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明朝萬曆年間城市居民反抗礦監稅使的鬥爭，是明末城市民變的主要內容，這一斗爭波及範圍之廣，次數最多，時間也是最長，為歷代王朝所罕見，震動了整個明末社會，那麼它和西方西方市民運動正在醞釀的資產階級革命有啥區別，同樣都是發生在十七世紀之處，下面我們就來探討探討！
時間：從1596年（萬曆二十四年）到1620年明光宗朱常洛下詔廢除為止，總共讓礦監稅使橫行霸道二十四年。
原因：張居正死後，明神宗貪圖享樂，派出宦官作為礦監稅使，到全國各大工商業繁榮的大城鎮監礦、徵稅把劫奪而來的財富供自已揮霍享樂。
明神宗朱翊鈞
城市鬥爭案例：
封建官員士大夫參與領導民變是整個城市居民反抗鬥爭的重要特點，為什麼士大夫都對“民變”產生了一個同情甚至參與領導力量，這背後的原因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說不出的苦衷。
案例一：雲南指揮賀世勳領導的鬥爭，追殺稅使楊榮及其黨羽二百餘人，幾乎把來徵稅的爪牙們斬盡殺絕。史書記載：上饒民變時，知縣李鴻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潘）相竟日飢疲而歸，可見這些爪牙走狗，多麼令人怨恨。
案例二：武昌 兵備斂事馮應京，同情“民變”，冒死上疏，痛斥稅使的罪行，深的民心，但隨後他被捕後，廣大城市居民自動的發起，數萬人包圍中使衙門，弄的朝廷束手無策，正在當時，他卻身穿囚服，在做刑車上向沿途的民眾演說，“要深明大義”以綱常倫理勸散市民。
案例三：山東益都知縣吳宗堯，不畏稅使的恐嚇和殘暴親自阻止稅使對市民的暴行，史書記載：“叱其欺罔”，“盡發增不法事”，受到陷害被捕，“使至，民大譁，欲殺增。宗堯化解，乃行。”
案例四：蘇州民變時，織工葛誠“挺身曰：吾當為首，為吳民剿亂。”率眾在玄妙觀誓神，約定起事，暴怒的群眾用亂石擊殺稅官，圍觀者成千上萬，徵稅的官員狼狽而逃。
縱觀中國古代史上歷朝歷代的興衰，都發生過無數次民變和起義，然而沒有一次像萬曆城市居民反抗鬥爭得到眾多士大夫和官員的同情和支持。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特殊的歷史現象？與萬曆派礦監稅使激發的社會矛盾有些因果。
明朝手工工場
為什麼會出現“萬曆民變”？而且發起的階級比以前的農民階級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前都是清一色的農民，這次“民變”的發起者是由，城市的工商業者，手工工場者和一些中底層的統治階層一起發起的！這次“民變”的根本原因在於上層統治者已經損害各階層的利益了。
張居正改革後，農民的對土地的依附性大大松馳，為江南一帶孕育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場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隆慶開關”後，民間貿易又重新發展起來，中國商品經濟快速發展，出現了原始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商業，史學家稱之為“資本主義萌芽”。
明朝資本主義萌芽
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為中國聚集了一筆不小的財富，這讓貪圖享樂的明神宗把魔爪伸向商人富豪，而且越演越烈了，這樣很多小作坊和工商業場主瀕臨破產，不是徵稅而是赤裸裸的喝血吃肉。
可惜的是，開展城市鬥爭的市民雖然發生在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的歷史背景中，有利於保護工商業者們的利益，使得“資本主義萌芽”沒有受到更大的摧殘，但是民變的鬥爭目標，只是表面的東西，沒有跳出封建社會的綱常倫理。而且鬥爭方式基本都是示威的城市騷動，運動分散，沒有提出政治訴求。這和西方的市民運動有很大的不一樣，西方國小封建勢力弱小，聚集在一起的民眾容易形成一個新的社會力量，經過文藝復興後，西方民眾得到了很大的解放。反觀萬曆民變時，發生在中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強化的封建社會，當時中國眾多城市多以政治為中心，居民成份比較複雜工商業者和手工工人只佔小部分，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有使得工商業者勢力單薄，不得不依靠官僚地主的勢力。
城市市民階層
當然發生這明末的歷史背景中，與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有著很大關係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明神宗“嗜利”、喜好“奇珍異品”、貪圖享樂，如果不是商品經濟的繁榮能進一步刺激統治階級貪婪的慾望嗎？
二、參加民變的有手工業工人、小販、商人、作坊主、鄉紳、士大夫，他們都是工商業城鎮的居民。
三、商品經濟的發展把城市各層階層的人聯合起來，他們在城市生活中有了共同的要求，為了多數人利益，他們自主聯合起來保護自已。
後記：很遺憾，當時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不充分，都是零星散落的分佈在沿海和大江大河沿岸，雖然城市居民反抗鬥爭，保護了商品經濟和人民的貼身利益，減少資本主義萌芽的摧殘，但是鬥爭沒有指向壓迫他們的封建制度，沒有產生的新的領導力量，熱烈而短暫。頻繁而持久，雖說震撼整個統治階層，但是明朝滅亡後，隨著明末農民起義的爆發和滿清的入關，曾經活躍一時的城市居民鬥爭，在中國社會寫下了輕微一筆，很快就曇花一現的消失在歷史中，資本主義萌芽一直處於萌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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