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國家發改委印發《必須招標的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項目範圍規定》（發改法規司規〔2018〕843號，以下簡稱“843號文”），大幅縮小必須招標的大型基礎設施、公用事業項目範圍，進一步擴大市場主體特別是民營企業的自主權。按計劃，843號文已於6月6日實施。
843號文作為此前《必須招標的工程項目規定》（國家發展改革委第16號令，以下簡稱“16號令”）的配套文件，將12大類必須招標的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項目壓縮到能源、交通、通信、水利、城建等5大類，大幅放寬對市場主體特別是民企發包方式選擇的限制，此前，16號令已於6月1日實施。
科教文衛體項目無需再招標
843號文和16號令同為對原《工程建設項目招標範圍和規模標準規定》（國家發展計劃委第3號令，以下簡稱“3號令”）的修改。
2000年，為保證國有資金的有效使用和防止腐敗，規範招標投標活動，國家發改委的前身國家發展計劃委發佈3號令，該文件在第二條和第三條規定了涉及社會公共利益、公眾安全的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項目的範圍，涵蓋能源、交通、通信、城市設施、市政工程、生態環境保護和科教文衛體等領域，且在最後設置了兜底條款“其他基礎設施項目”“其他公用事業項目”。
843號文主要將必須招標的項目類型作了大幅縮減。一是刪除民間資本投資較多的商品住宅項目、科教文衛體和旅遊項目、市政工程項目、生態環境保護項目等；二是刪除了兜底條款，避免這一範圍在執行中被任意擴大；三是對保留的5大類也作了較大縮減，特別是水利類和城建類項目，同時在交通運輸項目下對3號令的航空範疇作了細化，843號文明確了公共航空和A1級通用機場必須招標。
此前發佈的16號令，主要根據資金規模重新明確了必須招標的項目。從使用資金性質看，將《招標投標法》第3條中規定的“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國有資金或者國家融資的項目”，明確為使用預算資金200萬元人民幣以上，並且該資金佔投資額10%以上的項目，以及使用國有企事業單位資金，並且該資金佔控股或者主導地位的項目；其次，提高必須招標項目的規模標準，將施工的招標限額提高到400萬元人民幣，將重要設備、材料等貨物採購的招標限額提高到200萬元人民幣，將勘察、設計、監理等服務採購的招標限額提高到100萬元人民幣，與3號令相比翻了一番；最後，明確全國執行統一的規模標準。刪除了3號令中“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實際情況，可以規定本地區必須進行招標的具體範圍和規模標準，但不得縮小本規定確定的必須進行招標的範圍”，明確全國適用統一規則，各地不得另行調整。
2000年時3號令發佈正處於中國招標投標制度的形成階段，旨在保障招投標的公平競爭，預防腐敗，如今843號文和16號令的組合出現，則更多是為擴大市場主體的自主權。
從“嚴進寬出”到“寬進嚴出”
在中國招標投標制度已初步確立的情況下，解決已有制度產生的問題成為招標投標領域新時期的任務。如果說圍繞招標投標領域進行改革的兩隻腳，一隻落在擴大市場主體的自主權，那麼強調招標投標活動的全過程監管便是那另一隻腳。
在今年年初，招標公告發布制度的修訂文件正式實施，規定了招標項目的公示平臺和招標信息的透明可追溯。國家發改委自1月1日起實施的《招標公告和公示信息發佈管理辦法》提到，“依法必須招標項目的招標公告和公示信息應當在‘中國招標投標公共服務平臺’或者項目所在地省級電子招標投標公共服務平臺發佈”“發佈媒介應當免費提供招標公告和公示信息發佈服務，允許社會公眾和市場主體免費查閱及在線反映情況、提出意見，並確保發佈信息的數據電文不被篡改、不遺漏和至少10 年內可追溯”。
與放管結合的改革思路一脈相承的是，在2017年年底，國家發改委公佈取消行政許可事項“中央投資項目招標代理機構資格認定”相關工作，各級發改部門和有關單位不再受理“中央投資項目招標代理機構資格認定”申請後，2018年1月底國家發改委發佈公告表示，將進一步完善中央投資招標管理制度，加強從業監督，推動信用體系建設，引導行業自律，同時要求各級發改部門重視“中央投資項目招標代理機構資格認定”取消後的事中事後監管，加大對招標代理機構及其人員從業行為的監督檢查力度，嚴格依法查處違法違規行為。
而無論是意欲擴大市場主體的自主權，還是對事中事後監管的強調，都反映了政府治理思路的變化，而這是一場自十八大以來旨在重新理順政府和市場關係的改革。
十八大以來，放管服改革在各方面均取得成效：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事項削減44％，非行政許可審批終結；中央政府層面核准的企業投資項目減少90％，行政審批中介服務事項壓減74％，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大幅減少；中央政府定價項目縮減80％，地方政府定價項目縮減50％以上。
儘管現在行政審批已大為減少，但工程建設項目報批仍存在涉及部門多、環節多、評估多的情況，從申報到開工需較長時間，這仍是今後應需注意的問題。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宋世明在接受《經濟日報》採訪時強調：放，應為“寬放”；管，應為“善管”；服，應為“優服”。政府治理思路已從“嚴進寬出”到“寬進嚴出”的模式轉化。
對此，汪玉凱表示，“從政府角度來講，確實在改變其監管模式，過去更多地放在管制審批門檻上，但現在審批門檻降低，就要加強事中事後的監管和提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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