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腐現象在歷朝歷代都有，清朝官員的貪腐現象是非常嚴重的。清朝官員的薪俸比較低，一品官的俸銀每年約一百八十兩，七品官知縣每年俸銀約四十兩。但清朝官吏實際到手的錢卻是非常豐厚的。一則是來自下級官吏的“孝敬”，二則是清朝獨有的“養廉銀”薪給制度。“養廉銀”的數額通常是薪俸的10—100倍。以臺灣巡撫劉銘傳為例，年薪155兩，養廉銀高達一萬兩。晚清時，湖南有一首形容縣官的民諺說：“不貪不濫，一年三萬。”可見一個縣官三年任期也能得到10萬兩。而知府的等級更高，權力也更大。因此，一個清代的知府，即使不主動伸手索要，不搜刮民脂民膏，三年的任期下來，賺得10萬兩白銀是沒問題的。
今天我們說的，是清政府官場裡“出淤泥而不染”的一位德、才、能、廉兼備的官員——隋藏珠。
隋藏珠 (1812—1866)原名藏朱，字松心，別號龍淵。樂安縣北隋村(今東營市東營區牛莊鎮東隋村)人，歷任戶部主事、郎中、知府，後擔任曾國藩的錢糧總監，官至道員（道臺）。
隋藏珠生於普通農家，靠父親卿雲、母親秦氏及其兩個兄長從事農田勞作以維持生計；他和弟弟無力於農事，家庭終年入不敷出，經濟拮据。一般年景尚好，倘遇上荒年暴月，則衣食無著。父兄不分嚴冬酷夏在外奔波操勞；母親勤於紡織，一年到頭不離織布機和紡線車。家境的貧寒，父母的辛勞成了藏珠讀書的動力。他牢記韓愈的話：“業精於勤”。冬去春來，“鍥而不捨”。他除通曉四書五經，對先秦諸子百家的其它名著和兩漢至明清歷代名家名篇無不探究，故知識淵博，寫起文章，筆下有神。
在他十三歲那年，一次偶然的機會，與同窗數人隨塾師去青州南山。塾師欲試弟子之才，令其賦詩，以表遊山情趣。小隋藏珠頃刻吟詩一首：
少年初次到青州，
至彼南山去閒遊。
眼望山下人影小，
回首又見水倒流。
藏珠出口成章，同窗驚羨，塾師欣喜，決定讓藏珠第二年應試。
道光九年（1829年），十四歲的藏珠拎著書箱，揹著行李，去縣城應童子試。
應試者“黃髮、重髫”，老幼不一。藏珠胸有成竹，沉著應試，構思敏捷，行文如流水，交了頭卷，榜上有名，中了秀才，主考和眾考生交口稱讚。
喜訊傳回家鄉，在當地引起轟動，都說，“莊戶孩子也能中秀才啦！”“草窩裡飛出金鳳凰啦！”當時他的啟蒙老師隋義明高興地對藏珠的父親說：“龍淵乃人才也！讓他繼續攻讀以待大比之年！”
道光九年(1829年)秋天，赴濟南應鄉試，中甲午科舉人第5名。第二年春天進京應會試，中乙未科進士第22名，因接連兩科及第，獲美稱“聯捷進士”。
而這一年，他才18歲，是該科進士中最年輕的。才氣既為同年驚羨，又為朝廷稱道，曾有人提出點他入翰林院。可隋藏珠出身莊戶人家，無權無勢無靠山。此事也終以“無先例”為由擱置下來。後來成為戶部主事，再後補為郎中。
他在戶部任職期間，曾出京到山西監督鑄錢。《續修廣饒縣誌》載：“時鑄鐵錢，委公監督，設局山西河底鎮，嚴禁擾民，民大悅，回京餞送者六十里不絕。”隋藏珠由於其出色的表現，被朝廷“加三級”，晉升郎中，其父母也得到皇帝的誥命聖旨。
隋藏珠正準備施展才能的時候，卻成了妒賢嫉能的小人眼中的政敵，必欲除之而後快。
