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莊:藝術碼頭的去和留

宋庄:艺术码头的去和留

記者丨黃安怡 詹為涵 宋鑫雨

撰稿丨詹為涵 黃安怡

攝影丨王童寧

排版丨彭雲其

他們都曾想過離開宋莊。

郭志峰說,宋莊呆不久了,它和北京市“磨合”得越來越近了。況且,房租一年一交,一次就要整整三萬,佔去一年收入的大半。

柴樂說,全世界當代藝術家,哪個不得往城外跑啊?等攢夠了錢,他打算去日本留學。

老杜說,來北京三十年,在一個地方原地待著已經太久了。他坐在被自己稱作“貧民窟”的倉庫門前,回憶起青海湖的日出和佛羅倫薩的街道。“人生短暫,該去下一站了。”

但現在,他們還生活在這裡,同樣聚居於此的藝術家有至少兩萬名。在這裡,他們有一間自己的工作室,興致起了就揮筆畫畫,夜晚來了就舉杯暢飲。

這裡是宋莊鎮,亞洲最大的藝術區。它位於北京市通州區,距天安門32公里。

1994年,原本的圓明園藝術區面臨拆遷,這塊東郊的玉米地成了第一批先鋒畫家的落腳處;而二十多年後,不同的到達和離開已成常態。

腳下,這座“當代藝術的島嶼”在現實諸要素的作用下或將面臨分裂漂移,但藝術的生活,“還得繼續”。

“宋莊路”,莊稼旁生長

老杜在柿子樹下發呆時,門口電線杆上的喇叭響了。

這是宋莊西街59號,2005年。十月的太陽撲在樹上的果子上,三百平的院子中間坐著他一個人。喇叭說:

“咱宋莊第一屆藝術節要開幕了,希望村裡的畫家每人能拿出兩幅作品參展,下週前送交促進會辦公室……”

老杜覺得興奮。他沒讀完中央美院的本科,九年前隻身一人去了西藏,遊歷一番後,來到宋莊。在院子裡住了七年,他還是頭一回聽說這樣的展出:展板露天,沿街開放;面向全村,自願參與。他更沒想過,來了農村也能辦藝術展。畢竟,與之前他在美院時參加的陳列展相比,這太不一樣了。

老杜踩著村裡提供的小板車把自己的兩幅油畫拉上了街,哐當哐當,捲起一堆塵土。“之前路不平,看到幾個人肩扛著一幅大畫,真有點巴黎沙龍當年落選展的感覺!”

第一屆藝術節主題叫做“宋莊路”,由鎮政府支持的民間組織“宋莊藝術促進會”承辦。300多位參展藝術家,幾乎包含了十二年前駐紮在此的全部創作人員。縣道旁的主幹路上,自新立的“中國·宋莊”大門前,掛滿近千件藝術作品的展板一路向北,延伸足有兩公里。

展覽的那三天,老杜想起來也覺得“逍遙”:早晨看看開幕式,中午溜達一圈,半夜和朋友聚會喝了酒,還能摸黑走完畫框連綴的兩公里。

“還真就像逛廟會一樣,熱鬧!”他咧開嘴笑,身下那把梵高畫裡的木椅子跟著搖晃。

在老杜的記憶裡,首屆藝術節是“氣氛最好”的一次。全北京市“搞這行的、愛看畫的”許多人都來了,其中包括來自798、草場地等其他藝術區的一些畫家。

開展第二天,老杜在59號院的門口迎來了一位17歲美院畢業的姑娘。

“那時大家沒有電話,那麼長的展板,她就記下了我在畫旁邊留的地址,自己找來了。”

十二年後的陋巷平房前,這位穿著印花牛仔的50歲中年人晃了晃手中的咖啡,棒球帽下微黑的圓臉笑得盪漾。

“那是藝術節帶來的,我巨大的人生的命運的——第一次受到藝術改變命運的垂青!”

