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福田CBD
大國角力，往往體現為頭部企業的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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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的三條主線與三個代表城市
一年一度的福布斯上市公司2000強剛剛發榜，美國共有560家企業上榜，穩居世界第一，中國內地與香港共有291家上榜，這表明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的地位，仍然不可撼動。
不過，看榜單前十名的話，中國（內地）首次與美國平分，各佔半壁江山。這十家企業的排名分別是：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摩根大通、伯克希爾哈撒韋、中國農業銀行、美國銀行、富國銀行、蘋果、中國銀行、中國平安。
參照2017年的數據，前十名企業中，有9個是老面孔，只有中國平安是新晉級成員。這家來自深圳的金融企業，在過去一年裡激流湧上，實現了對三星電子、通用電氣、埃克森美孚、花旗集團、AT&T、豐田汽車的超越，從全球第16名晉級到全球第10名，市值突破1.2萬億元，居全球保險集團第一名。到2018年，這家企業才創辦了30週年，但其發展一直是深圳速度的最佳詮釋者。
福布斯上市公司2000強TOP10企業
除了中國平安，騰訊、萬科、招商銀行、中集集團、華僑城、金地等深圳企業的表現也相當不俗，排名紛紛上升，例如騰訊從2017年的148名上升到今年的105名，招商銀行從42名上升到32名，萬科從167名上升到133名。華為因為沒有上市，未能列入福布斯這個榜單，但其業績在過去一年的增長幅度，毫不遜色於大部分上榜企業。
盤點整個榜單可以發現，北京、深圳、上海三個城市貢獻了最多的企業巨頭，且大部分為金融、科技、地產、高端製造等行業，但從所有制結構來看，又各有側重，北京上海的國有企業比重較高，深圳則是民營企業比重較高。
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有三條主線，一條是國營經濟的做大做強，其代表城市是北京，一條是外資經濟的築巢引鳳，其代表城市是上海，一條是民營經濟的野蠻生長，其代表城市是深圳。毫無疑問，三條線都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並締造了北上深三個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
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又是我國開啟“科技強國”戰略的重要開端，有很多東西需要覆盤，作為改革開放發源地以及創新標兵的深圳，勢必再次成為話題的中心。剖析深圳的發展經驗，對中國經濟的下一步探路，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從1979年建市，1980年成立經濟特區，2010年特區擴容到全市，再到今天，深圳作為一個城市經濟體，已經擁有39年的發展歷史。盤點過去的39年，深圳這座城市最成功也是最獨特的東西，就是自主培育了一大批世界級的本土企業。
無論是看福布斯上市公司2000強，還是看財富500強，深圳都是本土經濟最強的中國城市，其中的典型代表是中國平安、騰訊、華為、招商銀行、萬科、中興、中集集團，這些從深圳土生土長的企業，不僅在國內舉足輕重，在國際上也頗有頗有存在感。
同時，深圳也是上市公司最集中的城市之一。有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1月，在A股、H股和美股上市的深圳公司總市值達到10.04萬億元，僅次於北京，超過上海的7.5萬億，而在2016年，深圳只比上海領先了2000多億，這再次彰顯了深圳速度的無敵。
很多人可能會問，為什麼這些巨無霸企業像螞蟻一樣扎堆出現在只有2000平方公里的深圳？
區區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究竟有著怎樣的魔力？
深圳到底做對了什麼？
回顧深圳的城市發展史，我們可以總結出這樣幾個東西，它們對深圳企業的發展來說，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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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深圳最早給予了中國人創辦企業的自由。能夠自由地創辦企業、自由地選擇職業、自由地選擇生活方式，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突破了。正因為這個簡單的理由，上世紀80年代的深圳才能夠吸引到一大批像馬明哲、任正非、王石這樣的精英人才。
