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發表後，讀者褒貶不一，並且還在新聞圈引起了一些爭議。貶者質問“文章怎麼可以這樣寫”，褒者讚揚“原來文章還可以這樣寫”，當然也有人表示“文章必須這樣寫”。今天我硬著頭皮讀完了自己的這篇文章，發現裡面的內容和文字表述問題都很多，以我現在的心境很想做大的修改，但仔細想想，又不知道該從何改起。最後我的決定是一個字都不改——保留這篇文章文字中的缺憾，或許也能從另一個側面反映那次災難的真實面目。當時寫作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向後方的人們展示災難及災難中的人性。
地震發生後，我當時效力的《中國新聞週刊》連續刊出了四期專刊，但即便如此，也難以描繪災難的全貌。或許對於未曾親歷過災難的後方人們來說，地震中的隨便一個小片段都足以造成震撼：
北川中學一個腿部骨折的學生，依然不肯坐救護車後撤，而選擇陪護他傷勢更加嚴重的同桌同學，直到這位同學搶救無效而去世；
…………
與君同行——北川6小時
16點30分，我佇立在了北川縣城的“中心廣場”，此時的我心裡只有兩個念頭：第一，這個城市已沒有任何重建的必要；第二，我不想寫作這篇報道。
我失去了繼續採寫的勇氣；這裡慘不忍寫。我寧可自己從來沒有來過這裡。
走過死亡谷
然後，踏著殘垣斷壁，我們走進縣城了。“這一片石頭下面，是不是就有埋著的人？”我問。在我的右邊，山崩後滾落的石頭覆蓋了原先的道路和房屋。大的石頭大約有幾十噸到上百噸。
往裡走，我的左邊出現了東倒西歪的成排房子。隔著一條塌陷得似乎進入地縫的巷子，遠處幾間殘破歪倒的房屋中冒出淡淡的黃煙，周圍是一片廢墟。
接下來是一條“巷子”：中間一條臨時開闢出來的路；左邊是參差不齊、搖搖欲墜的各式房屋；右邊是一眼看不出頭的、一塊塊碩大無朋的石頭，殘破的鋼筋混凝土和汽車、摩托車的零件臥倒在這些石頭下面。
然後看到了第一灘淡淡的血跡。緊接著，看到了藍色透明裹屍袋裹著、臨時放置的第一具屍體。她斜躺在道路左側，散落的頭髮遮蓋了她的臉，身體半裸，腋下一道口子裂開，暗紅色的內臟若隱若現——但傷口是白色的，身上看不到一點點血。
大約十米外是第二具，同樣是半裸，半趴著，看不清致命部位，也看不出性別；其右上是第三具。然後是連續擺放的第四具、第五具……左右兩堆，橫七豎八鋪出一二十米。
周圍同行者，沒人再說話。
這邊一具腹部高高隆起，該是一位孕婦。看得出來，她的腹部沒有明顯受損。我在想：災難來臨的一瞬間，她全力保護了肚子裡的孩子。
那邊一具身材格外瘦小。或許，他（她）還只是一個學齡兒童吧，我想。
……
繼續前行。三個軍人正在往裹屍袋裡裝一具屍體，她的肢體已經明顯殘破，一個戰士正用鐵鍬將她晃晃蕩蕩的一條手臂往裡塞。
左手邊出現了第一具沒有裝袋的屍體。他（她）胸腔開裂，內臟迸出……
右手邊，他（她）橫臥於一塊巨石下，肢體殘缺，腦漿迸裂……
路中心略偏右，他（她）躺在裹屍袋裡，腦袋只剩下了脖子上的一小部分。
……
一群公雞和母雞在石頭堆裡一片裸露出的廢墟中啄食。緊緊捂住口罩的我實在不願意多想，但，它們主人的身體或許就散落在這四周圍……
終於，我們走過了這條巷子。地勢開闊一點了，成隊的官兵席地而坐。回頭望去，才看明白，我們實際上走過的是三天前大自然剛剛造就的一個峽谷；組成峽谷一邊的石頭堆，掩蓋了這座城市的四分之一。
這是一個死亡之谷。人類作為特殊物種所持有的優越感、以及生命的尊嚴，在這裡全都被徹底粉碎。