畫家的船終於靠岸

第一屆宋莊藝術節除了給老杜帶來桃花運,也標誌著中國當代藝術的某種命運轉折。

草根藝術節給那片土地添上了奇幻的色彩。2005年,以宋莊為首要基地,中國的藝術品市場成交總額完成了150億元的突破。2006年被稱作宋莊藝術市場的“黃金期”,那一年,宋莊藝術區的產業總值首次超過2.5億人民幣。

方力鈞、嶽敏君幾位當代名家,作品拍賣總額直奔6000萬去,其中,方力鈞的作品《No.8》以325萬6千元的價格成交。村民推掉玉米地,數著房租,也在院裡自己支起了畫架。畫畫的人拖著行李一批批地到來,搬家大卡車滿裝著畫一車車地開走,在藝術節兩公里展板曾經綿延的路上,財富積澱下來。

2012年,藝術家人數從七年前的300多人增長至5000多人。宋莊成了當代藝術家的“烏托邦”,成為藝術追尋者們漂泊途中渴望的陸地。

宋庄:艺术码头的去和留

中國藝術品拍賣成交總額統計表 單位:百萬元 (圖源:雅昌藝術市場監測中心)

和北京其他外來人口聚居的地方一樣,宋莊的群落中,有一些時常處於遷徙狀態的“候鳥”藝術家。郭志峰算其中的一個。

宋莊鎮小堡村,一間一百平米的出租房是他的工作室。而一千公里外,南陽的一所高校是他的工作地。2013年,他從河南的老家來,搬家卡車載著顏料、冰箱,還有填滿所有剩餘空間的幾百本書。

他覺得,選擇來宋莊,冥冥之中有“屬於自己的一條線索”在牽引。從前,他擔心自己的性格“太不合群”:二十年前,剛從設計專業畢業時,他找不到一份合適的工作,在應聘教師的試講環節時“緊張得發抖”。他不安於在小城當一個教師,在高校工作的第三年,他沒和任何人打招呼,隻身跑去上海,卻在短短几個月之後再次返回,“上海和設計公司都不是我的地方。”

做獨立藝術家的想法在腦海中一直徘徊。直到零八年,還在學校教視覺傳達的郭志峰趁著一個假期,在畫布前獨自守了七天,完成了畢業十年以來的第一幅創作。畫布上,自己的面龐浮現出來,遙遙望向家鄉爺爺的一方墳塋。這是他對死亡的想象。“相當於對自己的一次反省。”

郭志峰來到宋莊,不為遍地黃金的夢,因為宋莊的產業熱潮自2007年後已逐漸冷卻。

他來這裡全然是為了創作氛圍。

“要是沒有這麼些志同道合的藝術家在這兒,宋莊對我而言就沒有絲毫價值。”他踏著一雙紅棕色的中筒皮鞋大步流星,埋頭整理散落在工作室地上的畫材,貝多芬式的灰黑密發在頭頂隨動作起伏,“這兒環境算是純粹。”

住下沒幾天,他從一位同鄉的藝術家那裡得到告誡:“來宋莊不是來過愜意的生活的,一定要用力創作,拼搏出自己的路。”

河南老家的工作還沒有辭,但郭志峰已經決定在宋莊開拓出自己的創作空間。一年之中,他要像候鳥一樣往返於兩地,每次在南邊停留上六個星期。他知道,自己是做藝術的“新人”,還有太多要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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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峰工作室裡掛滿了畫(王童寧 攝)

相比之下,柴樂來宋莊的過程沒那麼曲折,他做畫家,“好像就是遲早的事兒”。

15年是柴樂從人民大學藝術學院畢業的第二年。下高鐵時,被他帶來北京的是在老家工作兩年的薪水和剛好佔據半個行李箱的畫材。

在藝術學院讀書的時候,柴樂擅長在國畫裡玩黑色幽默,卡通生肖穿上官服吹鬍子瞪眼。畢業時,他拿了繪畫系的“最佳創作獎”,作品被幾位收藏家買下——他拿到十萬,一筆原始的創作資金。

在老家呆了一會兒,他覺得那裡還是沒有創作的環境。“畫完沒人看,也沒人願意給你看,展覽還都是官方的。”柴樂皺了皺眉。他有一頭簡潔年輕的短髮,眼角泛出一圈細紋。

他知道,同行的很多人剛畢業就來到了距北京市中心三十公里的宋莊鎮,“奔著從前那樣一個烏托邦。”加之相比市中心而言更低的房租,讓柴樂知道這裡“來了也能活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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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樂工作室所在的樓房(王童寧 攝)

