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的能臣，比如伊尹、姜子牙、管仲、诸葛亮、魏征等等，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也是其中之一，他便是五代十国时期后唐的第一名将，郭崇韬。
史书上说：“庄宗（李存勖）与诸将以兵取天下，而崇韬未尝居战阵，徒以谋议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将相，遂以天下为己任，遇事无所回避。”在晋军与梁军的数十场血战中，郭崇韬虽没有亲自上阵杀敌，但他位居帷幄之中，出谋划策，立下了“佐命第一之功”，凸显出了他非凡的才干。
但这能臣若是遇到一位明主还好，可要遇到庸主的话，就头疼了。
不巧的是，后唐庄宗李存勖就是这样一位。梁朝被灭之后，李存勖便开始醉心于享受，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对郭崇韬的话就不太爱听了，君臣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缝。
可郭崇韬却依旧踌躇满志，还在为后唐的长远建设精心策划，发展蓝图。
公元924年，郭崇韬经过深思熟虑，先后向李存勖上奏了有关建国安邦、兴利驱害的大计，共二十五策。不过李存勖貌似并不感兴趣，因而在官方的文字中并没有保存下来。尽管史书对这二十五策的评价都非常高，称其“皆便于时，取悦天下”，但具体内容却是一片空白。
据说，这二十五策是郭崇韬数十年来，考察历代王朝兴弊，积累了十多年从政经验而成的心血。以郭崇韬的文韬武略和精明干练来看，想来绝不会是泛泛之言。
所以我们不免假设，如果李存勖是一位明君，真能积极推广实施这二十五策的话，不敢说中国大地上会再次出现强汉盛唐的繁荣局面，可五代的乱世或许可以早日结束。而二十五策，也定能像贾谊的《治安策》、诸葛亮的《出师表》、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 》一样，名留青史。
但可惜的是，历史从来没有假如。
相信当时的郭崇韬一定是殚精竭虑，非常失望的。史书上说，郭崇韬当时“位兼将相，遂以天下为己任，遇事无所回避。”意思就是说，郭崇韬觉得自己只要是在为天下做事，就没有什么好回避的。但是他忘了，李存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上司，他有着极为严重的猜忌心。
《资治通鉴》曾记载过这样一则故事：
灭梁初期，郭崇韬收取了梁朝降将馈遗的财务，于是就有人提醒他，不要因此成为别人攻击的把柄。郭崇韬则说：“我位兼将相，职务显要，俸禄和皇帝的赏赐都上万了，这点东西算得了什么。但是后梁腐败，贿赂成风，现在后梁已亡，旧将刚来投奔，还沿袭旧习，如果我拒绝，那他们心里肯定会不安。我本无私心，我收下的东西，等于是寄存在我这里，用时我会献出来的。”
关于这个故事，历代史学家都以佳事来看待，纷纷赞扬郭崇韬的心地坦荡，不畏人言，坚持做自己。对此，个人也表示赞同，事后郭崇韬也确实将收取的这些财物用在了公事上，但这不用还好，一用反倒出事了，引起了李存勖的猜忌，为其日后的身亡埋下了祸根。
后来，郭崇韬将这些财物中的十万缗，献出来犒劳军士，作为祭祀南郊大礼的费用，但皇帝李存勖却是没有相应的举动。
李存勖不是没有钱，李存勖听了一些宦官的话，将天下收缴上来的赋税分为了内、外两府，州县上供的部分进外府，也就是国库；而方镇（节度使）贡献的部分则入内府，也就是自己的小金库。而州县的上供有限，节度使财大气粗，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国库空虚，而李存勖的小金库却是财物堆积如山。
随后，郭崇韬兴冲冲地对李存勖说：“臣已倾家所有以助大礼，希望陛下也能拿出内府的钱财，赏赐给他们。”李存勖内心是不太愿意花这笔钱的，史书中说“庄宗（李存勖）沉吟有靳惜之意。”听了郭崇韬的话，自然十分尴尬。
郭崇韬或许是言者无心，但其这番举动却是过于张扬，风头直接就盖过了皇帝李存勖。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两个恶果：一是李存勖“默然久之”，心中肯定不好受；二是“军士皆不满望”，对皇帝产生了怨恨、不满。
虽说李存勖事后做了补救，将抄没入国库的已经处死的叛将李继韬的私人积蓄拿出来使用，但将士们怨恨的种子却已经种下，心生离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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