老縣城，最後一座高樓兀立不倒
這裡原先是一個廣場。
該是一個原本風光不錯的廣場。廣場上面，意外地矗立著一座保留了原先大致面目的大樓，“北川大酒店”五個字赫然在目；酒店下面一個小門上方，“北川映象食府”六個字完整無損。這與周圍層疊的預製板碎塊、瓷磚碎塊和彎彎曲曲的鋼筋鐵條形成對比。只是，酒店側邊的牆體已經崩塌，大樓僅剩支架支撐。
劫後餘生的當地百姓說，大樓右上方的廢墟，原先是一座中學。現在，成百上千的老師和學生就在那些被層層巨石覆蓋的廢墟下躺著。
從另一個方向放眼看去，視界開闊了：廣場下方是一條河流，現在則由於上游水流被滑坡、崩塌的山體阻隔住，這條河成了死水潭；河道上，一條漂亮的索道木板橋通往對岸。只是現在，支撐索道的兩根橋柱已經嚴重傾斜；對面，就是北川老縣城。
情景再一次讓我震撼。
從這裡，幾乎可以看到老縣城的全貌——全城伏倒，唯一對視線造成一點點阻擋的，是一棟幾乎還直立著的一二十層高的破損大樓。
與新城因山體崩塌而被埋在石頭堆下不同，老縣城的靠山部分是被土質山體所埋——罪魁是滑坡。“地震一開始，半邊山體墜落，依山建造的三五排房子被推著向前衝出，前面的房子被一排排推倒，一直到河岸邊。”親歷這場災難的劉衛國（音）描述，當時的情景如同多米諾骨牌一樣，“那底下至少埋了9000到10000人，我的三個家人也在那裡面。”
跟老縣城相比，剛才走過的、屬於新縣城的死亡谷已經很好了：它至少還有那麼一些歪歪斜斜站立著的房子。
在滿目白森森的廢墟中，那碩果僅存的一棟大樓看起來意外地不協調——真該把它拿到新城這邊來。記得有學者在評論《紅樓夢》的結尾時曾經說，是千萬具屍體堆砌而無一生者的景象悲慘，還是死人堆裡搖晃著站起一兩個生還者更悲慘？我想，走到這裡的人們，在看到作為“唯一生還者”出現的這棟倔強的大樓時，應該能很好地理解這一對比。
一邊是滑坡，一邊是崩塌——北川縣城就這樣被包了餃子。
沒有人哭泣，沒有人流淚
在廣場臨河的人行道上，稀稀落落地豎立著幾棵景觀樹。旁邊，意外地存留了幾條公園長椅——這恐怕是全城絕無僅有的、還具有正常使用價值的公共設施。在這裡，我看到了三三兩兩結隊返回縣城尋親的倖存者。
悲壯的敘述開始了。
“冒煙的那邊，就是老縣城的十字路口，我家就在十字路口旁邊。我當時在綿陽……我全家6人，他們5個都失蹤了……從昨天開始，我一直在上面找，還是沒有找到自己的房子；喊了一天，沒有聽到一點應答……”
“當時我在（新城區）這邊打工，做電焊，她等我回去（老城區）吃中飯。可我一直拖到下午兩點多也沒回去……我們還沒有孩子……我恨（自己）啊……”
“我家還好，只埋進去一個……我們還有4個人。我們鄰居家只跑出來一個。他小孩本來已經跑到外面來了，又回去帶小狗，就沒再出來……後來不知道怎麼的，小狗跑出來了，他回去找孩子，看到它在（自己房子的廢墟）上面一圈圈地跑、叫……”
“我弟弟（當時）剛從綿陽回來，他先來了我家（房子在新城區，後來在餘震中完全倒塌），離開時已經是兩點多，（算起來）他剛到對面（地震就發生了）……我在上面扒了一圈，喊了一圈，沒有找到……地震要是早五分鐘來，我們至少可以在一起啊！”
“我不知道多少次走近了那具屍體……但我不敢仔細看。他身上剩下的半件衣服像是我哥哥的……他死得太慘了，我不願意看到（證實）他就是我哥哥……”
……
一張張疲倦的臉，一雙雙佈滿血絲的眼睛。但始終沒有人哭泣，我甚至沒有從他們的臉上看到以往習慣看到的那種悲痛。一個個故事，說者緩緩道來，聽者驚心動魄。
在我打算儘快結束這段採訪的時候，略感意外地，我遇到了一家四口：老兩口，帶著一個侄子、一個兒媳婦。
