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苦
周代的情況與漢代有很多不同，周人以極少的兵力對商朝進行斬首行動，一舉攻克商都，奪人先聲。但實際上當時不僅僅還有大量商代殘餘勢力，還有一些原本被商朝壓制的勢力，比如東夷和虎方等等也都伺機擴大地盤。所以周人需要將自己的嫡系分封出去，讓他們帶兵獨當一面。由於古代戰爭有時候推進速度是很緩慢的，需要幾代人的奮戰，在這個奮戰的過程中，分封諸侯實際上是完全軍政合一的。由於軍權牢牢掌握在手裡，而且一直處於和敵對勢力的交戰中，周天子不可能隨便把諸侯的兵權撤掉。所以只能任由他們世襲相承，周天子只要表示點頭認可就行了。隨著時間推移，這些諸侯的地盤鞏固了，就開始降低軍事化色彩，向常規行政機構轉型。諸侯們就從軍事首領轉變為土地領主。由於諸侯權力膨脹，周天子再想指揮諸侯已經很難了。諸侯之間開始互相吞併，直到戰國時期五國相王，諸侯們連周天子都不認了。
但漢朝的情況又是一個樣子，首先國家疆域已經被秦朝奠定了，秦朝由於實行徹底的郡縣制，卻未能挽回崩潰的局面。所以無論是西楚霸王項羽還是漢高祖劉邦都考慮分封一部分土地來收買人心。但是項羽由於自身權威不足，遭到了諸侯們的群起攻之，給了劉邦可乘之機奪取天下。劉邦就對異姓王（諸侯）產生了強烈的不信任，如此一來，跟著劉邦打天下而博得一席之地的異姓王們產生了極大的危機感，但是反抗的結果只會加速滅亡。等到異姓諸侯收拾得差不多了，劉姓諸王就開始膨脹起來了，他們勢力膨脹的速度可比西周那些諸侯國快多了。但中央還保留了大量直轄領地和巨大的話語權，雖然劉姓諸王佔據了半壁江山，最終還是朝廷堅持到了最後。
大意覺迷
任何一個社會制度的成功，都離不開當時的社會歷史語境。周王朝的分封制，奠定了中華帝國的初始版圖。漢朝時的分封制，則是一種歷史的慣性的修正緩衝行為。在完成了必要的民眾心理和制度的完善後，中華帝國的中央集權制度成為了歷史主流。
周王朝：親親善恩的分封制度
周王朝施行分封制的原因是，周武王在一天之內革命成功，滅掉了商王朝，是小兵臨大國。
王朝初建，天下土廣民眾，如何能夠用最小的人力，快速地消化商王朝的政治遺產，是擺在統治者面前最為棘手的任務。周武王夙興夜寐，“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懷著開天闢地的政治情懷，對於頑固的殷商遺民，周王朝沒有實行“剃髮易服”的強制同化之策，而是採取了“存人國、繼人祀”的方法，封虞、夏、商之後於陳、杞、宋，盡最大可能地降低了民族矛盾。
（周武王）
姬發在克商四年後病逝，他的弟弟周公旦在商王朝的“內外服”政治制度基礎上首推“親親善恩”的分封制度，將眾多的王室宗親封建到各地，為新興的周王朝開疆拓土，保駕護航。
這個時候的各個諸侯國，於公是國家的臣子，需要為君主打仗開疆；於私是家族的成員，需要為“族長”周王排憂解難。宗法制，是與封建制同時建立起來的倫理制度。
周王分封出去的諸侯國，看似劃拉一大片地方，但實際上並沒有事先在當地建立起穩固的、深入人心的統治，並沒有充足的政治合法性。當地還有很多土著政權，抵抗新來的諸侯王軍隊。這樣，諸侯國就不得不依賴“族長”的力量來形成局部優勢，在當地站穩腳跟。
比如，姜尚得到了齊國作為封國，然而齊國地處東夷，民風彪悍，紂王時期也沒有將齊地的東夷人打服。姜尚被任命為齊國公，在沒有打下來之前，就是一個空頭支票——周王室實際很聰明，慷他人之慨，對後來的秦國也是如此。姜尚在前往山東的路上，一個當地的部落長告訴他：“周公、召公都封諸侯，可是他們沒有上任，還在朝廷，這是因為他們是姬姓王族的緣故，他們即使沒有封國，依然也是朝廷重臣。你是一個外姓人，這次齊地建國是你為自己的子孫留下一片基業的好機會，怎麼還慢騰騰地走呢？”姜尚聽後，快馬加鞭，史稱“黎明即至”，然後靠著周王朝給予的“徵東大元帥”的名義，充分調動了周王室力量，一連打了三年，才站穩腳跟，為諸侯國封土建國開了一個好頭。
（西周諸侯王：殖民據點）
