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武胜剿匪侧记
1949年底，武胜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武胜之前，伪县长张洪炳潜逃，政府部门群龙无首，在政权更替的真空期，局面十分混乱，伪军警的武器弹药，大量流入社会，落入歹人之手，为匪座大，日益严重。其次是国民党时期武器管理混乱，地主绅粮拥有枪支弹药，这些武器，落入匪徒之手，屡见不鲜。解放后，敌特与土匪勾结，气焰更为嚣张。这些，是导致武胜解放初期，匪患成灾的根本原因。
解放初，武胜有大、小股匪50多股，数千人之众。他们晓伏夜出，抢掠民财，危害乡里。武胜的匪患，有着显著的地域特点，多发生在武胜与临县交界地区。尤其多县交界之处，匪患更甚，如河西与蓬溪、合川、南充交界的走马，河东与合川、岳池交界的乐善等地，土匪十分猖獗，乡民十之八九，有过被劫掠的切肤之痛，要求人民政府彻底剿灭土匪的呼声，异常强烈。1951年5月，武胜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提案130件，其中50件是关于剿匪方面的的内容。大会形成了《关于剿匪的决议案》。《决议案》对建立健全剿匪委员会和建立剿匪委员会的各种制度，作出了原则规定。明确了各级剿匪委员会的职责权限和工作任务，议决了剿匪工作人员奖惩暂行办法等事项。
土匪的猖獗，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巩固，阻扰着征收公粮、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等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和巩固社会秩序，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精神，1950年1月，武胜开展剿匪工作。当时剿匪的主要力量是县大队，县大队有干部战士304人，分属两个中队，配有机枪2挺，长短枪255支。范修本任副大队长，郝纯镳任副政委。2月9日，南充军分区警备团派遣张明相、吕子波等人率2个连进驻武胜，协助开展剿匪和维持社会治安工作。7月30日，整编县大队成立警卫营，营长范修本，副营长杨显智，教导员那伸。有干部、战士378人，配手枪44支，步枪214支，重机枪12挺，六0迫击炮2门，战马3匹。全县在各区公所设警卫队6个。警卫队有干部、战士148人，配手枪23支，步枪147支。
整个剿匪工作，大体上分准备、剿匪、清查残匪等三个阶段。
准备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建立剿匪组织机构，宣传剿匪政策，发动人民群众积极配合剿匪、摸清土匪线索，对已经暴露的土匪进行清查登记等工作。
成立组织机构 1950年 2月12日，武胜县剿匪委员会成立，县委书记解登峰任主任委员，县大队长范修本任副主任委员，组织长部长江波、武装科长石双印、公安组长王香西为委员。委员会下设战术指导、政治攻势、财政粮秣和情报通讯4组。县剿匪委员会负责协调指挥剿匪部队，组织开展剿匪战斗。区、乡、保也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成员由农民骨干组成。负责及时提供匪情和开展宣传发动、清查登记、协调保甲联防等工作。各级剿匪委员会属上下级关系，确保了政令畅通，令行禁止。2月14日，县上召开剿匪工作会议，通过了《武胜县剿匪委员会组织权限及奖惩办法》。3月22日，县政府颁布《关于自新土匪登记自首实施办法》。会议决定：剿匪的指导思想是开展人民剿匪，起到了匪徒成为众矢之的，无立足之地、无落脚之点的作用。实施以政治瓦解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剿匪战略。对每个具体土匪，实施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治瓦解政策。
