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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傅达仁的告别
2月24日，台湾著名主持人傅达仁前往瑞士完成安乐死的视频曝光，其是第一例安乐死的中国台湾人。
傅达仁是台湾著名体育主播，不幸罹患胰腺癌，2018年6月，他决定赴瑞士执行安乐死。
2018年6月7日，傅达仁在儿子的怀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走的时候，家人围坐着陪在他身边，没有哭天喊地的哀嚎，也没有沉默不语的眼泪，而是一片祥和与宁静。
儿子用他宽厚的臂膀给予父亲支持与安慰，妻子轻轻的抚摸着他的后背，一下一下，就像往常一样，傅达仁认真的询问护士：“我试试看，对吗？”
傅达仁是笑着和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的，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再见”。
再见了，我的妻子
再见了，我的儿子
再见了，所有我爱的人
随后，儿子抱着父亲，小声的安慰着：“爸爸，不痛，我们爱你”。
一如儿时，父亲对儿子的关爱：“儿子，不痛，爸爸在呢”。
最终，傅达仁倒在了儿子的怀中，脑袋抵靠着儿子的肩膀，双手握着儿子的胳膊久久不能放开，就好像多年前他怀抱着还在襁褓中的儿子一样，久久不能放开。
在瑞典这个异国他乡，傅达仁遵从自己的内心，有尊严地和这个世界永远的告别了。
NO.2追溯安乐死
安乐死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希腊文，包含有两层含义：
（1）无痛苦地安然离世；
（2）让患者无痛苦离去的医术。
安乐死可以分为四类：
（1）纯粹安乐死：如使用药物减少临终癌症患者的痛苦。
（2）间接安乐死：为减缓死亡痛苦采取措施，其副作用造成了生命的缩短的情况。
（3）消极安乐死：为了不延长患者痛苦，不积极采取治疗手段，让生命自然的缩短，这也是现下大部分患者寻求有尊严的死亡常用的做法。
（4）积极安乐死：通过医疗手段提前了自然死亡的时间，这也被认为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的表现形式。
1993年，安乐死在荷兰合法化，成为全世界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的国家，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轰动。
1995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也通过了类似法案
2002年，比利时议会通过安乐死法，成为世界上第二个以法律形式准许实行安乐死的国家。
目前，立法允许安乐死的有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美国的俄勒冈、华盛顿和蒙大拿。
允许“被动”安乐死的国家有奥地利、丹麦、法国、德国、匈牙利、挪威、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
而瑞士，是目前全球唯一允许协助外籍人士安乐死的国家。
NO.3灵魂拷问：安乐死能否合法化
死亡是人类必须要面临的问题，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如何有尊严的死、有意义的离开这个世界成为很多人的生命愿望。
支持安乐死合法的观点认为
（1）安乐死尊重了患者的意愿，维护了患者的尊严
“自然权利的首要基础就是：每个人都尽其可能的保护他的生命”——霍布斯
人类最高的权利是生命权，安乐死充分尊重了患者的这项权利，在生命的特殊时期，自愿选择死亡本就应得到尊重。
“美国学者罗丝认为：“死亡是一个人什么的顶点，也是其一生最辉煌的时刻。”
著名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生存仅仅是最低层次的需要，当生存不能被满足时，就更应该满足高层次的需要。
2016年，傅达仁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医生评估如果采取手术，约有50%的存活率，在不断尝试用止痛剂减轻痛苦却依然无法缓解时，傅达仁非常绝望的提出了安乐死的想法。
父亲常常念着说，他要去安乐死，老是跟我们说要去瑞士、要去瑞士，我们当然很不愿意，所以我们就想那来转移他的注意力，看可不可以让他减轻痛苦，我们建议他写回忆录，结果他半年就写完了，书也顺利出版。
然后他又开始吵着去瑞士，我们又告诉他，不然你画画啊，可以开画展，于是他花三个月学油画，画了40、50幅作品，开始开画展，大概安静了半年，接着又开始说要去瑞士。
虽然这一年来，父亲做了很多事，但他大病小病不断，进出医院无数次，常常没有力气，要吸着氧气机，这中间的折磨，只有我们家人才知道，后来他画展开到一半，他说他不行了，所以去年11月，我们举家去瑞士安乐死机构，也在那时候成为会员。