諸侯國紛紛就國後，他們建立了一些城鎮充當殖民據點。因此，實際上，當時的周王朝的領土實際上並不是連成一片的。在全國各地散落著大大小小的殖民據點，大邑數千人、小邑數百，有裝備著青銅武器的周人嫡系部隊守衛，對城外的數萬“野人”進行軍事、政治壓制，文化同化。“野”這個詞，之所以現在具有了“粗俗”、“矇昧”的內涵，與周朝時期用這個詞來稱呼那些“未開化”的人有關。
這種壓制並不穩定。在周王朝勢力上升期，周邊的少數民族不敢打諸侯國的主意——打狗還要看主人。當年周王可是連續三次南征“楚蠻”，最後昭王都被“楚蠻”偷襲淹死在了漢水。齊桓公帶著九國諸侯，興師問罪楚國時，還把這件事跟楚國不上供祭祀用的茅草相提並論。由此可知，當時的周王朝非常尚武，能夠壓制一般的“野人”，為諸侯國提供強大的外援和底氣。
春秋戰國：分封制漸顯頹勢
周王朝晚期，情形發生了變化了。“邊緣民族”由於受到了周王朝先進的文化的影響，漸漸開化，形成了原始的政權，紛紛遷往中原居住，翟、狄等部落都已經把黃河流域當家了。周王室卻漸漸開始腐朽墮落，終於發生了犬戎攻破鎬京的事件，堪稱周朝時期的“靖康之變”。此後平王東遷洛陽，周王室力量衰敗，開始了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的故事。
到了春秋戰國時，原先設置的分封制的基礎，就已經沒有了社會環境。西周300年的發展，各個諸侯國都已經積累了相當的實力，如中原的鄭國、山西的晉國、山東的齊國，其人口和軍事能力都已經與周王室並駕齊驅。因此，“禮崩樂壞”的時代開始了。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各個諸侯國，開始主動尋求社會制度的改變，這種努力在戰國時代，形成了一股變法的高潮。
（春秋早期:周王已式微）
不管是哪個國家的變法，其根本目標都是富國強民，兼併討伐其他國家。戰國時期，中原各地都已經開發完畢，少數民族都已經被同化、被趕跑。比如，秦國把義渠人同化了，趙國把樓煩和林胡趕到了漠北，就是弱如燕國還把東胡從遼東趕跑了。戰國列強越打越大的戰爭規模，終於催生了中央大一統政權的來臨。
中央集權政府，能夠充分調動全國的戰爭資源參與競爭，這是戰國時期犧牲的200萬士兵們用生命寫就的政治經驗。因此，分封制逐漸沒落，各個國家都開始了中央集團的變革。其中，由於秦國發展最慢，貴族勢力最弱小，秦國的中央集權改革最為成功。歷史選擇了秦國，作為中華帝國大一統的開創政權。
漢代分封：歷史的慣性
在缺乏強大的外部競爭壓力下的中央集權，受到了以項羽為代表的舊六國貴族以復辟為目的的軍事叛亂。最終，秦朝二世而亡。
歷史終於演進到漢朝了。
漢承秦制，但是漢朝並沒有採取秦朝一樣的“革命”做法，而是採取了漸進式的改良。
不管是出於承認既成事實，還是遵從了人們恢復古制的願望，劉邦開國，分封諸侯國，天下凡有36郡，分封且佔21郡。
（劉邦分封形勢圖：守內虛外，佔據關中四周關隘，立於不敗之地）
此時的天下州郡，已經大都開發完畢，尤其中原各郡，經過周秦兩朝800多年的開發，民族、文化高度統一，經濟發達。劉邦佔據了關中和四周的險要隘口，形成四塞之地，借鑑了以往的歷史經驗，以關中對關東形成了戰略地緣優勢。在中原地帶，控制了洛陽作為前出基地，威懾諸侯王。
異姓諸侯王首先發難，憑藉著封地裡的經濟和軍事能力，發動了反叛。劉邦在去世前一年，還在平叛的路上。劉邦臨死前，已經削平異姓諸侯國，殺白馬立誓：非劉不王。
劉邦是第一代天子，家族人丁不旺，因此不排除劉邦分封諸侯國的個人動機——在中國傳統的宗族概念裡，劉邦希望能多封眾建，快速提升宗族實力。
但是此時的分封，已經與周王朝初期的分封不可同日而語了——周王朝分封，是為開拓；漢王朝分封，是為眾建。時代不同，同樣分封制，產生了不同的後果。
劉邦在世時，就曾考慮過諸侯國會不會造反的事。吳王劉濞在就國前，劉邦曾直截了當地問他：“劉濞啊，以後，你會不會造反啊？”
唬的劉濞馬上趴在地上，連聲說：“不敢，不敢！”可是最後造反的，就是這個劉濞帶頭。可見，劉邦當時也不認為在當時中原土地都已經開發的時候分封是一件好事。劉邦在平叛的過程中也意識到，關東土地肥沃，生齒日繁，經濟發達，封土建國必然會使諸侯國對中央權力產生覬覦之心。諸侯王對皇位，有著極大的道統優勢，從納什均衡理論來看，天生具有奪取皇位的利益動機。七國之亂中，楚王就曾說過：“都是高皇帝的子孫，為什麼我不能做皇帝？”