宣传剿匪政策 一是教育人民坚信政府一定能够剿灭土匪，动员群众积极揭发土匪，一旦发现土匪行踪，及时报告；二是动员土匪家属，积极开展教育土匪工作，让其放下武器、投案自首、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三是印发宣传传单、张贴标语，揭穿匪徒散布的谣言；四是组织业余宣传演出队伍，深入偏僻边远、匪徒出没的地方，开展宣传演出活动，以达教育、震慑土匪的目的。
摸排登记 在广泛发动检举土匪的基础上，对检举出来的土匪，进行清查登记。对已作登记的土匪，教育他们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主动交代问题，揭发漏网土匪。4月底，全县登记群众检举出来的匪特68人。
在实际剿匪斗争中，匪徒的活动，并不以剿匪委员会的安排为转移。在这一阶段里，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剿匪战斗。先后剿灭了以萧鹏程、陈平、杨振蜀等为首的土匪34股，落网匪特数百名，但是，尚有不少土匪还在负隅顽抗。
剿匪阶段
武胜开展剿匪战斗，指挥机动灵活。不管什么时间，只要哪里发生匪情，就会在哪里开展剿匪战斗。这种灵活机动的剿匪战略战术，是武胜剿匪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武胜开展的规模较大的剿匪战斗，有走马、乐善、中心等三处。
走马场剿匪 走马（今赛马），北与南充山水相连，西与蓬溪接壤，南与合川毗邻，东靠武胜腹地。这里是四县民间物资集散地。集市活跃，商贾云集，富甲一方。加之走马地处边远，交通不便，政府管理，鞭长莫及。土匪出没，自古无常。武胜和平解放后，流窜到走马的国民党特务和当地土匪，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秘密成立反共“九路军”、“人民救命军”、“挺青队”等反动匪特组织，企图继续与人民为敌，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九路军”匪首有何伯高、何志远、蒋林、马吉祥等人，纠集匪众400余人。“挺青队”匪首有伪团长唐鹏、尹韬、胡全中、胡安成等人。“人民救命军”其前身是“文昌会”，匪首有刘瑞府、刘文昭、李绍益等。他们白天拦路抢劫过往客商，晚上入室洗劫民宅。无恶不作，人民深恶痛绝。
根据走马场土匪活动猖獗的实际情况，县剿匪委员会派警卫营的1个排，驻防走马乡政府对面。1950年1月13日，走马乡召开征粮工作总结会。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工作队员、乡干部、全乡保长和农干班的部分学员等60多人。为欢庆征粮工作胜利完成，晚上，与会人员在社交大楼的二楼大厅扭秧歌。天刚黑，警卫营站岗的哨兵，发现两人从新街向乡政府走来，警觉的哨兵高喊：“什么人？站住!",“两人”回答：“过路的！”随后从社交大楼下向老街方向溜走。十分钟后，又有两人从新街走来，哨兵高喊：“口令!”“两人”一言不发，迅速奔到乡政府楼下，回头就向哨兵“叭、叭”两枪。哨兵高喊：“有土匪！”“抓土匪呀!”警卫营班长宋发启、县大队战士谢明臣，随即跟踪追击，在老街尹志宜的绸布店前，他们追上了土匪，与之肉搏起来，搏斗中，将虚掩着的绸布店门撞开，事先埋伏在店内的土匪，一涌而上，立即开枪射杀。宋发启、谢明臣应声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土匪抢劫绸布4匹，仓惶逃窜，待警卫营的援兵赶到时，土匪已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再说社交大楼的“秧歌”。匪情发生后，警卫营迅速进入临战状态，枪栓拉得“哗哗”作响，二楼机枪整装待发。指挥部署井然有序：警卫营战士一分为二，一组增援追剿土匪；一组保卫“秧歌”安全。安全组一面封锁乡政府出口，一面命令“秧歌”全体人员：“原地不动！不准说话！不准熄灯！听候命令！”