“我們是一個大家族，有20多人，現在就剩下我們4個，我的丈夫和孩子都沒了，”年輕的李姓婦人說。她轉身指著旁邊的年輕人、自己的小叔子：“他剛剛結婚不久，媳婦也被埋進去了。”
她公公已經六十多歲，儘管是在這樣的場景下，看上去還是溫文爾雅。“我母親已經八十多歲，我孫子輩最小的只有不到三歲，都一塊埋在底下……”
“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
“上有老母，臨年遭戮；妻子無辜，併為鯨鯢”，《李陵與蘇武書》中描述的這段千古悲情，在此黯然失色：這些剛剛失去親人和家園的倖存者，甚至失去了控訴的情緒。
“叔叔，能告訴我您和您全部家人的名字嗎？”靜謐了一分鐘後，我問。他低下頭去，約半分鐘，抬起頭來，輕輕地說：“不用了吧……”
……
我停止了採訪，倚靠在一棵還直立著的矮樹上，努力讓自己平靜。五分鐘後，同事吳晨光不合時宜地從北京後方打來電話，讓我再一次失態——在同事面前。
地方政府要道歉！我也要道歉！
採訪還得繼續。必須調整方向，否則我會崩潰。回到我的本行——尋找科學問題去吧，這樣我或許會好受些。
“這些大缺口都是這次地震後崩塌形成的嗎，以前這裡有沒有出現滑坡？”
僅僅一個問題，情況變了，我從他們的臉上看到了些許的憤怒。
“中國古代都發明地動儀了，現在還說不能預測？”
“那麼多青蛙跑出來，還說不會地震？”
“我們還看到了很多蛇跑出來，看到了鴨子到處亂跑……”
“政府官員肯定都知道要地震，就是欺騙我們老百姓！”
我無言以對，儘管我知道他們說得並不“科學”。
更細緻、翔實的回答出現了。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這兩邊的山體就被檢查出有地質災害的危險，北川縣城是在危險區，那時專家就說應該移民，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沒有移民？”
“四五年前，這些山上就發現了裂縫，說明已經很危險，為什麼一定要等到出人命？”
“政府也知道危險，他們只在山腳下用鐵絲網攔截，那怎麼可能攔住這麼大的崩塌？他們早就該給我們移民！”
“到現在他們還在撒謊，說北川縣城只有幾千人被埋；這個縣城，常住人口加上外來人口，再加上臨時過往的行人、商人，最起碼也有兩三萬人！到現在，一共才跑出去幾千人？”
一位出生在北川、現在全家在綿陽、災後回來企圖從廢墟中尋找老朋友的劉姓中年人總結：“北川因太過危險而不適合人類居住，這早就應該知道。政府的確掩蓋了很多實情。”
他們連哭泣都不會了，還會撒謊嗎？眼前所見也在證明他們的結論。
現在，我知道自己錯了。我要為自己的過失負責任，要向《中國新聞週刊》的所有受眾道歉：預測是科學問題；但決策預判，卻不完全需要依賴於科學。
我也要向北川的萬千死難者道歉：把你們所承受的災難，歸因於科學不夠發達的無奈，對你們是不公平的！
對於北川的所有生者和死者，地方政府都必須道歉！因為他們對這場災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儘管這些該負責任的人，現在也有很多埋在廢墟底下。
我一瞬間的極端想法：如果政府真的不肯承擔責任，那麼，把所有罪責歸我吧！無論如何，生者必須對死者要有一個交代！
在以上文字的寫作過程中，我始終淚眼模糊。
走過危橋·農民逃生路
繼續前行。這時我給自己定的任務是：到上游觀察據說已經危險萬分的枯竹壩。