柴樂的工作室裡還放著三年前剛來時的第一幅畫。

“剛來的時候找不到方向。”他在網上找到了一間一百多平米的工作室,年租三萬。在“藝術工廠路”C區的一排灰色樓房前,踩著懸在空中的鋼筋樓梯上去,走廊盡頭,便是他的房間。

柴樂在這兒創作的第一個系列,叫“我去哪”。水墨渲染出昏黃的街景,呆板的樓房像極了自己的居所。紙飛機幽幽地漂浮,畫中僅有的生命——小人和鹿垂著頭,無法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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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搬進來晚上也睡不著,就畫畫”,柴樂說,他那時“找不著路”。

帶來的本錢耗得太快,“交了房租,飯都不夠吃了”。一個人在宋莊,沒有人脈,就很難有賣畫的渠道。

但屬於藝術的人,在這個藝術的“烏托邦”裡終究不會感到陌生。沒待多久,柴樂意外地發現了不少熟人:十年沒見的高中同學在這裡成了畫商,畫廊裡策展的有校友和老鄉。過去的人和事,意料之外地通通匯集在這裡。

和隔壁的畫家熟絡起來後,柴樂開始和他合租,房間裡的塗鴉從腳底爬到了天花板。來訪的朋友捎來各自的裝置或雕塑,這些小東西們就在新房裡安了家。

或許為了最大化地免受柴米油鹽的侵擾,幾棟樓的一眾爺們建了一個“早餐群”,入群者必須輪流負責其他成員的早飯。可惜,能早起的藝術家過於稀少,早餐群很快瓦解分裂,變成“午餐群”和“晚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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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樂工作室裡爬上窗戶的塗鴉(王童寧 攝)

郭志峰房間的閣樓上,放著三十多年來攢下的四百多本書。

為了把這些遠道而來的書弄上樓,郭志峰請了三個“大漢”幫忙。從七十年代印刷的革命小說到《里爾克詩選》,它們列滿了三面高過頭頂的書架。工作室沒有想象中寬敞,四四方方的躍層結構,書架在閣樓上圍出小小的臥室,“這下是把幾十年都搬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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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峰在放滿書的閣樓上(王童寧 攝)

郭志峰決心探索出自己的藝術形式。

書架旁的一塊地板是他圈出的“創作區域”,在這裡他嘗試了很多:鏡子嵌在畫板上,背景像夜幕下混沌的海洋;大部頭的書吊在塗著金粉銀粉的籠子裡。他本職是設計,但受超現實主義影響頗深。

兩年多後,他覺得,自己有了一個成熟的形式了。未吹開的塑料氣球在畫板上被繩子捆住周身,裡面灌入拌好的石膏。本該柔軟、舒展的,在變得飽滿的願望下逐漸扭曲,給繩子勒得快要分裂。這個系列作品,郭志峰取名為“捆綁實驗”。在幾何空間、原色或舊書頁構成的背景上,這些形體在伸展和封閉之間言說著“自由和束縛”。

這個主題是06年之後的閱讀和經歷孕育出的,他說,“現在,算是找到了自己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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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峰“捆綁實驗”系列作品之一及手稿(王童寧攝)

宋莊鎮上兩三層樓高的房屋林立,被劃分為不同的片區,他們在其中有了自己的居所。這裡,自己的畫是絕對的主角。像漂了太久的小船終於靠岸,四海漂流的藝術家們紛至沓來,帶著自己的“藝術”踏上這片“算是純粹”的陸地。

到宋莊的第二年開始,柴樂參加了幾個畫展。他的風格變了一些,他說他有些擺脫了傳統水墨的框架,畫裡有他自己童年的故事。工作室兩米多高的窗戶上填滿了有爵士般稜角的塗鴉,像彩繪玻璃一樣,亮光透進來,形成錯落的光影。

郭志峰屋裡,畫多起來了,近期的作品被他陸續掛起來,在牆上切分出許多色彩,顯得很是生動。他搬到了不遠處一個更大的工作室,這一次,環境倒有點像住宅小區的洋房,門前還有叢青翠的草。

在“現實叢林”中跋涉

2018年7月,來宋莊畫畫的第五個年頭裡,郭志峰的第一次個人畫展開幕了。個展選在“NL恩來”美術館——宋莊三十多個中型以上展館中的一家,離郭志峰的工作室只有五百米。

