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连情
雷达
那时各大队都在把外流人员召回。我的同学何某，爱写诗，疯疯颠颠的，绰号何瓜子，这家伙入冬前曾到青海祁连县搞过外调，据他吹嘘，他见过穿红袍的藏女，歌喉宛转，直入云霄，骑马飞奔，快如闪电，似乎还对他有意思，情节略似后来听说的王洛宾的故事。我明知有虚假成分，但仍有些向往。两天后，我和贫协主任一起在县城东头的汽车站，上了去青海的班车。那是一种带帆布篷子的道基卡车。我们穿过了著名的青甘之间的咽喉孔道——扁都口峡谷，一路上，过冰大阪。冰大坂寒气逼人，冷风割面，茫茫大雪密集到让人喘不过气来，天暗时仿佛世界末日到了。在俄博没找见人，我们忍着冻与饿，立刻返身转乘一种小卡车颠了一整天，在一个所谓的金矿，在一间歪歪斜斜的土屋里，找到了郝得全。
原以为郝得全又杀驴，又贩牛，又偷粮食，一定是个能人，强人，三头六臂式的，谁知是个光头老汉，青白面皮，奇瘦，寡言，慈眉善目。郝得福一见他立刻低声下气，说，二哥啊，我接你来了。不料郝得全说什么也不回去。郝得福苦着脸说，二哥，你哪怕点个卯再回来，不然我交不了差啊。他暗示我站出来说话。郝得全一直不敢正眼瞧我，似有点怕我。我就说，郝得全，这是组织的决定，任何人都得服从，都得参加四清运动。他无语了。我们用了三天时间，再次穿过扁都口，吃的苦就不提了，终于回到了民乐，回到了洪水村。民乐与俄博虽分属甘青两省，却是邻县，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新疆到兰州的高铁正从扁都口通过。
斗争郝得全的会是老刘亲自抓的，经过精心策划，发言顺序也排好了。那晚汽灯雪亮，会前猛喊了一阵口号，气氛酝酿得很足。县工作团还派了人来。问题却出在“杀驴事件”的一个具体细节上，到底驴是病死的，还是好端端被人杀死的，如果是病死的，那性质就够不上破坏生产罪。老刘是搞法律的，却忽略了这个重要细节，一味听信“勇敢分子”的揭发。会上老刘也急了，厉声喝问，当时驴到底还有没有气？老饲养员被推出作证，他磨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这驴它是自己病死的，可这驴它还有最后一口气。“还有一口气你把它杀了，这是什么问题!”老刘变得有点不讲理了。
贫协主任郝得福对着台下说，继续批斗，继续，谁发言，谁上来，快一点。他眼光扫过去，像机枪扫过，一个个低下了头，扫了两遍，人们低了两回头。郝得福很窘，自我解嘲说，你看你看，乡里人一见省上的大领导，连话都不会说了，其实他们憋了一肚子的话呢。这时一个积极分子站起来质问道，郝得全，六零年你偷粮食呢，你总不敢说你没偷吧。郝得全沉默着，紧闭双眼和嘴唇，好像发誓一辈子永不张口。天冷极，冷得让人发抖，这时有人说了，二爸，你就瞎好说上两句吧，娃们媳妇子们冻得实在招不住了;二爷，你就说上两句唦，我们扛不住了。良久，郝得全才叹气似地说，哎，你们叫我说啥呢嘛。那年环子她妈眼看着就快断气了，心口都凉了，得亏了这一口救命的粮啊。这时人群里有妇女抽抽答答起来。这一来，气氛变得对斗争会不利。我感到，从会场最后面的一个暗角里，不时有一道锐光射来，那是环子在看我，似在求助，我赶快躲开，不与她目光接触。
斗争会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很无力地散场了，老刘铁青着脸。幸好另外两个会，斗老队长的和斗老地主的，都开得比较有声势。那次会后，我被抽调去写村史，人也搬到大队部，与老刘分开了。