咸豐七年（1857年），太平天國運動震撼了全國，涉及到江西省各地。在太平軍的宣傳鼓動下，江西建昌府一帶的饑民揭竿而起，殺死了貪官。其他官吏惶惶不可終日，告急文書雪片飛向北京。此時的建昌府已處於癱瘓狀態。早已嫉恨隋藏珠的朝中奸佞和山東巡撫（原系藏珠的同年，酒色之徒。因藏珠回家探親路經濟南，未去省府拜謁而觸怒了他）等人串通一氣，奏明皇上，將隋藏珠放外任，出京赴江西省任建昌府知府（由六品晉升為四品）。名為升官晉爵，施展才華，實則是想借饑民之手致藏珠於死地。
咸豐九年（1859年）隋藏珠到任，一到建昌地區，即從體察民情、整頓吏治入手。建昌府大小官吏，一見新知府到任，紛紛帶著大包小包的禮品前來晉見，都被隋藏珠一一回絕。在他首次到縣視事時，縣官擺了一桌豐盛的筵席，隋藏珠激憤地說，“留於難民，數月吃著不盡。”
為了穩定秩序，他把流離失所的饑民招回家園，予以安置；實行輕稅薄賦的政策，發展生產；著手整頓吏治，從自身做起。他拿出自己的部分俸祿救濟災民，自己一家卻粗茶淡飯。他的妻子石氏，貴為知府夫人，卻從家中帶來紡車，日夜紡線織布。藏珠還賣去家中良田十畝，供三子讀書。當時膳房的師傅說，“隋大人一家，長年粗茶淡飯，待下人又和氣，不似前任知府花天酒地，不管窮人死活！”有位年過古稀的師爺說，“我吃官飯已經四十多年。誰不知道‘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咱們的隋大人倒好，‘三年清知府，賠上十畝田’。”
正是這一年，家鄉也遇上了凶年，“春旱秋澇”，“老百姓以食麥穰為生”。父親又臥病在床，家人無奈，大哥隋藏恕來到軍營對藏珠頗為不滿，“三弟，四鄰都說你在外做大官，管錢糧，咱家不該如此貧困。你看人家‘五福堂’，一個小小的縣令，成了咱北隋莊的大財主。母親也有時和人家比，埋怨你不顧家。”
聽兄長說到本村的五福堂，隋藏珠堅決地大手一揮，“我如果有他那樣的貪心的話，伸手一個五福堂，蜷手一個五福堂！”的確，隋藏珠多次監督鑄錢兼管軍餉，他如果剋扣一天的軍餉，其數量就會遠遠地超過五福堂。可他“不貪外財，免受其害”。他語意深沉地說：“我是朝廷的命官，勤政廉潔是本分；貪汙受賄，吮吸老百姓的血汗，不僅國法難容，就是咱的列祖列宗也不會答應。我個人節儉費用，濟助家庭是應該”。最後他讓妻子為家裡湊了些衣物和銀兩。
在隋藏珠的治理下，建昌府的社會秩序日趨穩定，“農樵如常”。其卓著政績朝野均有所聞。
咸豐十年(1860年) 隋藏珠經曾國藩“札調”入幕，消息傳到建昌，深受隋藏珠恩澤的百姓捨不得他走。啟程那天，百姓“聞去，如嬰兒失母，攀留餞送，一如去河底鎮時。行到太平橋留衣話別，當地百姓攔住道路再三挽留。隋藏珠在太平橋解下衣裳給百姓留作紀念，建昌府民眾不忘隋藏珠的恩德，把他所贈的布袍掛在太平橋的“廣生亭”內以示懷念，“留衣橋”的佳話也一直在民間流傳，太平橋遂改名“留衣橋”。“在任數月，其感人如是”(《續修廣饒縣誌》)。每個百姓心裡，都有一杆不偏不倚公平度量的秤，誰好誰壞、誰清誰濁，百姓心中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隋藏珠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用自己身上一件青衫更改了一座橋的名字，在老百姓中留下了不朽名聲，也向我們揭示了一個亙古不變的真理：誰時刻把百姓裝在心中，百姓才會把誰也放在心上。
留衣橋
留衣橋