開幕會上的合照登上了《東方藝術》雜誌的專欄封面。當天的嘉賓合影上,郭志峰身著簡潔的黑T恤站在中間,而身邊鬚髮盡白的老人,就是有著“中國當代藝術教父”之稱的慄憲庭。二十多位嘉賓聚集在橘紅色的幕牆前——沒有一般人想象中“藝術”的長髮長衫,穿著休閒的一群青年人中間,有陳慶慶、梁越這樣當代藝術圈內的知名人物。此前,郭志峰“沒有想到能把他們請來”。

他不太喜歡所謂的“宣傳”和“交際”。慄憲庭在宋莊被私下稱為“教主”,在宋莊,曾有無數拜訪者敲響他的門,試圖“找門路”。但郭志峰只是在展覽不久前的一個行為藝術節上才偶然地與慄老師相識。“硬湊上去,我覺得沒有必要”。

他也拒絕了雜誌社的朋友有償為他宣傳展覽的提議。“我當然希望作品能夠傳播,但效果不是錢能決定的。”他覺得最本質的,還要是磨練作品的藝術價值。

“藝術史不會因為炒作就選擇你。”他說,“藝術還是有它更本質的東西”。

踏上當代藝術的探索之路,郭志峰主要受了西方文學的影響。31歲時,一本凱魯亞克的《在路上》讓他收穫了最為透徹的一次閱讀體驗:“世界是多樣的,人要發出自己的聲音,自由和真實得去表達了才有現實中的可能。”

在他看來,做當代藝術和傳統的畫匠不一樣,“首先得是半個思想家”。

“所以,賣錢,只是你道路上的一種可能。”他在頭頂微曲的頭髮上撓了一撓,“當代藝術是追求表達的自由,不可能把賺錢作為目標。”

而自己的畫,他差一點就賣出了第一張。第一次個展結束後,有一位來自廣州的顧客看上去蠻有興致,和他互加了微信。“一個老闆,以前體制內的,就擺出一幅救助你的姿態,這作為藏家倒沒什麼。”

他提高了聲音:“老愛聊藝術史,可他不懂呀!就依仗著自己的‘話語權’,給你的畫強加上那一套批判。一說價格,人就失蹤。”兩個人怎麼也說不到一起去。忍受不了無休止的“滑稽尬聊”,郭志峰把老闆的好友給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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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峰創作的地方(王童寧 攝)

柴樂的潛意識裡,畫畫和賣畫好像就是兩個世界的事。畫《我去哪》時,他說,“那就是當時自己鬱悶的訴說”,而談到最近偏當代風格的作品,他嘿嘿一笑,“肯定沒有之前國畫模樣的好賣。”

對於以畫畫為生的人,畫畫並不是這項生計的全部。要生存下去,創作之外,還躲不開聯繫賣家、尋找畫廊這些瑣碎惱人的事務。瑣碎中又有著相當的不確定性,和這個產業中有一定規模的畫廊相比,藝術創作者自身往往面臨單槍匹馬的困窘。

曾有畫廊提出簽約,但被柴樂拒絕了。“我是很希望能有代理,但那家實在不太靠譜。他要得太多。各種分成、補貼算下來,作品的收益拿到我手裡的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牆角、桌上,幾十幅豎立或捲起的畫摞在一起,他彎腰取出一幅展開,抖去灰塵,用吸鐵掛在了牆上。

不久前,柴樂的一個朋友準備離開宋莊去中國藝術研究院讀博。生活困頓的朋友患有腰疾,柴樂帶了自己的學生過去幫忙。學生張口便問畫的價錢,朋友眉頭一皺:“這是藝術,你不買,不談價錢。你要是喜歡,我們可以聊畫,為什麼問價錢呢?”

但“錢肯定是不太夠”。

為了留住僅有的一份保障,郭志峰仍在原來的學校兼職。他從來看不到宋莊的春天。每年的三月和四月是他回老家工作的時間,上次回去,他沒有住的地方,到處打聽哪位同事的宿舍可以借住。“在那裡反而像個過客。”

可在北京待下來又何嘗容易。南陽的學校發下的年薪在五萬左右,而工作室的房租一年一交,一下子就去掉三萬。畫材費用上萬,看展、交際也是不小的開銷。“一年下來,錢只能說是勉強……不太夠。”這個時候,他只有去“靠靠親朋”。