“秧歌”听到枪声，嘎然而止。待警卫营战士逐一审查、清点人数后才安全疏散撤离。
事后侦察得知，匪情发生后，工作队长龙绪高、杨代银配有手枪不在“秧歌”现场。工作队员周先久下楼打电话，电话不通，系土匪事先已将电话线割断。乡干部胡文森、刘水平声称去找龙队长，与周先久一同下楼，之后去向不明。战士张印、刘志荣持枪把守乡政府大门，未见可疑人员出门。
次日早晨，胡文森、刘水平回工作队驻地，警觉的工作队员发现他们鞋上有黄泥，问其昨晚到哪里去了。回答：“在学校万石仓里”。他们的种种迹象，引起了工作对员的怀疑。后经审查询问，胡文森、刘水平确系土匪。事发当晚，他们下楼翻墙逃走，故封锁乡政府大门的战士未见他们出门。他们交代，参加会议的人员中，刘瑞虎是西南反攻九路军头目、刘克钦是文昌会交际股长，保长中不少是反共救命军的骨干分子。侦察人员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深挖土匪。
“秧歌”中的工作人员能够安全脱险，得益于警卫营临机果断，处置得当。他们把枪栓拉得“哗哗”作响，机枪整装待发，震慑了在“秧歌”中的土匪。命令“原地不动，不准说话，不准熄灯！听候命令！”使“秧歌”中的土匪犹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失去了统一指挥。虽然每个工作人员身边都有土匪，但他们最终未敢行动，工作人员因此虎口脱险。
1950年3月1日，驻烈面区的第三工作大队，派孙光明、杨兴亚、陈笃烈、张子钧、曹奎、李学忠等6人，到走马开展征收公粮和减租退押工作。他们住在川祖庙的梳楼上。晚饭后，工作队的同志上街看龙灯车幺妹，曹奎发现一个头包白帕的胖子，正在狼吞虎咽牛肉，觉得可疑，便将想法讲了出来。为了安全起见，回驻地前，与工作队一起上街的乡上守电话的同志对曹说：你们今晚不要乱走，如果有事便于通知你们。半夜时分，枪声大作。1小时后，有人说土匪跑了。工作队的同志前往现场查看，群众两死一伤，惨不忍睹。
1950年12月30日，工作队基点组长周柱中，率队员周先久、刘亮等人，深入走马24、25、26三个保，开展减租退押扫尾工作。会后，刘亮不慎露出手枪，被农民龙光烈和尹殊文发现，龙、尹死皮耐脸要看枪。周柱中制止无果。刘亮为了卖弄，把枪掏出来给龙看。刘亮的枪是日本造“罗汉”20响。龙看作“罗汉”两眼发直，那贪婪的目光，让其他工作队员毛骨悚然。具有高度警惕的周柱中见状，立即向其他队员使眼色，同时拔出手枪，准备应付突发事变，这才保证了工作队员的安全。晚上9点左右，26村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子弹在空中“嗤”“嗤”飞过。枪声停后锣声响起，锣声过后有人用土话筒喊：“土匪抢粮了！”“工作队的同志快来抓土匪呀！”“土匪向猫儿沟方向跑了！”如此反复多次。刘亮欲带民兵冲出去，周柱中不准，机智勇敢的周柱中，命令民兵曹继忠，用广播在寨墙高处向25村喊话，调1村、24村的民兵前来增援（警卫营已撤离），以壮士气。周柱中的临危处置很正确，不但把匪情传递了出去，而且把周围的民兵都调动了。匪情报到县上，县委书记解登峰，彻夜守候在电话机傍，直到报平安之后，才放心离开。匪情报到南充军分区，军分区派部队星夜驰援。
土匪的折腾，直到黎明结束。天亮后查看粮仓，粮食安然无恙。经分析，土匪的主要目的是抢工作队员刘亮等人的枪支。于是，看枪的龙光烈、尹殊文被列入了土匪嫌疑对象，第二天将其逮捕归案。经查，龙、尹二人的枪支击发过，火药味尚存。经审问，确系土匪，供认不讳。
侦察人员将“3.1”土匪袭击案与本案合并审理，根据已捕匪徒的交代、供认，走马的匪特先后全部落网，剿匪战斗在走马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乐善剿匪
