入，這一點要做好心理準備。於是木石就來了，和很多留下來的藝術家一樣，畫畫並不是他的唯一收入，憑著以前開書店的經驗，他至少能靠賣書生活下來。
很快，他發現了真正難以解決的困難。傳統藝術的圈子喜歡標榜師承出身，當代藝術需要符合某個時期的特定潮流，他有時候會學習所喜歡的國畫家的風格，有時也和當代藝術家們交流，但很難說，他到底屬於哪一派。
一邊是難以看清的宋莊形勢，一邊是強烈的好勝心，他陷入了新的困境。“我決定要從事藝術的時候，是從傳統意義上的體制裡出來了，但現在又進了另一個體制。可是其實我也沒有真正融入過任何一個體制，我在宋莊也只是一種邊緣的狀態。”
木石來到宋莊的半年後，有一次經過“土生金”，發現它的北面有一個入口。裡邊很髒，他猶豫了一下，但還是進去了。樓梯有三圈，頂上有一個很小的平臺，周圍是幾個三角形的窗戶。
在小堡村，那是一個制高點。由它向南北和東西方向延伸出去的徐宋路和潞苑北大街，是小堡村最寬闊的兩條路，周圍都是標誌性建築，但在“土生金”的小窗戶裡向外望的時候，木石找不到方向了。
一位曾建議他專注於傳統藝術的朋友，相隔一年再見時告訴木石，“你現在這樣真好，我三年前被國畫界泰斗的一句話給害了，他說，’行，不錯，能出來，你不比他們差。’”
有一次，他面對一對年輕夫妻，很多話實在沒法說，只能問他們這是哪買的沙發。年輕夫妻說不是買的，是撿的，唐建英說，“這就對了，不要買，不要花錢……貧窮是很可怕的事。”
按照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大約10年一次繁榮的規律來看，下一次的繁榮馬上就要來了。
很多藝術家希望，不要再錯過這一次的浪潮。他們等著、等著，還沒等到任何藝術市場繁榮的跡象，卻在2017年冬天得到與之相反的消息——通州區被指定為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地。
如今從小堡商業廣場向南8公里，就是正在建設的副中心行政辦公區。
房屋產權矛盾在宋莊一直存在，在整個北京周邊也一直存在，但這一次的爭奪卻格外引人注意。如果這次的拆遷風波繼續擴大，受到波及的不僅僅是當地的買房的藝術家和房東，還有更多未立穩腳跟的青年藝術家、背井離鄉的外來務工人員、賣不出畫只好在當地轉行的畫家和所有打算借宋莊招牌發展文化產業的人。
2018年5月1日早晨五六點，宋莊鎮的某一村口聚集了兩三百人，成了臨時“勞務市場”。他們等著被不斷到來的私家車帶到北京的各個工地，男人一天少則掙230，多則掙280，女人一天只有150左右，甚至有時候還沒拿到工資，就被包工頭強行打發走了。
一天10個小時體力活後回來，還不知道明天的工作在哪裡。這一天，由於是法定節假日勞動節，來“趴活”的人更多，包工頭給的工資就會更低。
面對一波一波前來詢問的媒體，他們已經有了最基本的防備。第一反應是，“你能不能給我拍張照呀？”緊接著就問，“我們不會被趕走吧？”這個可是誰也不能保證的，這些務工人員中沒有曾經的藝術家。
在宋莊有人數超過1萬人的藝術家，以及更多無法計數的藝術相關從業者中，很大一部分人以難以被人察覺的方式生活著。
有的畫家開起小飯館，飯館裡放滿了賣不出去的作品，養活自己的同時，沒少接納吃不起飯的藝術家。有的畫家轉行送外賣，成為了少數能感知宋莊淡季、旺季的人：3月~6月、9月~次年1月是淡季，每天從早上10點熬到晚上12點，只能接20多單，其中大多是送往北京工商大學嘉華學院；寒暑假是旺季，因為會有很多學生來參加各個畫室的集訓。不論淡季還是旺季，這位畫家外賣員很少看到畫家訂外賣。
來到宋莊11年的策展人吳幼明說，不要問藝術家“為什麼不成功”，就像不要問一個人“為什麼沒有活過100歲”一樣，宋莊的成功藝術家（僅只經濟上的成功）的比例，已經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和地區了，這在中國曆朝歷代都沒有出現過。
宋莊不斷地分裂，分裂為一個個圈子、一個個階層，沒有誰能充當“最瞭解宋莊”的人。但就在我以為宋莊的集體記憶正在消失，那些曾經有影響力的人正在被更年輕一代所忘記的時候，楊洮提醒我，“崔健說過一句話，’只要天安門上還是那張像，我們就都是一代人。’”
就是這一代人，在一些已經記不清日子的夜晚，把尼采的酒神精神詮釋得極為恣意。尼采所謂的酒神狀態中，通過類似酒精之類的麻醉劑或其他使人迷醉的狀態，人們暫時忘卻自我，達到一種自棄的狀態，從而與世界意志融合，使人們領悟到生命永恆輪迴的真諦。酒神狀態是人們原始生命力的張揚，是生命本能的熱烈的釋放。
女藝術家李亞松喝到興致正好，一字一頓地講，“藝術，就是靈魂，從肉體，抽離出去的產物。”對面另一位藝術家一拍桌子，“是肉體從靈魂抽離出去的產物！”
唐建英喝多了，在只有9張桌子的小餃子館裡，把身子往前探了一點——三十年前與宋偉對峙的眼神似乎又出現了——“我要小聲地給你們朗誦一首尼采的詩。’人生乃是一面鏡子。在鏡子裡認識自己，我要稱之為頭等大事。哪怕隨後就離開人世。’”
90後藝術家木石喝醉了，從小堡商業廣場沿著徐宋路一路向南走，“誰說我還沒成功，我成功了，我就是成功了。我不再是小縣城裡一個月領600塊錢的臨時工。我以前的那個單位，在一條小衚衕的盡頭，衚衕有幾百米長，只有兩米左右寬，就像被規定好的人生，一眼就能看到頭。我現在能靠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養活自己了，我想讓家人知道我現在過得很好，但一想到更多的時候是靠賣書而不是靠賣畫，我真不願意這樣。”
午夜的宋莊，只有灑水車不斷地從他身邊經過。“想想以前剛來那會，總想著出人頭地，還想著成為下一個方力鈞、嶽敏君。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說著這些話，他走出了寫著“中國·宋莊”的大牌樓。
牌樓上的“SONGZHUANG CHINA”已經掉了幾個字母，沒有人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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