郭志峰知道畫畫需要忍耐。年輕時候他看過張曉剛的書信集,裡面提到這位當代藝術“四大天王”之一的風雲人物在90年代成名前做過建築工人,曾不得不賣書以換得一頓午飯。而在“天王”的書信中,仍然少見抱怨之語,只有每天讀書創作時驚喜的發現。

“就是說,藝術這個東西,沒有一開始就好像非常輕易的!”沾了顏料的手一揮,郭志峰放下下午第七根燃盡的煙。隔著煙霧,他的眼睛突然很亮。

兼職的工作讓他少了兩個月的自由時間,郭志峰也欣然接受——“如果能夠不用指著賣畫生存,創作也純粹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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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樂工作室一角(王童寧 攝)

深秋的傍晚天色已沉,柴樂從“達人畫室”的大門走了出來。

他已經連續工作了五個小時,給不同班級的藝考學生上課。接下來的晚課,一直到十一點才能結束。

中間空出來的一小時裡,他擰開一瓶雀巢咖啡。忙碌的生活才剛剛開頭,這份培訓的兼職,他要從秋天開始做到年後。六個月裡每週有四天課,每次都要佔據一整天的時間。

今年是柴樂做兼職的第二年。立在路口的“達人畫室”大樓挨著“宋莊美術館”,像個星級賓館,在附近一片低矮的建築中特別扎眼。校區的負責人是柴樂的老同學,來宋莊的前兩年,每到房東催租的時候,柴樂都要找上他,“唉,你給我拿兩萬塊錢。”

柴樂的房租是每年三萬。賣畫的收入並不穩定,有一年得了十幾萬,但絕大多數時候,只有剛好四五萬。而一年的開銷,至少在十萬以上。

去年交完房租後,畫室的同學乾脆說,“你也別老借錢了,來我這上課成不?”

柴樂更願意把這份差事當作“一項交易”。一年之中,他拿出一半的時間,可以換來十二萬的薪水。柴樂隔壁的藝術家已經在宋莊住了十年,“他前些年混得不錯,但最近市場不景氣,他的畫也賣不出去。但是像很多搞創作的,他也不願意去機構做培訓。”現在,交了房租,柴樂還能給這位朋友借錢。

“就是,願意的話,在這裡也能活。就看你願不願意幹。”柴樂說。他還是更喜歡一年中剩下的另外六個月,“就是畫畫嘛,自己畫畫玩兒。”

可他們不會總是一個人。

和許多漂在外面的人一樣,郭志峰也面臨家庭的問題。前幾天回老家,八十多歲的父親朝他吼:“沒孩子,你不後悔?!”他至今沒有結婚。

他不是個例。認識的“宋莊漂”中,未婚的不少,但更多是離過婚的。“在宋莊,你沒有經歷三次離婚那都不叫離過婚!”郭志峰跺了跺腳,哈哈大笑。

今年春節,郭志峰在宋莊和一群朋友做了一桌年夜飯。很多人沒有回家,“大家想躲避的都一樣。”回家團圓的時候,比他年長的兄弟姐妹已經抱上了孫子,就連鄰居也要問,“媳婦回來了沒?”

郭志峰還是會每年回家,但他希望爸媽的話題不要那麼“不高興”。除了婚嫁問題,還有家人的“不理解”。家裡的玉米收穫了,十多口人忙活著收割,“他們覺得我跑去北京,成了最清閒的!”他把眼睛閉上,“我放棄學校的職稱來宋莊,頂著那麼大的壓力,這不是出來玩的!”

他覺得家庭“也就那麼回事”。家庭聚會時,家裡湊齊了子孫二十口人聚在老人膝下,熱鬧過後,留下八旬老人獨自在家,還是得自己做早飯。

“但他們也是為你好。畢竟還有老了以後的問題”。再往後,他沒有細想。

柴樂和女朋友現在分處兩國。

“沒有想過結婚。”但一年中,他還是會飛去韓國和女友見至少兩次。“結婚、生孩子的事情沒想過。想不會發生的事情做什麼呢?”