馬明哲、任正非、王石原本都成長於體制內，在上世紀80年代那種社會風潮下，如果沒有深圳這個“不一樣的地方”，這些創業家至今可能仍在體制內過著普通人的生活。能夠自由地創辦企業，在當時那個年代就最大的制度紅利，最大的風口。
王石剛到深圳時，做的最大一筆生意是倒賣玉米。1983年，赤手空拳的王石來到深圳後發現，由於航道運輸問題，當時的玉米市場存在價格扭曲現象，於是他當上了大連到深圳的玉米中間商，靠著這個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任正非創業之前，是一家過期的中層幹部，創業時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公司做什麼業務才賺錢，他甚至研究過減肥藥這樣的生意。1988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任正非經人介紹，開始代理香港鴻年公司的電話交換機產品，才算踏入了電信行業，這個業務一開始和王石倒賣玉米是一個性質。
馬明哲創辦平安，也離不開深圳的支持，如果不是在深圳，這家企業很可能就做不起來。馬明哲18歲高中畢業，下鄉當知青，回城後，他先被分配到陽春市八甲水電站，後被調到蛇口，從勞動人事處做到社保公司的經理助理。
工作期間，馬明哲建議成立一支工傷保險類的基金作為職工的保障，這個提議得到了袁庚的認可，但馬明哲低估了這個行業的准入門檻，一位銀行副行長告訴他：工傷保險屬於商業保險，要做得成立新公司、申請牌照。馬明哲這才知道這建議“玩大了”，在當時那個年代，這樣的牌照極少，想創辦一家商業保險公司也是極難的。
▌馬明哲和袁庚
但馬明哲的這個建議獲得了袁庚的大力支持，在袁庚的幫助下，馬明哲前往北京，單槍匹馬“走審批”。2年後的1988年，平安保險正式成立，這家公司帶有顯著的蛇口“改革”氣息，是中國第一家股份制、地方性保險公司。多年後，它和招商銀行一起，成了袁庚履歷表上最輝煌的“作品”。
現在覆盤來看，無論是倒賣玉米、倒賣交換機，還是創辦商業保險公司，這類“不務正業”的生意在當時只可能出現在深圳，只有深圳才允許、支持人們創辦這樣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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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深圳最早出現了現代公司治理體系。深圳雖為經濟特區，但既非匯聚一省資源的省會城市，也不是位高權重的直轄市，並不擁有多少壟斷性的、排他性的資源，唯一的優勢就是市場化的營商環境，鼓勵人們在市場經濟中先富起來。
在這座城市創業，不要指望“批條子”和“特許經營”這種捷徑，從來都只能自力更生，按照市場的規則辦事情，
有問題“找市場”，而不是“找市長”，這一點可以從眾多深圳企業獨特的股權結構可以看出來。觀察平安、華為、騰訊、萬科、招商銀行、中興、金地等深圳企業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裡面除了騰訊，其他幾個企業的“老闆”，幾乎從未出現在媒體熱議的富豪榜上。平安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保險集團，華為是全球最大的通信設備供應商，萬科是全球最大的地產商，招商銀行是中國最大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但這些企業的創始人或者CEO並沒有因此成為富可敵國的大富翁。
他們只佔據公司極少量的股份，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工資與分紅，與其說是“老闆”，不如說是高級打工仔。他們所在的公司也沒有一個絕對控股的大股東，也沒有實際控制人。
股份分散成為一代深企的共同印跡。即便是後起之秀騰訊，創始人馬化騰也只佔據10%不到的股份，其對公司享有的是控制權，而不是控股權。這種獨特的股權結構，推動平安、華為、萬科等企業建構了一套現代化的公司治理體系，這個體系的好處就是讓企業適應市場環境，培養市場意識，增強市場競爭能力。
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平安集團，這是一家完全按照市場規則辦事也充分享受市場紅利的企業。
1988年，馬明哲主導的平安保險公司在深圳蛇口成立，招商局蛇口工業園區、中國工商銀行分別持股51%和49%，二者保持均勢。為了和一般國企區分開來，在袁庚的推動下，平安從成立之初還設立了一個帶有濃厚市場經濟色彩的機構——董事會，這為平安集團日後打造現代公司治理體系植入了基因。
1992年，平安獲得全國性保險牌照，開始走向全國市場，趁此時機，平安引入了新股東平安綜合服務（平安職工合股基金），並持股10%。自此，從根本上解決了管理層、員工與股東利益一致的問題。