漢武正道：天下終歸一統
可劉邦為什麼還要分封呢？除了前文中說過的劉邦的家族私心外，劉邦朝廷的權力架構的平衡設計，才是漢代分封制的另一個主因。
在漢朝的權力架構設計中，中央政府與地方封國，實現外部制衡。功臣集團與外戚勢力，形成內部制衡。外戚、功臣、宗親，又形成了三方制衡。
在朝堂上，皇權與功臣集團充分合作。因為功臣集團的利益與皇權一致。通過強化中央集權，以朝廷直轄的政治、國力優勢，壓制對中央有威脅的諸侯王。
在地方上，諸侯王都是劉氏宗親，在外部形成了龐大的家族勢力，對朝廷裡的功臣集團形成戰略威懾，使得功臣集團不敢變成權臣集團，同時宗王鎮守地方，在漢朝的官僚制度沒有完善前，也有助於漢朝統治的穩定。
漢朝初期，皇權在微弱時期，也要借外戚的力量來施展皇權，免於被功臣集團架空。可是外戚一旦坐大，勢必要引起功臣集團和宗親的抵制，這兩方會合作剷除外戚。
這樣，外戚、宗王、功臣集團實現了三方制衡，在皇權不是很穩固時的漢朝初期，實現了平穩過渡。
（漢武帝時的擴張）
這樣的過渡本來就是妥協式的，三方制衡的，經常會由於突然的政治變故而打破平衡。因此，漢朝初年政治鬥爭不斷，但是總是能化險為夷，再次建立平衡。這種局面，在漢景帝“七國之亂”時被打破，諸侯國的勢力開始被削弱。到了漢武帝時，他一口氣做了54年皇帝，從小字輩熬成了爺爺輩。漢朝的初年的幾大勢力中，宗王勢力被“推恩令”削弱，外戚勢力嚴重依賴皇權，漢初功臣集團基本被連根拔起。漢武帝此時，又不失時機地完善了察舉制和徵辟制等官僚選撥渠道，使得漢朝中央完成了大一統集權。
（漢武帝劇照）
所以，漢朝劉邦的分封制，實際上只是一種向中央集權政治的過渡，是由周王朝的開拓式的分封政治向統合式的中央集權政治轉變的緩衝制度。戰國時期諸侯封建叛亂的舊例（三國分晉、田氏代齊等），也毫不例外也發生了叛亂的行為。只是，由於劉邦設計的權力架構的制衡體系，等到了漢武帝的雄才偉略，完成了中央集權。
而知而行
開宗明義，這個問題完全是錯誤的。
第一，周實行分封，是在武王伐紂之後，封三個弟弟為三監，鎮守殷商故地，監視統領殷商遺民的紂王之子武庚。
然而，武王死後不久，就爆發了“三監之亂”。
《史記·周本紀》：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叛周。”
《史記·魯周公世家》：
“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
《尚書·金縢》：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第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這些史書記載表明，在周武王剛剛死去時，武王的弟弟們就發動了“三監之亂”反對攝“踐阼”的周公旦，而從一些記載也能看出來，周公當時確實自行稱王了，並以王的口吻行事。
那麼，上述的時間間隔是多久呢？
周武王克殷後三年即駕崩……
也就是說，諸侯們冊封了3年左右就反了……甭管是反昏君還是反奸臣，反正是反了。
第二，劉邦分封幾十年後就有諸侯王造反的說法，實際上是以“七國之亂”作為標記，其實也是錯誤的。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
《史記·楚元王世家》：
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
《史記·吳王劉濞列傳》：
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
吳王受封的時間，為高祖十二年十月辛丑。
而劉姓諸侯王的反叛，其實是在呂后死後，齊王劉襄即起兵，首先奪取了琅邪王劉澤的封地和軍隊，進而西進與漢將灌嬰對峙，得到承諾後又回軍攻佔為呂后割取的齊國舊地。
事實上，這並不是齊國一家的行動，而是齊、楚聯合行動，《漢書·高後紀》記載：