他摸出一支菸,在房間的另一角坐下後把它點燃。柴樂依然和家人保持著聯繫,但很少回去。他也沒有問家裡借過一分錢。一家族人基本上都在村裡的煤礦工作,除了一個支持他創作的大伯,他和他們很難有生活瑣碎之外的溝通。

“中國的家庭有個問題,孩子不能和父母開玩笑,”他說,“這是一個隔閡。”

這間灰色走廊盡頭的工作室裡,曾有過一個朋友和一隻小貓陪他。小貓本是宋莊眾多流浪貓的一隻,柴樂和朋友都很喜歡,給她買來貓屋和貓糧。可是,養了一年,即使在寵物醫院花了六七千元醫治,小貓還是死了。

“我那哥們都哭了。特別難受,再也不要這樣,再也不要養貓了。”

他們來宋莊尋找自由,可是,在哪裡施展自由,就會在哪裡遇到限度。

今天的宋莊,當代藝術家感受明顯的是所謂當代藝術和傳統藝術的區分。後者在前者看來,是宋莊迎來商業化潮流之後隨資本而來的投機產物。國畫在市場上佔據主流,也受到政策的青睞。

相比之下,批判的、不羈的當代藝術家的作品,不但不好賣,也可能不太好展出。“展覽上都是有‘便衣’的,如果他們看懂了你的作品,發現不合適,就可以給你撤下來,或者要求閉展。”,柴樂說。為了避免這種局面出現,除了有關部門的審查,藝術家和畫廊往往在展覽之前也會積極進行“自我審查”。

他們找到這座當代藝術的島嶼,上了岸。可是,藏在藝術區的“叢林”豐富又幽深,只得摸索著生存。

身家億萬,或者一無所有

05年的第一屆藝術節持續了三天,老杜和那位姑娘的愛情延續了兩年。

此後他一直在宋莊,換過五個工作室。最近,姑娘結婚了,老杜也經歷了在宋莊的又一次搬遷——從能望見天鵝比翼的湖邊洋房,搬到了存放作品的破舊小倉庫。

之前工作室的房租是八萬一年,這次,房東要求一次性交滿五年。而還有一個原因讓他不好待,就是他畫畫時運氣丹田的吼叫,“動靜太大,把樓下一位藝術家吵到流產!”

“我啊就像這碾盤,繞來繞去最後還在原點!”

老杜當真有一塊碾盤。頭頂雜亂電線密佈下的深巷裡,老杜的石碾盤就杵在倉庫的門前。他在宋莊二十年,這個重四噸的碾盤是十五年前的“非典”過後他從垃圾堆裡用叉車剷起來的,立在門外,就充當了別人家烹茶待客用的檀木“茶海”。

向門後望去,黑暗中一條狹窄的通道上掛了幾件染上汙跡的衣服,兩側堆起的畫形成高過兩米的厚牆,用沾滿顏料的布塵封得嚴實。老杜自己蓋著個棒球帽,扎染的牛仔衣上也布著墨點,他說,這裡是“底層的貧民窟”。

宋庄:艺术码头的去和留

老杜的倉庫門前(王童寧 攝)

宋庄:艺术码头的去和留

老杜屋外小巷,這裡常有一隻被老杜叫做"莎士比亞"的貓出沒(王童寧 攝)

距小巷五百米的地方立著一座七色塔,那是宋莊最著名的地標。像一個倒置的大喇叭,它由土、磚、瓷、鐵、銅、銀、金七種材料依次向上堆疊而成。頂端纖細的金子,在二十米的高處閃閃發光,而最底層沙土斑駁,表面有一道道傷口似的疤痕。

這件作品由當代藝術“四大天王”之一的方力鈞設計,09年開始立在車流量最大的環島路中央。它的寓意有官方的一套說辭,但對其真實含義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它“代表著宋莊藝術家的階級分層”。

“身家億萬的在宋莊,一無所有的也在宋莊。”

老杜之前的那個工作室,湖對面就是國畫泰斗黃永玉的莊園。聽說,他喜歡在自家的荷塘泛舟,枕著水聲入眠。老杜從前還認識幾個朋友,蝸居在不足十平米的斗室裹著毛毯捱過冬天。

老杜自己,則被當面“嘲諷”了。幾天前,央美91級的同學聚會上,一位老同學從歐洲歸來,畢業前他與老杜曾在圓明園暢談夢想,而現在他指著鼻子朝老杜噴出酒氣:“還在宋莊?你真是混到了社會的最最底層!”

“這燕雀哪能知道鴻鵠之志呢!”