又走過了一大片廢墟。有幸存者介紹說，這一塊原先有一個銀行、一家保險公司，以及一個稅務所。“稅務所裡平時有二三十人，保險公司日常上班的有三四十人，銀行該有更多員工。不知道里面還有多少顧客。地震時，這些建築瞬間破裂伏倒。”
終於抵達這個城市的另一頭，是一個被叫做“兩橋一洞”的地方——中間一個隧道，兩頭各連著一座橋。這是北川通往茂縣的必經之路。由於夜晚馬上就要來臨，這裡已經快成為無人區。
我走向“兩橋”中的第一座橋。走到橋頭，站在引橋上，我看到主體橋樑的這一頭已經整個斷裂開，掉下去一米多深，斷口處暴露出亂七八糟的鋼筋。
我跳了下去，走向對岸。
三四百米長的橋樑，現在斷成了幾十截。原本是一座高速路通道的橋樑，現在變得如此崎嶇不平，每走幾步就可以看到一處或數處又寬又深的裂縫。幾十截斷橋，實際上僅僅依靠暴露在外面、遊絲連帶的那麼一點點鋼筋支持。
事後，我真的懷疑，當時我只要腳底用力一跺，整座大橋將立時崩塌，我也將從一二十米高的橋上隨斷梁墜入下面完全乾枯了的河道。或許，我的背上還將壓上幾十噸橋樑。
就在我將要麻木地走過對岸的時候，我看到了另幾個跟我一樣麻木的人，他們正從對面走上這座超級危橋。是一群難民。他們剛從農村翻山越嶺十多個小時，逃到了這裡。
按照剛才指路人的描述，我通過“兩橋一洞”，然後右拐走兩公里，就將抵達枯竹壩水庫。走過危橋、走過隧道之後，我看到了第二座橋。我知道，我的計劃必須改變了。
第二座橋，已經徹底斷開，中間一道三四十米長的缺口，阻住了我的道路；同時也阻住了從這裡通往茂縣的公路。
隧道右上方的山上出現了一群人。是軍人。他們在原先顯然沒有路的地方往上爬。走近了看，似乎還真被他們走出了一條路。哦，不對，原來是一塊巨石滾落壓出的路，“路”兩旁的灌木都伏倒了。
現在才知道，剛才那群難民，就是從這條路上下來的。一個帶隊的軍官告訴我，山的那邊有災民，由於道路被山崩形成的堰塞湖阻斷，只好翻山越嶺、從原先完全沒有路的山上走下來。他們這群軍人就是上山接應難民的。而我要看大壩和上面的堰塞湖，也必須走這條路到山頂。
從這裡，我已經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座山滑坡後的情景了。四五百米高、底座有七八百米寬的滑坡缺口，使得這座山變得出奇的險峻。那些難民們正是從這個巨大缺口的上方山脊上走過來，經歷了華山一條路的考驗。
“叔叔，我沒痛。”
我走上了山坡，路變得平坦一些了。腳下踩著的，是橫臥的斷垣殘壁——原先這上面還有不少建築。山脊上，陸陸續續有一些軍人在往上走，他們一部分任務是要到上面最危險的路段去保護難民通過，更重要的，是要從這裡翻山越嶺六七個小時，到山那邊的漩坪鎮去幫助一座學校的600多名中小學生逃生。
在山脊上一個臨時休養所，我碰上了一大群難民，其中包括兩個僅六七歲的小女孩。幾個大人輪流揹著孩子走路，早已疲憊不堪，見到一張鋪有毯子的椅子，紛紛趴倒上去。
“上面太危險了，多虧有解放軍幫忙，我們才能安全地走過來。”來自漩坪鎮敏溪村的難民曾福全說，他們整個漩坪鎮在災難發生後完全跟外面失去聯繫，甚至到現在也不很清楚北川縣城的具體情況。“直到前天（13日）晚上，我們村一個平時愛聽收音機的老人，突然收到了一點點信號，才知道總理已經到了北川。昨天下午，我們第一批難民經過十幾個小時，才從這條路走出來。”
下面這段路依然危險。儘管我也一整天沒怎麼吃東西，但體力保存得顯然還是要好過這些不吃不喝翻山越嶺六個多小時的難民。下面巨石滾出的那段路，必須騰出手來抓住灌木才能下山，一隻手抱孩子走下山殊不容易。
