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大亂之時，清廷曾於當年6月21日發佈過一份“詔書”，其大意是：
“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
……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
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兇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我國赤子，仇怒鬱結，人人慾得而甘心。
……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復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炮臺，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
……朕今涕淚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口，孰若大張撻伐，一塊雌雄。
……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洩神人之憤，朕有厚望焉。”
這份以光緒名義發佈的詔書是耐人尋味的。
首先，清廷以洋人強行索要大沽口炮臺為由進行宣戰，殊不知此時大沽口炮臺早在6月17日便已失陷，只不過直隸總督隱瞞未報而已。
換句話說，聯軍在6月17日攻佔大沽口炮臺的行為，其實是構成了事實意義上的侵略，而6月21日清廷的“宣戰”反落在了後面。
更直白地說，庚子年的戰爭完全是列強一方挑起的；
其次，詔書宣戰的並沒有具體對象，而只是使用了一個帶有藐視的代稱“彼等”。因此，這在國際公法上並不能算是對外宣戰。
事實上，後來沒有任何國家宣佈正式應戰。
退一步說，若有人認為清廷不懂國際法上的宣戰形式也說不過去，因為在甲午戰爭時，中日雙方都發布過正式的宣戰書；
其三，這個詔書向國民解釋了朝廷為何要做出如此決策並呼籲共同禦敵，這更像是一個對內的戰爭動員令。
從這個角度上說，由此，說清廷在庚子年對十一國宣戰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腳的。
值得注意的是，《辛丑條約》的正式措詞並不是戰敗後所使用的peace treaty，而用的是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
而所謂Protocol，其意是“議定書”。之所以用“議定書”，就是因為這份詔書並非真正的宣戰書，列強也無從宣佈迎戰，因此不能用peace treaty而只能用 Protocol。
因此，庚子年所謂“慈禧太后對列強宣戰”只能說是一種流傳已久的有意無意的誤傳，目的是為了證明慈禧太后和清廷的顢頇，但就歷史事實和法理而言，卻是不成立的。
事實上，不論在什麼情況下，也不論是哪朝那代，抵抗外國的侵略，無論如何都不能算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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