老杜當聚會上的這件事是個笑話,可無意中反覆叨唸了一遍又一遍。

宋庄:艺术码头的去和留

宋莊的七色塔有許多奇怪的名字,“大喇叭”,“土生金”,甚至“從鄉村泥土到黃金之巔”(詹為涵 攝)

“藝術需要涅槃。”老杜字正腔圓地吐出後兩個字,“像尼亞加拉的瀑布一樣,你沒有斷層,沒有生死磨難就是一潭死水。是不是?”

倉庫裡,賣不出去的畫佔據了幾乎所有的空間。它們堆疊在一起落塵,如果拼接在一起展開,那將是二三十米長的巨幅。早在05年出版的一本回憶錄裡,就有人把老杜稱為“宋莊的梵高”——無人理解的怪才。時至今日,不少當年和老杜一起來宋莊的同伴已經坐擁超大的工作室和萬貫家財,可老杜說,他們現在是“助手畫畫,本人簽名,流水作業”。

宋庄:艺术码头的去和留

老杜倉庫裡的畫(王童寧 攝)

“我從來沒有過沙發。要是整天在這兒迎來送往,還怎麼入定哪?”老杜把自己的成套坐具都送了人。他不用微信,也沒有電腦,曾經六年未用過手機。廚房裡沒有菜沒有油,架子上擺滿了從非洲到斯洛伐克的工藝品,還有一塊跟了自己四十年的老家的青花瓷。

他把瓷托盤和茶杯擺上碾盤,倒上煮好的意式特濃,在棚屋前的電線杆下小口喝起來。

“生活不在死亡線上,藝術就必定在死亡線上。”

蒼蠅、意式特濃和中央美院門牌的鑰匙扣(王童寧 攝)

從前的宋莊藝術家境遇相差不大。

994年圓明園藝術區面臨強拆,流離失所的年輕人們揹著畫板來到田間,敲開鄉親的家門。用《長在宋莊的毛》這本書的說法,那時宋莊是“蠻荒中混沌的呼喊”。到了第一次藝術節,宋莊在狂歡中“拼命生長”,像老杜西街59號院裡蔥綠的野草。

現在,三百平米的院子還在,只是被隔成了三塊地分別出租,價格也漲了九倍。地價變貴了,而近年的“經濟不景氣”下,畫貶值了。前些年湧入的商業浪潮塑造了藝術的烏托邦和一代神話,潮退後,烏托邦變成了堡壘,新到達的年輕一代很難在嚴密的結構中找到一絲縫隙。

2018年9月29日,在區領導的宣佈下,第三屆中國藝術品產業博覽會在宋莊“上上術館”開幕。攝像頭、西裝褲和長鬍子們一齊踏上紅毯,湧入那道僅能通行一人的安檢門。“上上美術館”的入口處在車水馬龍之上,門旁立著牌子,“門票20元”。

宋庄:艺术码头的去和留

博覽會開幕當天參觀的人流(詹為涵 攝)

因為門票和安檢門,老杜、郭志峰和柴樂都沒有進到展廳去。展廳裡,兒童畫室和電子裝飾畫的商家舉著大分貝話筒向人群宣講。

“再也沒有第一次藝術節那樣的火熱了,”老杜說,“參展還是得和主辦方、和策展人搞好關係。”

據老杜的說法,博覽會“有政府投資十多億元”。新聞中主辦方的發言裡,宋莊要被“推向大眾、推向世界。”

處處可見“推進”的痕跡。大街上,一塊店面大小的噴繪打出此次博覽會的一個標語:“只要五千塊!您買得起的當代藝術!”——用了金黃色的“爆炸”圖形。

柴樂的感受中,政府也關注著宋莊的藝術家。去年冬天,村裡的黨支部準備了酒菜,請他們吃飯包餃子。大過年的,大家來得意外積極,飯前,工作人員開始組織藝術家們學習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不過也特別難得,在宋莊本來互相看不上的當代藝術家和傳統藝術家那天竟都到齊了。”

在所有路燈亮起時,離開?