放棄繼續採訪。二話不說，我抱起一個小孩就走。另一個孩子，則由一個解放軍負責照料——事實上，這些官兵經過連續奮戰，也早已經疲憊不堪。
“快，謝謝叔叔！”孩子的媽媽說。
這是我進入北川后三個多小時以來第一次聽到“謝”字——此前我已經多次幫人忙，也看到了別人的相互幫忙。在這裡，“感謝”兩字似乎純粹是多餘的。
孩子沒有吭聲，雙手用力抱住了我的脖頸。
山脊上的斷垣殘壁隨時可能斷裂、翻倒。儘管心裡很清楚這一點，但還是不可避免地出了問題。在踩上一塊裂開的預製板、往一堵橫著的混凝土牆攀爬時，我腳下突然踩空：預製板整個斷了。我的身體急劇傾倒，抱著小孩的左手，連同孩子一塊重重地砸在混凝土牆上。
“叔叔，我沒痛！”我自己和背後緊跟著的孩子母親都沒來得及出聲，孩子搶著說。她的雙手依然緊緊抱住我的脖子。
——這是這個小女孩與我相伴整個過程、近三個小時中所說的唯一一句話。但我知道，她說的是謊話。她的腿腳一定摔得很痛，很痛。
夜出北川
再次不理智。為搶時間，我帶著這群難民冒死走過了這座危橋。解放軍已經不再幫忙，我輪番抱、背兩個小孩過橋、走路。
終於有了一段比較平坦的道路。精疲力竭的我把小孩放了下來，牽著那個我抱下山的小女孩的手，讓她自己走；同時，也讓其他大人保留體力，讓另一個小孩自己走。這時是19點50分，天已經比較黑了。
“堅持，到了縣城那一頭，你們就有水喝、可以吃到東西了！”我成了他們的指揮官。大家都跟著我，走得很快。我必須搶在天完全黑之前，帶領他們走過那個死亡谷。
20點5分，我們走過了廣場，前方就是死亡谷。
“孩子，閉上眼睛，不要睜開，叔叔抱你走這段路。”另一個孩子，也按照我的要求，被周圍的大人輪番揹著走。
情況還好。天還不算太黑，偶然間，還有一些救援人員的礦燈或者手電筒能幫我們把眼前的路照亮。我一隻手抱小孩，一隻手使勁摁住口罩——但這也只是聊勝於無。小孩的一隻手抱著我的脖子，另一隻手本能地按住了自己的口鼻，把臉伏在我戴的安全帽上。
我進入縣城之前借來的這副口罩已經被汗水浸透，沒有多餘的口罩給他們。整個隊伍人人按住口鼻，以最快的速度通過了這將近一公里長的死亡谷。我很欣慰，我抱著的這個孩子的臉一直沒有離開我的安全帽。
“我實在是走不動了！”孩子的媽媽形近崩潰。走出死亡谷之後，在最後不到一個小時的、最後衝刺的山路和土路上，她除了不停問我名字之外，反覆唸叨的就是這一句話。但不行，這一段距離是山體崩塌帶，有危險——這時的我已經恢復了理性。
21點20分，我終於將這群難民送到了接待處。看著他們拿到水喝，我如釋重負。
遺憾：我忘了捐錢
23點整，我搭上了幾個志願者的車，趕回成都。
在車上，志願者告訴我說，今天晚上七點到七點半，還有兩人被救出，兩個人都還保持完全的清醒狀態，其中一個45歲的中年男人，在救援人員挖開廢墟後，還是自己從裡面走出來的。
讓我自己都感到詫異的是，聽到這樣的消息，我居然絲毫沒有為他們感到慶幸的喜悅，反而突然感到一陣悲涼——莫名其妙地為他們感到悲涼。
凌晨1點半，抵達新都。終於要吃今天——不，準確地說該是昨天——的第一頓飯了。在幾個人爭著要付飯錢的時候，我突然想起來，我忘了給難民捐款。又是一種奇怪的情緒：我當時居然並沒有特別強烈的自責感。當我在寫作這篇文章時，我感到很遺憾：我應該給那天自己遇到的每一個難民捐錢——他們太需要我們這些幸運的人們的幫助了。
哦，對了，我背出的這個小女孩，名字叫做李桂紅，她的父親叫李順軍，在汶川打礦石，震後音訊全無。她媽媽說，她希望丈夫平安，也希望丈夫早點知道，自己和女兒，還有不願離開家園而沒有隨同逃出的公公婆婆，都還平安地活著。
醫生們的生死拉鋸