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
也就是說，反對漢朝中央朝廷的軍事行動，要比七國之亂早得多。
以漢高祖六年齊、楚封王算起，是公元前201年，到呂后死是公元前180年，也就是21年後，諸侯王反叛，以吳王受封算起，就再減6年，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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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相比較一下，哪個造反來得快？？？
劉三解
秦之後分封制必然失敗是項羽時代就已經證實過的了。
秦之後凡是搞分封的，基本都要出問題。有的直接導致王朝快速覆滅。司馬炎搞分封，西晉緊接著就覆滅了。朱元璋搞分封，朱棣緊接著就篡奪了皇位。從建立周開始到秦滅六國，八百年，雖然到了春秋周王室就已經失去了權威地位。但從春秋到秦，讓分封制走到盡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春秋戰國只是諸侯爭霸，並沒有人要結束分封制或者取周王室而代之。所以這種所謂造反是相對的。他與後來的諸侯王造反奪帝位完全不同。就像日本只是幕府政治的爭奪，而沒有要取天皇而代之的，因為日本分封制一直存在。
為什麼西周的分封能延續那麼長時間，而後來的分封基本都是短時間就會出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周初是西部民族返回，這種返回本身就會存在整體利益，因為還有共同外敵，當然就得同仇敵愾了。周建立之後還進行了一系列的對外戰爭。
第二、中國一直都是方國聯盟，本身就不存在秦制那種大一統。造反的目的是什麼呢？你要知道人的固有思維不是那麼容易改變的，尤其先秦古人，有諸多的禁忌因素。就是說可能就沒有人想過要取周王室而代之。除了那些完全不是一個體系的群體，比如越國。越國若有機會很可能就會取而代之。因為不是一個體系，他要強大了，那目標一定是直指周王室。所以諸侯割據與造反還不是一回事。
第三、周代是全面等級制的開始，這種新制度本身就誕生一個龐大的利益群體。周制還需要與商制進行意識形態的較量。作為利益群體一員，他怎麼會去破壞呢？反而更多是保衛。要知道周之前方國內部是血親構成的平等社會，為什麼南方少數民族寧願遠走也不融入，就是因為嗜血的制度，人家是血親族群的會議制結構。
第四、人心不古這句話說的就是存在一種古風。楚漢相爭還能看到項羽和韓信身上有保留。周代要臉面、講氣節的人多了去了。有人奇怪蒙恬為什麼不出來比劃比劃。扶蘇為什麼要遵命自殺。你按今天人的思維你是想不通的。今天你讓個老農看個門他都要把權力用足。今天的人與先秦古人在精神上完全不是一個物種。楚漢爭霸之後，小人劉邦獲勝，殺功臣等一系列手段使用之後，春秋的唯成功論徹底被接受了。沒有什麼道需要遵從了，只要有實力，實力上看似有點可能，跳出來比劃比劃是大概率事件。
楚漢爭霸只是標誌著分封制走到盡頭，而漢代開始則是君王權力之下的臣屬也不可信任了。蒙恬那種手握重兵沒想過出來比劃的人沒了，或者說已經是微小概率事件。岳飛沒想過出來比劃比劃，但架不住皇帝會猜忌你有可能那樣。就像今天你守規則，旁人都會奇怪，你會不會有大陰謀啊。人心的變化，使得後來的帝王都可能是神經衰弱，疑心病很重。明朝那套制度不是平白無故，而是現實需求導致的制度創新。
第五、周禮有效地維護了等級制度，按著周禮來他就不會混亂。有守則，有規矩對人的行為有約束，這樣矛盾就會減弱。春秋之後禮壞樂崩，但並不是周禮完全沒有了。秦制之後，尤其漢代意識形態崩塌了。所以才有了遵黃老還是遵儒的爭論。
最後有人說周初的三監之亂，其實那是商系舊體系對新制的反抗。站在意識形態角度看，這個叛亂其實是正義的。最後正義失敗了。中國的黑暗時代開始了。那個叛亂可以說是舊體系群體的反撲，也可以說是關於政治制度的較量。這次失敗還導致了楚國境內的商族徹底向南遠走。就是泰族與其聯姻對象白種以掃後人。