宋莊現在“什麼都有”。

畫畫的、賣畫的,寫詩的、唱歌的;咖啡廳在街邊開張,商場和會所招徠顧客。早晨,準備藝考的學生匆匆向機構趕去,夜晚,廣場舞的節奏在這裡的路燈下響起。

老高才到宋莊不久,但他已經見過許多個“宋莊”的命運。

他曾經在圓明園的亭臺下和北大詩人共吟唱,也見過那裡的房屋被推平,“盲流”們拖著蛇皮袋打包的畫材連夜消失在城市。他待過798,眼下那裡被展館、酒吧和商店填滿,除了幾個大眾耳熟能詳的名字,少有人付得起那裡的房租。

今年夏天,老高在草場地藝術區的工作室也經歷拆遷。三十年裡,算上這次,他帶著畫、帶著家人,已經在北京城裡外搬了十多次。

挖掘機和推土機也在宋莊活躍著。新的規劃裡,離宋莊“七色塔”4.5的地方,北京市政府即將入駐。路旁,新安的路燈將爆破的廢墟照得通亮。

08年左右人們感到“黃金期”結束時,藝術家對泡沫幻滅的反抗使宋莊的行為藝術迎來高潮。他們“解構一切”,將羊群趕入美術館,在房頂赤身露體。

現在,街道更加熱鬧了,從前那幫“行為不正常”的人在宋莊已少有人聽說。

宋庄:艺术码头的去和留

寬闊的主幹道:“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詹為涵 攝)

荒無人煙的廢棄工廠、倉庫和農田可以吸引漂泊的藝術家前來聚居,那是“荒蕪之中長出了野性”。新興的藝術區成就了商業,吸引了太多人的發財夢。隨後,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地產業興盛起來。從法國巴比松、紐約蘇荷到北京798和宋莊,藝術區在一個個“生命的週期”中跌撞前行或高歌猛進。

而“藝術”就在那裡,接受“命運贈送的禮物”,人們知道暗中的價格。

“現在政策是好的,政府對文化產業非常重視。”老高說,“但是北京市規劃的宋莊,和藝術家心裡想的宋莊不可能完全一樣。”

現實作用下,這座當代藝術的島嶼或將面臨分裂和漂移。那時,沙土將融入海洋。

宋庄:艺术码头的去和留

博覽會開幕當天“環島路”實行封路(詹為涵 攝)

老高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問題。

與之前的理想聖地相比,他覺得現在的宋莊更像是一個居所。房租在上漲,為創作而來的年輕人,和退休閒居的美協會長、功成名就的前輩以及開上勞斯萊斯的房東可能只相鄰幾百米,他們在其間,盡力守住自己小屋的一角。

理想的下一站在何方?

“可能所有路燈都亮起來的時候,也就是當代藝術家從宋莊離開的時候。”

沉默中,郭志峰突然冒出這麼一句。最近的朋友圈視頻中,他站在一間拆遷斷電的工作室中間,朗讀《桃花源記》。

宋庄:艺术码头的去和留

柴樂工作室旁邊的街道(王童寧 攝)

現在,他們還住在宋莊。

郭志峰希望接下來幾年能做一次大的展覽。他有一件寫著“Never Give Up”(永不言棄)的T恤,那是年輕時騎1500公里自行車送幾個學生去深圳工作時留下的的紀念品。上次個展時他穿了,“下一次還穿這件。”

至於賣畫,他笑了,“那必須樂觀嘛。”

柴樂在思考架上繪畫的未來。根據世界美術的潮流,他覺得應該探索新的形式。等攢夠了錢,他想去日本留學。幾個月後,他還要去看女朋友。

“沒有想成為特別著名的藝術家,我只要有表達的空間就夠了。”

老杜望著大碾盤中間拔條的月季。今年夏天,因為被迫從原先的工作室搬進倉庫,月季插在碾盤中央的十五年裡,他頭一回看見花開——粉白相間的。

住在倉庫沒有空間畫畫,已“知天命”的他正在一本筆記本上醞釀一篇雜談——“說藝術的靈魂”。他要總結“四十五年的藝術生涯”。

“在這裡也可能待不長了。人生很短暫,我在一個地方待得太久了,得去世界上走走。”

可在宋莊,他畢竟生活了二十年。

夜色降臨,月亮升起來,老杜抱起鄰居的小孩,拎著中午的剩菜去鄰家餵狗。曲曲折折的土路上,他一躍從牆根的樹上摘下一把花椒。

“這裡的每棵樹我都認識。以前住在湖邊別墅,那些天鵝能聽懂我的話。”他張開手心,深吸了一口花椒的香氣。

宋庄:艺术码头的去和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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