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全网第一篇追问雷洋死亡真相的文章，文章专栏上大大的贴图刺痛了我，那是两个字
公道。
出于一种职业的敏感，我立刻检索了有关信息，发现微博上平安昌平已经发布了有关雷洋事件的公告，于是我又联系了文章的发布者，希望他稍安勿躁，公安工作有着特殊的性质，是否面向社会公布案件的有关信息，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需要从受害人、嫌疑人、家属的情绪，后续的工作，包括社会的影响等方面做出全面的考量。
之后的沟通是沉闷而压抑的，透过屏幕，我依然能感受到作者焦躁悲伤的心情，想一想曾经睡在上铺的兄弟，却突然永远停留在了记忆里，他如此仓促的离开，又怎能无人问起？
这也使我想起一段自己的经历。
曾经有一个瘦瘦高高的老人，到我的单位来找我，花白的头发，表情畏缩而拘谨，那天我正好值班，于是接待了他，才知道，他是一起电信诈骗案件的受害人，毕生积蓄被人骗走，来我的单位，只是想打听案件侦破的消息，恰好我本人分管这项工作，对他的案件正好知情，前期已经查到了一些线索，然而
——我什么的都没有对他说，因为我必须遵守纪律
在他离开的时候，我的内心被愧疚占据，对于案件进展的知情，也许并不能改变结果，但是至少能让他的心里得到安慰。我想面对雷洋家属的警察，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正是职业的要求，让我们不得不变得冷酷无情。
作为一个警察，我知道寻求真相的过程有多么艰难，法律上的真相就是无数零散证据的拼图，搜集排列数量组合都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而证据的保密，又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出于工作的需求和群众的需求之间本身就存在矛盾，而当警察自身也成为真相的一部分，对于当事人及其家属知情权的保障，就显得更为艰难，我们当然有理由寄希望于一种铁面无私的公正，只是这已经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要挑战人类深不见底，源自本能的利己之心。
当追寻真相成为一种困境，立刻滋长起来的，就是信任危机。
对于警察、政府、法律的不信任，已经成为一种不断滋长的普遍情绪，这源自人类的本能，面对深渊，我们最先感到的总是恐惧，涉及法律的事件，往往有一个负面的效果，不管是生命还是财产损失，没有人会为此感到高兴，而出于利己的考虑，我们总是试图知道事情未来的发展会有多坏，以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每个人在这样的事件里，总是不由自主的把自己代入受害者而非旁观者的角色，而在真相尚未明朗之前，猜测总是向着深渊的低端滑去，我们会从细枝末节中勾画出各种阴谋的暗影，直到这种猜疑在时间流逝中堆积成恐惧，最终变成不相信一切的愤怒爆发出来，既然未来不可以确定，不如用怀疑包裹自己。
猜疑——等待——恐惧——愤怒——指责——我不相信
当群众与警方对峙，总是遵循着上面的心理行程，而到最后，结果却往往无人关心。
这种怀疑一切的态度，看起来无比强大，但是实际上又虚弱不堪，因为并不能给现实带来任何改变，而也恰恰是这种不信任，使警方在案情公布上愈发畏首畏尾，导致整个警察群体，都和民众形成了彼此对立，警察认为群众不懂法，群众认为警察不讲理，而没有证据作为依据，也就不可能说清法律和道理。
只有一种解决途径，就是加大执法公开和透明，肯定人民监督的作用，提高回应质疑的效率，而最终还是必须落实到涉案证据公布机制上来，更为明确可操作的，有准确时间回应期限和相关证据公布细则的具体办法，才能够使当事人的知情权得到尊重，围观群众的恐惧得以减轻，通过这样的机制，建立一个彼此宽容，相互信任的氛围，才能更好的将矛头指向警察与民众共同的敌人。
我们的法律和警察，总是立足于保护社会和人民，而执法的观念，也不应囚于打击，对于群众的需求，应当做出积极的回应，亮明真相，方见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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