後來，出於融資的需要，平安還適時引入摩根・士丹利、高盛、匯豐銀行的資本。但外資的引進，並沒有從根本上衝擊平安的股權結構。
早在90年代，平安董事會就有決議，股東無論大小，需要秉持“三不”原則，不干涉具體業務經營，不派員參與平安經營管理，不發生關聯交易。此後，外資股東進入後，公司治理就逐步向國際標準靠攏。平安的企業性質，使得它兼具國企的穩健性和民營企業的靈活性，又較好地避免了傳統國企的低效率以及傳統家族式民營企業一直不容易解決好的關聯交易或利益輸送問題。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股東，30年來平安股東買進賣出，而不影響平安的經營，平安也始終在穩定的股權結構和公司治理的軌道上一步一步越做越大越做越強，成為全球市值第一的保險集團。如果問馬明哲，平安姓什麼？他曾不止一次說：平安姓社會，屬於全體股東。管理層就是打工仔，我們不為某一單個股東服務，而是服務於全體股東。
“體制優勢確保了平安管理團隊的穩定，確保了公司戰略的延續性及經營的穩健性。”這是多年來多家中外投行的評價。一位國際投行高管說：“觀察平安的業績，會發現每年複合增長超過20%，除了金融海嘯這樣個別的年份，從來不會出現業績大起大落。平安業績增長是一根很難模擬的優美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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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深圳最早堅持創新發展的模式。今天的中國，“科技強國”已成為基本國策，人人皆談創新，人人都深知創新的重要性，但這個認知並非一蹴而就的，中國人集體談創新，也就是最近五年多的事情。
十年前的中國，有一個十分熱門的詞彙，叫做“山寨”，那個時候的深圳就是“山寨”的代名詞，人們對華強北的山寨產品嗤之以鼻，殊不知十年之後的今天，“山寨”這個詞已經很少有人提及了，深圳也從“山寨之城”，搖身一變，成為國人心服口服的“創新之都”。
圖片來自人民網深圳頻道
深圳的轉型升級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上世紀90年代，在各大城市熱衷於賣地造城、招商引資的風口上，深圳就明確提出把高新技術產業作為主導產業來發展，到本世紀初，深圳就率先提出創建創新型城市，2006年，國家發改委正式發文，批准深圳成為全國第一各創建國家創新型城市的試點。把創新列為“一號工程”的城市，深圳是頭一個。
深圳的創新發展理念，深深地影響了這座城市的企業，華為、平安、騰訊、萬科紛紛成為中國企業創新發展的榜樣。華為是今天中國研發投入最高的企業，每年用於研發的資金超過銷售額的10%，比清華北大一年的科研經費總和還要多，超過A股400家上市公司研發費用的總和，也超過很多省份的研發經費，其每年申報的PCT國際專利穩居世界前列。
平安是一家綜合性金融集團，但在創新上也毫不示弱，近年來平安大力推動“金融＋科技”的雙輪驅動戰略，每年用於研發的投入超過百億元，是中國金融巨頭中最重視科技創新的一家企業。
今天的平安，已經是一個涵蓋金融與科技兩大門類的擁有4.5億互聯網用戶的金融科技集團，還孵化了陸金所、平安好醫生、金融壹賬通、平安醫保科技四隻科技“獨角獸”。
與科技公司比金融，與金融公司比科技，中國平安有望開啟一個全新的商業模式，那就是科技＋金融的生態融合鏈，而這一切都要得益於深圳這座城市在創新發展理念上的的啟發。
深圳赤灣港（圖片來自人民網與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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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需要覆盤的東西很多，但有一條不能忽略的是：閱讀全球商業發展史，可以看到一個普遍的現象，大企業的發展往往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只有偉大的國家，才會成批地製造偉大的企業。
無論是洛克菲勒、IBM、蘋果，還是匯豐銀行、BP，其發展壯大的背後都是大國的崛起。例如匯豐銀行是英帝國崛起的標誌，而洛克菲勒的背後是美國取代英國的霸權，IBM與蘋果則是美國領導第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的產物。這些企業的出現，都離不開國家的賦能。
所以，以華為、平安、騰訊、萬科為代表的一系列深圳企業，之所以能夠成長為參天大樹，除了來自任正非、馬明哲、王石這些企業家的聰明才智與開拓精神，也來自深圳這片熱土的成就，更來自中國經濟全面崛起的國家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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