提要：面對這場前所未有的災難，“摸著石頭過河”的親歷者用一句話總結經驗：讓專家說話，把專家的意見作為決策層的參謀。
“我們每天仰望山脊上的小路，希望能出現幾個人頭”
14日凌晨兩點多，這位外科大夫回到家裡，面對哭泣的妻子，“沒有辦法，我肯定要去。幫我弄一包乾淨衣服吧。”汪志明說。9個小時後，由汪志明帶領的有11人組成的醫療救援隊抵達成都。
空前的災難讓成都雙流機場非常忙亂，裝載醫療裝備的後一架飛機竟然遲到了10多小時。直到15日凌晨，他們才拿到裝備。
這支救援隊連夜趕往安縣。此時，來自重災區北川的傷員，已源源不斷運抵安昌鎮，此地距北川縣城29公里。
汪志明選擇在安昌西苑中學佈置好陣地，然後組織了一支5人“突擊隊”，衝向安縣抗災的最前沿——茶坪。
滑坡擋住了他們的去路。突擊隊不得不在一個叫做五福村的地方駐紮。“五福村往上的山路很陡，一般人根本爬不上去。有個逃出來的村民帶來一張紙條，說他們村裡面有700~1000個傷員無法出來，還有大量屍體。”5月22日，連續工作了一個星期的汪志明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山路全部塌方,他們只能沿著險峻的山脊往外跑。那幾天，我們每天仰望山脊上的小路，希望能出現幾個人頭。我們給他們水和食物，給他們的外露部位消毒、包紮。”
現在，醫療隊員們看著周圍的山坡，還會產生一種感覺——上面可能會出現幾個由遠到近的腦袋。
第一批醫療隊派出，早於省委部署10分鐘
在汪志明等衛生部派出的專家大規模入川前，四川省的醫護人員已苦戰了幾十小時。
“地震時，我們正在15樓開會。”四川省衛生廳應急辦主任蘇林說，隨後，他們便面臨著通訊、電力中斷的局面。應急辦副主任楊勇被派往省地震局瞭解情況，急中生智的蘇林買了一臺收音機，通過電波瞭解到：震中，汶川；震級：7.6級——那是地震發生後大約半小時。
“這麼大的地震，勢必造成很多人傷亡，在第一時間內考慮組織救援隊伍，是理所當然的事。”杜波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15時30分，參加省委、省政府的王雪副廳長帶回了省委指令：“組織6個醫療隊，向汶川方向出發。”
15點58分，蘇林收到了衛生部應急辦回覆的第一條短信：“陳嘯宏副部長已隨國務院領導赴川……有相關信息和資源需求請轉告。”
10分鐘之後，省委省政府統一部署的通知傳達到了衛生廳。留守後方的杜波，與幾位副廳級官員一道，開始在草稿紙上勾勒“衛生廳抗震救災指揮部”的基本框架。
為進汶川進了北川
“這樣的隊伍，徒步行走兩天都走不到汶川。”熟悉這條路的人說。何況，這是個充滿危險的夜晚。
現場緊急會議的結論是，當晚務必趕去汶川。唯一的方式是繞道：從德陽、綿陽到安縣、北川，然後經過茂縣趕到汶川。
此時的成都，更多的醫療隊伍開始組建、開拔，通知到的救援隊伍也已超出成都範圍，覆蓋全省。“醫療隊伍組成一支就先走一支，分別奔赴德陽、什邡、綿竹等地。”杜波說。這時他的“133”手機發揮了作用，最先恢復了通訊。“後來，衛生部的官員還借用我這部手機去前線。”
四川省衛生廳“抗震救災醫療衛生救援指揮部”也在此時成立。本來正在北京開會、聞訊後乘溫家寶總理專機赴前線的省衛生廳廳長沈驥任總指揮，下設現場搶救組、醫療救治組、疾病防疫組、綜合協調組、物資管理組、信息秘書組及對外聯絡組。這7個工作組分別與衛生部抗震救災工作領導小組的下屬機構對應——12日下午，以衛生部部長陳竺為首的領導小組已經成立。北京方面又決定派出3支隊伍，各40人，分赴德陽、綿陽和阿壩(後改成都江堰)參與救援。