那个时候，全国有股写村史、家史、厂史的风，各地在寻找当地的刘文彩式人物。工作队决定也要写一本村史。我每天跑到据说是方圆二百里内最大的地主庄园，一个巨大的土堡，去搜集材料，访贫问苦。它叫烧房庄。在那儿我大开了眼界。郝氏庄园围墙高达五丈，内有房屋三百多间，曾经骡马成群，拥有自己的武装，像个小社会，以酿造烧酒和种植鸦片为业，富可敌国。每天出烧酒二百多斤，销往整个河西走廊，远至新疆、中亚各国。据说那种烧酒极火烈，极好喝，比现在的茅台和最高度的衡水大曲都过瘾，只可惜配方已失传。大堡子1915年曾遭祁连山土匪抢掠，双方血战数日，郝氏败，庄园付之一炬，满门被灭，儿媳遭轮奸后，喝大烟水自杀了。这个庄园的历史，使我对河西走廊的堡子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春节前，接到通知，要求我们春节在武威过，集训半月，一律不得回兰州。去武威的那天，我们坐在大卡车上，倚着行李闲聊，车未开，在等人。忽听说，下面有个大姑娘，低着头，问她找谁她也不说。这引起了车上人的好奇，互相打问，她是谁，送你们谁的？无人回应。我起先没在意，伸头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环子，且隐约觉得她是为我而来的。我知道工作队纪律极严，决不许队员与本地女性有染。这使我心跳如鼓，尽量看别处不看她，只当她不存在。过了一会儿，一看，她仍蹲在车边，我有点慌了。车终于发动起来了，送别的人们在摆手，环子忽然站起来，一跃，就蹬住了汽车的大轱辘，扳住车帮，立了起来，她把两盒新建牌的纸烟拍在了我手上，说，雷干事，这两盒烟你拿上路上抽，我等你回来。她一跳下，车就开了。
等我？等我什么？莫名其妙!我有点恨她了。后来才明白，是我误会了。她说等我，是她有一肚子的委屈要说，她等我，还因为她春节就要投靠远在酒泉金塔县的小姨家，那里距此遥远，在那里她将出嫁给一个玉门的石油工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却是这样的场合。
当时我像个被人现场抓住的小偷，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车上的人看我的眼光很复杂，有怀疑的，有询问的，有谴责的，有诡谲地笑着的，使我有口莫辨，我不想解释什么，也不可能解释什么，只能胀红了脸，手捏着两盒烟发呆。新建烟每盒一毛一，属于劣质烟，但对一个农民而言，价格不菲了。车渐渐颠簸得厉害起来，黄尘一阵阵卷来，人们才不再看我了。所幸，事后并无组织找我谈话。
1965年春节在武威度过，住在马步青军队驻扎过的一座三层木楼上，楼呈回字型。假日那几天无事，有多个晚上，我反复去观看武威歌剧团演出的歌剧《江姐》，为之深深打动，于是立志要成为这个剧团的编剧。恰好地委书记薛程就在我们大队蹲点，看过我编写的村史的一部分，表示满意，我就去找他，他答应我毕业后调我到武威歌剧团当编剧。我激动不已，天天设想着深入生活的一大套计划，并想先写个关于西路军的大型歌剧，想象着演出的盛况，想象着多少人被我的作品感动得热泪盈眶。其实，我只看了两本回忆录，没啥准备，属于心血来潮。我没有意识到，当时的中国，山雨欲来风满楼，“搞创作”一词已近乎痴人说梦。因兰大毕业生是由国家统一分配，武威够不上，我分到了北京。我在北京的工作很不如意，我一直闹着要回甘肃武威当编剧，北京的组织不太理解我。1966年春天，文革眼看起来了，我还在申请调回去。有一天终于等到了远在武威的薛书记捎来的一句口信：“好好在北京工作，不要来武威！”至此，我热念遂消。现在回想，是薛程书记有远见，在保护我。我真要跑到武威，下场难以逆料。薛书记是长辈，他在文革中遭遇了怎样的命运，他是否还健在，我一概不知，问人也问不出来，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是不知道。
春节后回到大队，听了不少传达文件。文件批评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批评了“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这个“错误提法”。当时四清有小四清与大四清之别。小四清是清帐目、清工分、清仓库、清财务;大四清则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当时小四清基本停了，不太追究了，而特别强调反修防修，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式人物。运动渐呈收场之势，各队要求原先的村干部“洗热水澡”、“轻装下楼”(都是当时特有的政治术语)，大部分官复原职。这使很多“根子”或冲在前面的人不干了，纷纷到工作组讨说法，说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但无果。