國病
這就要好好研究一下，分封制到底是怎麼回事了。
很多人理解分封制，就是皇帝把自己手裡掌握的土地分封出去，造出一堆大大小小的諸侯。這樣理解好像沒毛病，但是，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
至少周初封建的時候，遠遠不是。
我們在大一統的傳統中過習慣了，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句話的理解可能跟它最初的意思並不相同。
夏、商、周，上古三代，名義上也是大一統，但天子只是天下共主，對各個部落、各個方國、各個諸侯國，並沒有直接的統治力。歐洲封建社會，有所謂“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之說，三代亦然。不是天子不想管，而是實在管不到。這還是受限於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不發達，通訊手段過於落後，對於“廣土眾民”的中原大地，只好採用分而治之的間接統治方法。
這也就是柳宗元在《封建論》中所說的：“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不是天子不想直管，而是管不過來，只好分封諸侯鎮守之。
例如，武王伐紂，滅了殷商，但是對於殷商遺民，並不能直接管理、統治，還是要封殷商的王子在殷商故地。先是武庚、“三監”，後是宋、衛，都是分封殷商遺族或者同姓諸侯在那裡世代鎮守。
而很多地方的分封，只不過承認個既成事實，納入到納貢體系裡來，維持表面的“禮法”罷了，關起門來，人家就是自成一體的獨立王國。
再加上，那個時候的封建，實際上是開拓性質的。天子把哪位諸侯封在某處，並不見得是那個地方已經處在天子的治下，而是劃定個大概的範圍，有本事你自己去佔好了。
封到封地的諸侯，有本事的能漸漸做大，沒本事的，就可能經營不下去了。上古三代，中原是”華夷雜處“的環境，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並不是“四夷”就只處於四境，而是就在中原諸侯國之間的縫隙裡，跟華族居民犬牙交錯。周天子尚可以被犬戎攻滅，何況諸侯國？衛國那位玩兒鶴的衛懿公，不就是被狄人滅了國？為什麼春秋的時候齊桓公提“尊王攘夷”可以有那麼大的號召力？就是因為當時諸侯國面臨的最大的威脅，還並不是彼此兼併，而是在蠻夷的洪流面前如何生存。燕國也是差點被滅國，就是賴齊桓公才得以保全。本來帶領各諸侯國應對蠻夷的責任，應該是周天子的，但是東周以後，周王室衰微，就由有力的諸侯負起這個責任了。
說到這裡，回到題目本身。首先，周實行分封制後，諸侯並不是四百多年後才造反。其實剛剛分封了，諸侯就造反了，就是“三監之亂”，周公還親自東征，後來西周的歷代周王都沒少征伐。但是相對於後面的諸侯亂世來說，這個頻度的確少得多。這一方面是史料記載得比較少，另外就是，剛剛分封的很長一段時間，各個諸侯國之間親緣關係比較緊密；各國都還只是在自己封地周圍開拓，並未直接接壤，也就沒有那麼多的直接衝突；而當時諸國直接的威脅並不來自彼此，而是蠻夷之國。
可劉邦分封就不一樣了。其實何止是劉邦分封，在之前的項羽分封就已經是了。那時候中原地區已經開發比較成熟，這個時候分封，相當於戰國的延續，各諸侯國間直接衝突，利益當然難以平衡。項羽分封完十八路諸侯，馬上就有人造反了，還不是後來得天下的劉邦，而是齊國。劉邦分封也不是幾十年後諸侯才造反，他當皇帝的時候，異姓王就已經該反的、不該反的，都被他整得差不多了。文景時代對付同姓王，武帝時還要用“推恩令”最後定局。
時代已經不同了，經過戰國廝殺、秦並六國，統一的帝國開始成為穩態，這個時候再搞分封，就是逆潮流而動了。
說白了，上古三代分封，要麼是承認既成事實，要麼是開疆拓土。周初封建最為典型，也證明了在開拓期，封建制度卓有成效。而當中原地域已經開發相對成熟，這個時候搞分封，就都是從自己已經可以直接管理的郡縣中設置封地。一個是封的反正還不在自己手裡，一個是從自己兜裡掏出來的都是肉，這是有本質不同的。