兩個小時後，車隊抵達安縣安昌鎮。大量的北川傷員被安置在這裡，如同經歷了一場慘烈的戰爭。滑坡阻斷了所有醫療隊的道路，通過難民，王正榮再次確認由北川去汶川之路也不通。
在通往北川的安縣境內，山體崩塌導致道路嚴重受損。為躲避山上崩落的石頭，車與車之間拉開一兩百米的距離，在危險地段分開衝刺而過。
13日凌晨1點30分，車隊抵達北川中學。幾分鐘內，這裡就成了前線的臨時救護點。
幾天之後，王正榮、曾俊等人才知道，他們所在的實力雄厚的第一批醫療隊，是誤打誤撞進入了災情最嚴重的北川。此後, 他們連續工作幾十個小時，做的就是兩件事：現場救治和轉運傷員。
難以避免的無序
災情開始明朗。
地震當晚衛生廳緊急發出3個文件，第一個是發動全面抗震救災的緊急通知，第二是進一步加強醫療援助的通知，第三是領導小組緊急通知。
到13日上午，四川全省赴災區的救護車達到130多輛，參與救援的醫護人員超過了1350人。此時，都江堰開始建立國家抗震救災前方總指揮部。
在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李崇禧及部隊首長孫建國的召集下，當天晚上召開了緊急會議，建立衛生救助的全省指揮部 (整個救援體系有很多指揮部，衛生救助全省指揮部只是其中之一)。
會後的分工是：部隊搶險；地方提供物資醫療保障；搶救出來的病人及時轉運，並把大量的醫療隊運進災區——這是震後第一次不同部門橫向的協商會議。
14日，北川中學、安縣、綿陽、成都已經形成一個救治梯次：北川中學現場初步處理、標識輕重傷員並送往後方；安縣開展手術救治；綿陽接納重傷員；更多的輕傷員、穩定傷情的重傷員，則送往成都大後方。
王正榮等衛生廳官員開始跟部隊協調，把軍人、醫生混編送進去。“當時紫坪鋪大壩上全都是人，都在往前湧，都想第一個到達現場，不會等著你慢慢編。”王正榮回憶說。之後幾天內，大壩上還是堵著很多的醫務人員。他們只能就近開展醫療救治。
此時，包括衛生部副部長王國強在內的指揮人員，已經在都江堰災區指揮部坐鎮。全國的力量被調動起來，截至15日10時，衛生部組織的來自北京、上海、吉林、浙江、廣東、重慶、貴州等18個省、市、自治區的醫療衛生救援隊和衛生防疫隊，共計1700多名醫務人員，抵達災區。
由汪志明率領的上海醫療隊在安縣搶救傷員，在這支隊伍搶救過的人裡，包括一個104歲的老太太，獲救當天是她的生日；還有被汪志明稱為“史上最牛的媳婦”的一位瘦瘦的30多歲女子——她徒步8個多小時找到醫療隊，得到救治後又走了8個小時回家，最後花了 10多個小時把她婆婆背了出來。
16日，汪志明的醫療隊救了來自北川曲山小學的幾個女孩，其中有一個叫做蔣禹琪，10歲，她在廢墟里一直鼓勵另外兩個小朋友，一起支撐了87個小時後獲救。“我們準備以這個救援隊的名義資助她讀書成長——她說以後想做一名醫生。”汪志明說。
防疫：摸著石頭過河
（5月22日：北川部分交通道路被封鎖，衛生醫療隊開始災區的防疫工作。）
與以往大災要在3天后開始防疫不同，這次在第一時間，防疫問題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13日10點30分，省衛生廳組織的前線救援隊伍裡面，已經出現了3個衛生防疫專家組：兩個來自四川瀘州，一個來自宜賓。
“13日一共派出了64個人，分成十多支防疫隊伍——每支隊伍配備一名流行病專家、一名消化病的專家、一名飲水衛生專家，分赴6個重災區。”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四川省衛生廳疾控處處長王天貴介紹說。