其实那一次，父亲就想要直接在当地安乐死了，怎么劝都不肯回来，但对我们家属而言，其实是非常不舍的，我们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私心的希望父亲可以再多陪我们一点时间，后来我在当地发烧了，生病也很严重，父亲才妥协说，好我们回台湾。
在那之后，不管我们怎么鼓励他，父亲都没有改变决定，那时快要过年，父亲说年后就要安乐死，我还跟他说我要结婚啊，等我办完婚礼啊，可是父亲一刻也不想等，在这半年期间，父亲病情更加恶化，瘦到只剩下49公斤，今年6月，我们再度陪同他到瑞士，这一次他真的要走了。
（2）减轻患者和家属的心理负担
癌症晚期患者身体常常有剧烈的疼痛，常人无法想象。当疼痛达到极端时，患者和家属都会因为疼痛和恐惧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
我一路看着父亲越来越衰弱，走路渐渐需要人搀扶、需要使用拐杖、不断腹泻，也吃不下东西，生活品质渐渐下降，有一次他半夜醒来，摔到床底下，自己都没办法爬起来，我看着父亲这样，心里非常痛苦——我什么都帮不了他。
适时选择安乐死，不仅是让患者免于病痛的折磨，也减轻家属在患者生命终结过程中的心理负担。
曾经我们不谅解他、曾经我们觉得他自私，曾经我们希望他可以陪在我们身边，但是父亲身上的痛苦，真的不是我们可以体会的，我们对父亲的爱，就是尊重他的意愿，我们陪在他的身边，他离开的那一刻，我们全家都在，父亲知道我们是爱他的，我想那就够了。他真的走的这一刻，我们真正释怀，觉得这是对父亲最好的方式。
事实上，傅达仁自2016年就在台湾大力推动安乐死合法化。
他曾经多次公开感慨到：若能在家乡安乐死，谁想要客死他乡呢？
他的努力也并非没有成效，台湾衛福部次長薛瑞元公开表示2019年的主要目标就是推动《病人自主权利法》，但安乐死还需要更多的讨论。
反对支持安乐死合法的观点认为
（1）安乐死可能成为合法杀人的手段
如果患者的真实意愿和自主权不能得到尊重，安乐死可能成为“合法杀人”的工具。
1986年6月，王明成59岁的母亲夏素文因肝硬变腹水昏迷，经医院多方抢救仍不见好转，院方表示已无回天之力。
1986年6月27日，夏素文病情加重，表现痛苦烦躁，喊叫想死，28日晨昏迷不醒。
因此，王明成“帮助”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安乐死”，并因此被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被提起公诉，同时被起诉的还有主治医师蒲连升，后被法院宣布无罪释放。
这是我国第一起安乐死事件。
2001年，蒲连升接受央视采访时，用往事不堪回首来概括这件事：
“检察机关起诉我是故意杀人罪，我清楚的记得我在看守所呆了492天，我认为我是冤枉的，作为一个医生，在我医生的范围之内，尽我医生的职责，减轻患者的痛苦，何罪之有？
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大家对安乐死的担忧和讨论，试想一下，如果国家赋予医务人员“合法性杀人”的权利，那么只需要证明他们的行为是按照法律批准的程序进行就可以了。如果安乐死合法，会不会有人以此为由拒绝赡养老人？
这也是为什么在第一起安乐死事件后，陆续也有相关事件，大都以故意杀人罪进行判处，但是在量刑上会有考量的原因。
（2）安乐死对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的冲击
“希波克拉底誓言：“我绝对不会对要求我的任何人给予死亡的药物，也不会给任何人指出同样死亡的阴谋途径”。
但，如果医务人员拥有了实施安乐死的权利，“我应当迅速的物痛苦的结束患者的生命，而不得因各种不道德的理由而故意拖延患者的痛苦”就会成为医务人员的另一项职业要求。
同时，“医务人员”和“杀手”的界定就会模糊不清，在现在紧张的医患关系下，患者可能会生出：“医生是不是觉得我已经无药可救，不愿意浪她的时间，想要用安乐死来结束我的生命”的想法。
甚至，有可能会催生出一条利益链，负责审核和实施安乐死的医务人员拥有大量“何人何时何种原因去世”的消息，对于寻找器官移植供体的人员来说就是巨大的财富库，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冲击下，医务人员有可能从“天使”变成“杀手”。
人终有一死，对于患者而言，什么才叫走得有尊严？对于家属而言，怎么样才能学习放手？跟生命说再见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却都是人人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参考文献
康天锜. 安乐死问题研究[J]. 法制与社会, 2017(34):250-251.
许珍荣. 试论安乐死合法化的困境[J]. 医学与法学, 2016, 8(3):13-16.
王冬梅. 论安乐死在伦理学中的现实合理性及在我国合法化的困境[J]. 宿州学院学报, 2016, 31(5):13-15.
李茂久. 从敬畏到接纳:安乐死合法性问题的法理基础探讨[J]. 医学与法学, 2016, 8(1):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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