在開拓進取階段，分封制非常有效；一旦天下定鼎，分封就不符合郡縣制下大一統帝國的利益，就要被翦除了。這就是為什麼從秦漢開始，封建制雖然屢有反覆，但逐漸不再成為主流的原因。
軒轅十四Rex
這問題很好，也值得說道說道了。
這就涉及到了一箇中國五千年來循序漸進生產力提高的過程，和制度的沿革變遷的問題。
西周的時候，因為社會生產力地下，中央既沒有集權的基礎條件，也因為剛從商朝過來沒有中央集團的思想溫床，所以分封制自然而然。
當然了，西周初期還是有發生過叛亂的，著名的就是三監之亂，但是三監之地是殷商後裔，所以這個叛亂不算典型例子。
因為西周初期，土地廣袤，人口稀少，周王室分封出去的諸侯主要任務還是提高生產力，發展人口，擴大地盤。領地內和領地周圍都有蠻夷虎視眈眈，各諸侯互幫互助還來不及，更沒有那個閒力氣去叛亂。
再加上週公的宗法制、禮樂制，能分封出去的諸侯非親即故，而且諸侯城池不能大於天子的三分之一。
還有春秋後期之前，文化不下庶民，只有貴族才有資格接受教育，因此也缺少以惑亂天下，彰顯自己為己任的遊說之士，社會方面需求較少，政治環境寬鬆，自身實力受限，因此缺少大規模叛亂的誘因。
等到了西周末期，東周初期，周幽王殘暴，引發了王室內亂，可是即便有諸侯參與進來也是戰隊派，並沒有明張目膽欲取而代之。
等到了春秋戰國，離周朝開國已經四五百年了，社會生產力飛躍性的提高，社會矛盾凸顯，中原內部便開始互相攻伐。
總結一句東周亂世，那就是吃飽了撐的。
大家有錢有人了，差的就是繼續擴大地盤。
因此才有了戰國紛爭，最後秦國一統。
等到了劉邦的時候，因為秦始皇急功近利，一舉廢除了分封制，採用了郡縣制。
俗話說，千年的制度，百年的王朝，分封制在周朝已經實施了七八百年。秦朝想憑一己之力，扭轉乾坤，結果反倒是自己倒下了。
後來接手華夏神器的劉邦，採取了前朝的教訓，又加上消滅項羽的時候許諾下的功臣，因此採用了郡縣制和分封制的結合，也稱郡國制。
但是此時民智已開，社會生產力也趨於一個時代的巔峰，再加上統治階層的內部不團結，劉邦立國十幾年就有異姓王紛紛作亂。
到了漢景帝的時候，之所以會爆發七國之亂的是有種種原因。而此時的分封制已經是一種收買人心的手段，並不是一項可以是適應西漢社會的政治制度。
到了後來，漢武帝之後的皇帝也意識到了這個。所以很有的出臺的各種政策，限制了諸侯國的發展。
至秦子
首先，問題中的結論就有違史實。
長期以來，史書對於西周初期就有著不少美化之處。比如，《史記·周本紀》就說：“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以說明周初時的教化天下之功。但實際上是否真是如此？
考古學家們在考古發掘過程中，找到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銅器，師旂(音旗)鼎。
師旂鼎的鑄造時間是在西周初，屬於周成王時期的青銅器。師，是西周軍隊官職名稱；旂，是鑄鼎者之名。師旂，是伯懋父手下的將領；而伯懋父，則是周成王時期的王室大將。（《西周史》許倬雲 著）在師旂鼎銘文中，就記錄下一件發生西周軍隊中的稀罕事情。
據銅器銘文記載，在周王室準備前去討伐“方雷”時，師旂屬下“眾僕”集體“罷工”，都拒絕服兵役。師旂用盡了一切命令、威脅、恐嚇等等手段，下屬們都絲毫無動於衷，不肯從命。萬般無奈之下，師旂只能求助於上級，向周王室執政大臣伯懋（音毛）父告發此事。
周王畿之地，居然有人敢煽動集體逃避“兵役”，這簡直是等同造反！人人都拒服“兵役”，周王室還憑什麼去打擊異族恐怖主義活動？還怎麼去鎮壓那些不聽話的諸侯？所以，伯懋父一聽到師旂的告發，大感震驚：這些目無法紀的頑固抗法分子，絕不可姑息遷就！他立刻給出批示，對於這些不肯服兵役的人，依法就應該——處以罰款！
集體拒服兵役，周王室的處罰居然如此之輕，已是大大出乎人們意料之外。但是，更令人吃驚的事情還在後面。