國家疾控中心派出的首批8名專家是5月14日到達四川的。而汪志明帶領的醫療隊在組建時，已經納入了一名疾控專家——來自上海疾控中心的吳敏。駐紮地安昌聚集的災民，最多時超過了5000 人，到處都是大小便。救援隊在第一時間清理了這些可能引起傳染病的汙染物，同時對環境進行消毒。在這個救治點，由於傷員越來越少，從19日開始他們重點轉向防疫——醫生會不停查看傷員是否出現腹瀉等疾病。
15日是官方工作的一個轉折點——衛生部及四川省衛生廳的工作重心向防病轉移，四川省政府發出了 《全市加強災後疾病預防工作的緊急通知》。
防疫工作本應覆蓋到村落——至少，一個村要有1至2名專業人員。但這次受災範圍太廣，雖然有超過3000名防疫人員進入災區，但每個村都派人幾乎沒有可能。
四川省衛生廳防疫組採取的辦法是：組織當地公眾，通過專家的臨時培訓，成立防疫機動隊。
“防疫關鍵要看前兩個星期。災區的廢墟、糞坑、生活垃圾、飲水水源的消毒；蚊子、老鼠等生物傳播因素的防範，有些工作需要多部門協調。”王天貴說。在中國，農田裡的老鼠歸農業部門管，森林裡的老鼠歸林業部門管；遇難人員的遺體及野生動物屍體的清理，則由民政部牽頭，公安、衛生部門共同處理。
直到5月21日，四川省衛生、公安、民政、林業、畜牧五個部門聯合出臺了一份文件，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同時，文件還要求利用新型飛機進行消毒和殺蟲。
地震破壞了大量自來水廠，飲用水安全也是重要問題。但這種管理同樣涉及多個部門。“河道是環保部門管，城市供水是城建部門在管，我們只管飲水的衛生安全。協調這些部門的工作，則由執法監督署來做。”王天貴說。
這位疾控官員用一句俗語概括防疫的經驗：摸著石頭過河。
“我們根本沒想到出現這麼大的災難。事實上，沒有多少人去總結這個經驗——像唐山大地震，當時的搶救者大部分都不在了；再過5O年如果不發生地震，我們這些人也都死了。那時候再來同樣的災難，誰還有經驗？”
最後，王天貴給出一條建議：讓專家說話，把他們的意見作為決策層的參考。
由於地震使得網絡直報系統遭到破壞，國家疾控中心開發了基於手機報告方式的疫情應急報告系統。19日，衛生部給四川省衛生廳下發了《關於開展地震災區疫情監測信息應急手機報告工作的通知》，並在當地購置手機SIM卡，逐步恢復了覆蓋1000萬人的疫情監測。
心理干預：漫長的救助
楊甫德把這些需要心理援助的人分成四類：
第一類是傷者，比如說骨折、或被截肢的人，他們心理問題相對比較多、比較重；第二類，家裡有親屬死亡；第三類，如果是沒有親友傷亡，這一些人往往關注財產損失。“財產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為什麼？他們的財產是依靠最近幾年剛剛興起的‘農家樂’帶來的，房子往往一家就蓋十幾間，另外有不少貸著款。”最後一類不太在意財產問題，而是擔心將來——我要去哪兒？能夠做什麼？
“下一步開展的工作是，對救助傷員的醫務人員進行心理干預。”楊甫德說。針對各式受到地震影響的人，心理救助可能都是有必要的，這將是災後很長一段時間的工作。
(蘆垚、周華蕾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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