在这里，我必须要把我的一个极独特的经历说出来，那就是我在洪水村入了团，又遭遇后来的不被承认。有天，多日不见的老刘找到我说，尕雷，我发现你还不是团员，这要影响你以后的前途，我给你弄了张表，你填填，明天晚上就发展你。我半信半疑地说，我们大学里入团可难可难了，这不可能吧。老刘说，没问题，县工作团是一级独立党委，有权发展党团员，可以火线加入的。我说我一向自由散漫，老刘说不不不，我看你表现得还不错。
为什么说鼓足勇气呢？我是工作组的，在社员眼中是领导，平时戴着面具指手划脚，人五人六的，可是现在，暴露了我连团员都不是，我得接受青年社员们的审核和表决。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但是我深受感动，他们没有一丝轻看和嘲笑，完全把我看成他们中的一员，甚至因我的参加而骄傲。都说雷干事好，雷干事好，同意，同意，齐刷刷地一致举手通过了。我有一种回到母亲怀抱的感觉，我想流泪，心里说，我有很多很多毛病，你们知道吗？我是不是欺骗了你们?还想，环子若在场她该多高兴。
但是，“入团”以后，我心里总是不那么踏实。果然，一回到学校，政治辅导员就找我，她吊着脸说，你在下面入的团不算数，你还得重新讨论。入党入团是她控制的领地，我的迂回入团使她很窝火。我一想到深挖祖孙三代，抽筋剥皮式的“讨论”，想到临分配前同学间的某种微妙的贬损和嫉妒，便不寒而栗。我说我还有很大差距，就先不用讨论了吧。这是她需要拿到的回答。“嗤”地一声，她把我入团志愿表最后一页，也就是盖着县工作团图章的组织批准的一页，撕去了。1985年，没有入过团的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还有一事需要交待。撒离前，环子的母亲把我叫去，从炕桌深处掏出了一个红色的塑料笔记本，说这是环子临走时留给我的，还说环子最相信我了，说我是好人。本子的封面是万里长城，里面有些风景图片，这种塑料本在当时还很稀罕。扉页上的字认真用力，笔划稚拙，写的是:送给亲爱的雷干事，郝玉环敬赠，1965年2月某日。我当即表示，衷心祝福郝环子婚后生活幸福美满，然后赶忙把本子藏进了内衣口袋。走到门外的白杨大道边，我又一次向两头看了看，依然没人，只有呼呼的风声。宽广而粗犷的河西大地啊，你永远护佑着我。
工作组撒离的时候，没有再搞“车海战术”。老乡们厚道，都出来了。我的青年农民朋友李希林、李升、李清林出来了，环子的老父亲郝得全没事了，也出来了。老队长官复原职，也出来了;他在“洗热水澡”、“下楼”的检查中，反反复复自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挡箭牌——他把“当权派”误说成“挡箭牌”，不知是故意，是方言发音，还是不识字造成的。我心里好笑，你就能把党内的走资派都给“挡”了，你真伟大。人们摇着手告别，显得很平静，没有依依惜别之感，却有种潜在的冷清和漠然。那以后，我们回到兰州，我们填各种政审表，我们面临毕业分配，我们各奔报到的城市，再后来，文革爆发了，我们信誓旦旦而又人人自危，谁还会想起民乐呢。民乐像一个梦，突然来了又突然去了，无踪无影。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梦与现实，哪个更真实，当然是现实，可在某种情景下，真虚难辨，如花似雾，梦反而显得更真实;当曾经发生的事裹上了一层梦幻般的雾，就更加扑朔迷离了。半个世纪前的这段经历，在某一时刻，蓦然浮出，让我心惊，让我沉思，让我苦笑。我怀疑一切是否真的存在过。郝玉环送我的那个红皮笔记本，起先我好像还见过，后来就不知去向了。它没入历史的深海里了。
2016年9月15日写于北京华威北里
（原载《作家》2016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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