隋藏珠入湘軍後，委辦祁門行營糧臺。咸豐十一年（1861年）任安慶行營糧臺總辦。糧臺總辦既是能中飽私囊的肥缺，又是攀附仕進的良機。隋藏珠卻視若畏途，竭盡謹慎。由於時處戰亂，每批軍隊過來，都要徵收錢漕，百姓苦不堪言。隋藏珠到任後，依例嚴加管理。同治元年(1862年)，曾國藩的弟弟軍次巢縣，想自行徵糧。曾國藩深知隋藏珠的剛正不阿，只好寫信告訴其弟，巢縣依例不徵錢糧。並指出，如若違例加徵，“……餘亦無詞以告馬方伯、隋糧臺也。”面對無私無畏的隋藏珠，曾國藩也只好規勸其弟聽從。隋藏珠湘軍糧餉悉心籌劃，深得曾國藩器重，奏請皇上升任其為道員。
隋藏珠在湘軍不僅給曾國藩把住了錢糧關，還為湘軍選賢任能做了不少事，同時也顯示了個人的才華，實為時人景仰。有一年曾國藩委任他和周曰讓為主考，通過試才補充官吏。明清兩代江南多才華。應試者恃才傲物的大有人在。有一考生在答卷後又加一文，擬題為《何以人而不如鳥乎》。文章全以“鳥”字旁字寫成，八股體制。其用意明顯，想給主考以難堪。周曰讓確實為難了。隋藏珠卻立即回了一題：《人為萬物之靈》，文章全用“人”字旁寫成，章法與對方的文章一樣，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眾考生無不心悅誠服。自此，曾國藩及其下屬對隋藏珠愈加敬佩。
同治四年（1867年），隋藏珠的父親病故，他以“尋丁父憂”為由請辭。曾國藩極力挽留，“曾以軍例留之，不可。力疾歸，三起三辭”（《續修廣饒縣誌》）。自此隱居家中，再不涉足官場。
隋藏珠離去不歸，曾國藩實難捨棄，故請藏珠回湘軍的書信達二十餘件，並命山東新任巡撫等省府要員多次拜謁，但他終不復職。事後有人為他放棄高官厚祿惋惜，他卻說：“當今豺狼當世界，奸臣當道，百姓罹倒懸之苦，我寧可躬身田畝，也不為官。”
隋藏珠身在清王朝的黑暗官場近三十年，出汙泥而不染。辭官返鄉時，家人看他帶回家的，除幾十箱書和一副舊象棋，也只有鋪蓋行李捲，顯得清貧寒傖。母親不解地問，“你當了幾十年官就沒給孩子們積贊下一點金銀財寶？”藏珠坦然地說：“孩子有用，不用我巴結；孩子無用，巴結也沒用。我當官是為老百姓做事的，從來沒想到給子孫後代積攢金銀財寶啊！”
隋藏珠一生有不少著述，《續修廣饒縣誌》裡的存目有《建昌學治錄》四卷、《寒柏草堂詩稿》五十首、《史屑》、《鑄錯堂稿》和《與石居詩稿》等。他一生愛書成癖，“積至數萬卷，插架萬軸”。縣誌記載，“吾縣近百年來品最卑、才最高、學亦最富”。可惜屢遭劫難，他的著述和藏書已蕩然無存。
由於仕途的坎坷和幾十年的操勞，隋藏珠於清同治六年（1869年）十月病故，享年五十四歲。彌留之際還反覆告誡兒孫，勤儉持家，攻讀詩書，如有機會為國家效力。他去世後，同治皇帝追諡“中憲大夫”。
他的子孫後代謹遵遺訓，民國3年（1914年），樂北民變，起義農民在碑寺口殺死貪贓枉法的縣官王文琙。這一事件轟動了全省。王文琙的老婆和同僚們要求省府派兵血洗樂安縣。省第五師師長蔡某率騎兵、步兵火速趕到樂安城，準備大屠殺。當時隋藏珠的侄孫隋葆琪（舉人）和同村的舉人隋藻鑑，冒死去樂安城面見蔡某，彈劾王文琙貪贓害民的罪狀。此時城區百姓也群起助威。蔡某見眾怒難犯，只好承認王文琙有罪，咎由自取。省府呈報給北洋政府，段祺瑞行文到各省市，嘉許隋葆琪、隋藻鑑等舉子懲治貪官汙吏有功。可見，隋葆琪此舉，與其祖父的影響和家訓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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