目無法紀的“眾僕”們，居然連罰款也拒絕上交！師旂的命令，部下們都視若無物，這讓他根本無計可施！無可奈何之下，他只有再次向大將伯懋父求援。伯懋父聽聞此事，對目無法紀分子如此冥頑不靈表示高度震驚，對此類不法行為予以最強烈的譴責。他嚴厲地指出，對這種拒絕服兵役之人，依法就應該驅逐出境！但是，現在正值國家用人之際，特地從輕發落、法外施恩，只要能把當初王室定的罰款上交，那就……算了！
周王室出征，居然有人敢逃避兵役，而且從銘文“眾僕”分析，這還是一次集體逃避兵役的重大事件；不僅僅是拒服兵役，他們甚至連周王室開出的罰款也敢拒交！更加令人意外地是，伯懋父最終給出的處罰，卻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頗有些息事寧人的味道。
拒絕服兵役的“眾僕”，有學者認為，應該通於“眾附”，即指眾附庸國。（《對西周銅器“師旂鼎”中的幾個問題探討》陳曦 著）所謂“附庸”，是指那些領土面積狹小的方國。說是“國”，實際上也許就只是一座城。《孟子·萬章下》：“不能五十里，附庸於諸侯。”這意味著，師旂鼎所提到的“眾僕”，實力甚至連最低等級的諸侯國都不如。但是，“眾僕”們卻因王室的徭役負擔過重，敢於聯合起來，公然抗命、不聽從周王室調遣！
從周武王到周公旦再到周成王，周國“國父”、“國叔”所推動建立起來的分封制（封建制），運行才不過幾十年。因為《史記》有“成康之際，刑錯四十年不用”的說法，很多學者因此質疑師旂鼎的年代，把它定在了西周中期。但是，師旂鼎中伯懋父在成王時期的其它青銅器銘文中也時常出現，那麼它屬於成王時器當然更具說服力。
成康之際，連小小的附庸國都敢公開違抗周王室法令、不聽從調遣，那些勢力更為強大的諸侯國，調動之困難，就可想而知了。師旂鼎的銘文，真實地反應出西周建國以來，周王室權威每況愈下的殘酷事實。
所以，不管是西周還是西漢，分封制實施了不到幾十年，中央集權都已經遭遇到來自分權勢力的挑戰。只不過，西周王室應對這種挑戰是採取容忍退讓的策略；而西漢皇室則採取了更加激化矛盾的對抗策略。這就是西漢“七國之亂”陡然爆發的原因，並不是西周分封制比西漢分封更加高明。
然而，即便西周王室如此容忍退讓，到周夷王時，仍然出現了“當週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的現象（《史記·楚世家》）。這表明，天下諸侯方國已隱隱有不臣之心了——而此時距離西周分封制的建立，也不過才一百多年！
因此，西周不過是因為有了“刑錯四十年不用”的光環效應，讓後人對西周教化之功更為仰慕；但社會和歷史有其本身固有的發展規律，不會因朝代的不同就出現差異。所以，不會出現西周分封制維持了四百年而西漢分封制僅維持了數十年的本質差異。
欲雲談史論今
西周分封時，分封制已經是種很成熟的體制，至少夏商周三代已經成為了一種慣性，他最起碼照顧了每一個諸侯，讓每個諸侯都享受到了作為君的好處，這是個分權的時代。但是到了秦始皇時期，這套成熟的體制被破壞殆盡，直接採取了在中央加強君權的體制，那在地方上將全部權力收歸中央甚至到皇帝手中再重新進行分配，那最好的方式就是郡縣制，也就是說郡縣制實際上是中央君主集權制的一個對於地方政策的配套措施，這個時候的地方官，雖然對於他們的下級而言，還是君，但是對於中央對於皇帝而言，他們是完完全全的臣子，是沒有任何權力的，所以才會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之說。這就是後來司馬光資治通鑑開篇之論，我個人深深贊同。如果說以前的社會只是讓權力地位的觀念在貴族之中根深蒂固，那到了秦漢時代，對於權力地位的追逐則深入到每個平民老百姓的骨髓之中，比方劉邦說大丈夫當如此，比方說陳勝吳廣所說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他們乾的所謂何事？都是乾的秦始皇的勾當，當皇帝，一統天下。為什麼？因為當了皇帝后所擁有的權力可不是夏商周三代的天子可能比擬的，所以說從秦漢時代開始，人人都在做著皇帝夢，其實到了現在人也一樣。所以說，在君權面前，人人平等。你憑啥能當皇帝，我還想當呢。你剝奪我權力，我在名分上不能反對皇帝，所以也只能打著誅晁錯清君側的口號，幹著殺人越貨搶奪地盤當皇帝的勾當。