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之父”李光耀曾表示：如果必须通过吸管进食，并且没有复原或恢复行动能力的可能性，那医生就应该替其去除吸管，让他能迅速地辞世
“我们的麻醉性镇痛剂使用非常严格。例如吗啡，要经过几级机构批准。每一片都要登记在案。”齐大夫郑重解说。
“假如您的数字准确无误，那我要说，以一个十一亿庞大人口的国家，只使用这样微不足道的镇痛剂，贵国的绝大多数晚期癌症病人，都是活活痛死的！”博士极为愤慨。
我们都愣住了。我们这个民族善于忍受疼痛，我们以坚忍不拔著称于世。
毕淑敏：《预约死亡》
在病痛的折磨面前，即使有再大的痛苦，我们是不是也该隐忍？是不是该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人痛苦离开？生命的价值到底存在于生命的质量还是数量？
“ 今天我们要说一个话题：安乐死 ”
近期，法国通过了一项新法案，这项法案赋予医生为绝症患者实施“深度睡眠”直至死亡的权利。这项法案一经出台，便引发了法国国内对是否应让安乐死完全合法化的争议。其实，“安乐死”的观念和时间历史悠久。
在古斯巴达，人们认为，不健康的婴儿可予处死，而留下安乐死的纪录。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杀死婴儿、自杀和各种安乐死行为更是广为人们接受。
1938年，希特勒借口实施安乐死，建立了安乐死中心，杀死20多万人，这使安乐死笼罩上恐怖的阴影。
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规定 “任何成年人可执行一个指令，旨在临终条件下终止维持生命的措施”，这是第一次使“生前遗嘱”这类书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权威。
在中国，至今尚未为之立法。
“ 安乐死：痛苦的解脱还是伦理的漏洞 ”
对待生命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而对待“安乐死”，到底该赞成还是该反对，这是个问题。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如果患上绝症，常年被病魔折磨到已经无法正常进食，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况下，被人用导管从鼻腔捅进去，强行把复杂的所谓营养成分灌进毫无生气的胃里，这难道不是一种残忍吗？你的肌体此时已经无比衰弱，却要被强迫承受更多的负担，这难道不是残忍吗？通常这样的时候，就会有当事人请求“安乐死”。但最终能否如愿，我们不得而知。这里面除了对人性伦理的考量，更多的是会涉及到法律问题。
安乐死在全球范围内久拖不决，矛盾焦点正在于法律与生命伦理的冲突难以调和。更重要的一点是，安乐死虽说是当事人自愿提前结束生命的方式，但不同国家，其所隐含的“社会属性”乃至背后更隐蔽的“政府救济”职能是截然不同的。
一位患癌症的老人临终前写给孙女的话
以荷兰为例：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受此影响，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于1995年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但于半年后被废止。
为了避免滥用安乐死，造成非正常的死亡，荷兰安乐死合法化法案本身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条件：“首先，病人必须是成人，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必须自愿，而且必须是病人深思熟虑之后所作出的坚定不移的决定；其次，病人必须在无法忍受病痛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安乐死；再次，病人所患疾病必须要经过两名医生的诊断，慎重的确定安乐死的方式。”
即便有了如此多的细则，安乐死依然争议不断。荷兰在在2010年荷兰实施的3200件“安乐死”事件中，约有72%的案件涉嫌“故意杀人”。在我国，传统思想里就有乐生、重生，甚至长生不老的主张，再加上虐待老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担心安乐死被用于其它用途，因此，对主动安乐死保持慎之又慎的态度在我国居于主导地位。
安乐死到底是痛苦的解脱，还是伦理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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