乐善俗称“黑尔场”，意为土匪出没无常之地。乐善东与岳池接壤，南同合川相邻，是一个三县交界所在。解放初，这里的土匪与合川的匪特互相勾结，遥相呼应，占山为王，危害乡里。乐善匪首杨振蜀、雷礼章、杨清泉等人与合川肖家匪首梁海清互相策应，纠集匪众500余人，其中杨振蜀有匪众300余人。在《关于对自新土匪登记自首实施办法》的感召下，乐善先后有370多名土匪投案自首。匪首杨振蜀，十分狡猾，不甘失败，利用政府颁布的《关于对自新土匪登记自首实施办法》，自首诈降。1950年3月24日，杨振蜀缴出破枪十余支，企图麻痹剿匪委员会。当晚，杨振蜀召集土匪骨干雷礼章、杨全清、陈海清、梁海清、周绍云等人密谋在端午节（6月19日）举行暴动。随后，杨全清、陈海清、周绍云、梁海清等四人冒充工作队，在凤凰乡骗得民兵枪支25支。5月28日，杨全清、周绍云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棉花商贩，剿匪部队追剿未果。6月18日，杨振蜀纠集匪众60余人，潜入乐善红朝门鲁家湾院子，密谋攻打乐善乡政府。下午，他带着夏海清等两个土匪，潜回乐善实地侦察。杨振蜀在一糖果店坐下不久，被乐善警卫队长李善全发现，李马上将这一情况向区公所报告，区公所派副乡长余容、干事段志明先去与杨振蜀摆农门阵，以达稳住不跑的目的。区公所同时派警卫队将糖果店包围。并命李善全只穿短裤，光着膀子（意在让匪徒看到他没有武器，以免引起土匪向他开枪）进店劝降。经过李善全的劝降，杨振蜀等三个匪徒终于缴械投降。经连夜突审，掌握了窝藏土匪地点。县剿匪委员会调驻防猛山的一个加强连，星夜赶到乐善。增援的部队到达后，由匪徒带路，直奔鲁家湾院子，将其团团围住。经劝降无果，天刚麻麻亮，剿匪战斗打响，战斗历时2小时。匪首雷礼章被当场击毙，杨全清、陈海清、梁海清被生擒，缴械投降30余人。缴枪50余支，子弹2000多发，个别残匪逃窜。后根据匪徒的交代，将乐善的匪徒一网打尽，还乐善人民一片净土。
中心镇剿匪 中心镇恶霸地主黎守成，解放前系反共义勇军大队长。1950年2月，黎趁县大队扩编之机，令其旧部龙五福、毛银贵等人混入县大队，企图里应外合，密谋暴动。2月15日，黎守成坐阵中心镇甘霖寺指挥，纠集匪众40余人。剿匪部队获得情报后，将甘霖寺包围。黎见势不妙，只身逃串，逃到北门河坝，被剿匪部队生擒。中心的土匪，就此一网打尽。
清查残匪阶段
武胜清查残匪，广泛发达人民群众检举揭发。共收到检举材料5842件，检举匪特3473人，
1950年3月，根据群众检举揭发，逮捕国民党武胜县党部书记长冉逸殊，县参议长黎在文，三青团干事长祝显明，政治土匪卢伦全、段须之、周占云、卢申甫，中统特务分子张幼群、刘森荣，杨子全和军统特务马式绪、王次藩、唐敬生等，逮捕反革命舒成祖、唐鹏等人，缴获步枪37支、手枪13支。5月13日，破获“青年反共救国军”，捕获其匪首郑家修、邓培生等人。经群众杨运才检举，查获王子益等20余名匪徒，缴获步枪10支、子弹590发。抓获投毒犯陆荣光，当场收出毒药5包。之后，破获“中国平民革命党”，活捉匪首魏显荣、冯玉良、周松柏、邓鹏等6人，同时将其发展的60余名匪徒抓捕归案。破获走马乡“五人团”，将匪首周志南、王俊修、周利元、杨日等5人抓捕归案。破获号称“九路军”股匪，活捉匪首周庆云，300余匪众缴械投降，缴获长短枪支260支，小炮3门，轻机枪4挺。
1950年底，武胜大规模的剿匪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剿匪斗争中，剿匪部队牺牲干部、战士各1人。剿灭股匪52股，击毙匪首3人，登记土匪骨干分子582人（其中特务16人），一般土匪3312人，缴获各种敌伪证件1426份，长短枪支1115支（其中轻机枪6挺，冲锋枪1支），子弹23973发，手榴弹58枚，土炮24门、刀矛146把，镇压匪首21人，判处有期徒刑多人。武胜的匪患，就此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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