這就是時代背景和人的觀念上的變化所造成的現象上的變化。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要說清楚，不論是分封制還是郡縣制其實本質上是一樣的，只是名分上不同。所以分封制下的中國會天下大亂，而郡縣制下的中國依然會天下大亂。有人會說是小農經濟的分散性絕對的，實際上這種說法純扯淡。那按照這種說法，夏商周時代的小農經濟在哪裡？現在的小農經濟又在哪裡？所以這個問題反應了一箇中國幾千年來都沒有解決的矛盾，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夏商周時代如此，帝國制時代如此，現代一樣如此。所以，劉邦搞分封會造反多少不是偶然，他不搞分封一樣要造反也是必然
乾坤正法79859246
周是真分封，因為周需要他們。劉漢是迫於形式分封，其實想的是秦政，之後一直對諸侯國侵奪，才造成了七國之亂，七國其實是被動應對。
周初的分封，一種是對原先商人的分封。周人贏的很僥倖，商人的勢力還很強，可行的辦法就是對商人進行統戰，只要他們拋棄原先的商人認同，願意加入周人體系，那麼就可以共存，典型的就是宋，春秋五霸之一。這和劉漢一樣，屬於不得已。
還有一種是周人嫡系，為了對付商人，在商人周圍封了不少嫡系，如魯衛燕晉，這是周人的支柱力量。
還有不少的武裝殖民團，典型就是楚國，是周人往周邊擴張的尖刀，和土著戰爭不斷，經過幾百年才算穩定下來。
從周人這些分封來看，大部分都是周王室需要依賴的力量，他們也確實對周王室的延續和擴張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
你對比一下劉邦的分封，就很明顯了。異姓王是一個也不想封，但是沒辦法，當時天下人都認為分封才是理所當然，推翻暴秦擊敗項王的功臣和盟友們都等著呢，不封就是繼續打，以他劉邦的沛泗功臣班底，能不能打贏很不好說，甚至有多少人會繼續跟著他打都難說，天下人都會認為他劉邦不對。
既然不能不封，那就能不封就不封，儘量用劉姓代替。異姓王漢初就基本剪滅了，雖然史記記載了各種各樣理由，然而所有人都不好的時候，就可以下判斷不是這些人有錯，而是劉邦想滅他們。
然而秦政本質是要一家獨大，消滅中間層。異姓王要消滅，劉姓的其實也一樣。所以會出現文帝分齊，晁錯削藩。
劉漢雖然是以秦政反對者的面目登上舞臺，然而劉漢有一顆秦政的心，經過幾代努力後，終於在武帝時實現。
尋常味
這其實是一個權力繼承問題，天子作為天下共主，在周朝的時候更像一個部落聯盟的首領，有自己的直接管理的地方，更有很多是其它順從他的部落的領地，周朝把這個按照禮志進行了系統的劃分，除了周天子的直接管轄範圍之外，將天下大量的分封給了各戰功功臣，宗室子弟或者歸降的部落首領。
然後呢，天子有天子的繼承規定，而各分封的諸國也有對應的繼承措施，基本上沒有機會進入廟堂最高層的將永遠沒有機會。
但春秋戰國後，各國聯姻攻伐事件不勝枚舉，有很多諸侯國為了圖強也在內部紛紛改革，以前的制度已經不在適應新的戰爭需要，逐步的一種加上中央集權的制度顯示出它的優越性，尤其是在戰時更能盡最大限度的募集兵員，籌措戰備，因此分封成了一種不合時宜的制度。
而到了漢初，考慮到秦統一後推行的郡縣制不太容易管理地方，劉邦就又開始走分封劉姓子孫的措施來拱衛政權，然而劉邦早死，呂后大量的用呂家人，甚至把劉邦的兒子屠戮殆盡，在除掉呂后後，盡然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人來當皇帝，而此時因為母親身份有問題的漢文帝走上前臺，成了唯一的可以繼承皇帝位置的人。（漢文帝母親曾是楚漢時期楚國分封的諸侯王妃）後戰敗被劉邦收入後宮。
因此，在外邊的這些劉姓宗室就有了更為正統的血緣，那個都想繼承大統，這就是典型的權利繼承有弊端引起的，而到了漢武帝時期，通過一系列的措施加強中央集權，最終才改變了這一局面。
其實到西晉後起也是這樣的結果，司馬懿窮其一生奪取的曹魏政權，終究還是毀在了司馬家族爭奪皇位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