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选择何种兵役制度，归根到底，要看其是否利于统治。一定程度上，以军府为基础的世兵制，更利于统治者的管理。
在中国古代史上，除去少数民族的特例之外，中央王朝所采用的兵制不外乎世兵制与募兵制，而募兵制，是在军府世兵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不得已之举。
军队的核心在其战斗力，它既要维护国内统治秩序，镇压农民起义，又要御敌于国门之外，防止外来侵略，故提高战斗力是军队发展与改革过程中不二的主旨。
而世兵制与提高战斗力是冲突的。以军户为基础的世兵制采取世袭制，上至老年，下至未成年，使整个军队年龄参差不齐。
未成年的军官与士兵虽经过了一定程序的考核，但入军条件极其简略，不仅缺乏指挥能力，更缺少实战经验；而年高未退的军士，指挥思维僵化，仍停留在其壮年时期，实际作战能力更是远远低于军队的正常需求。
年龄层次不齐的军队，老少混杂，必然带来指挥混乱、战斗力低下的结果。在嘉靖年间的东南倭寇患乱中，以军户组织的卫所军一战皆溃，不堪一击。
面对战斗力低下的情况，明廷也企图进行改革，明景泰年间以后，军队实行分批训练，但数额极其有限，并未改变老少混杂、战斗力低下的局面。所以欲改变战斗力低下的状况，必须改造军队成分，召集亲壮年，打破已有的世兵制。
但对于募兵制，存在军户缺额的现象。军户不仅承担国家防务的重任，还有耕种交税、养活自身的基本要求。
面对土地愈来愈少，上级官僚的盘剥，社会地位日渐低下的情况，军户只能选择出逃，未出逃的军户基本属于老弱病残，不具备应有的战斗力。
随着国家生产恢复，经济繁荣，外患日重的情况下，世兵制已经不再符合国家发展的要求，亟待改变。
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命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
明成祖朱棣时，令“守城军士视其地之夷险要僻，以量人之屯守为多寡。临边而险要者则守多于屯，在内而夷僻者则屯多于守。地虽险要而运输难至者，屯亦多于守”。
由此可见，明初国家规定，无论是守边军户还是内地军户，屯田者皆多于守城者。
《明会典》记载：“洪武三十五年，纳正粮 12 石，余量 12 石。”
也就是说，有 12 石粮食由屯军自己留用，另 12 石粮食交国家供给守军，而屯军的数量明显多于守军，故明初军户制不仅可以自给军队，还可留足余粮，甚至到永乐年间，明廷规定：“余粮免其一半，止纳六石”。
各边防重镇，军队也能自给，大同镇“国初军饷止仰给屯田”、延绥镇“粮草数至盈十万”、甘肃镇“足供军需”。
在明朝各边镇，军户屯田不仅供给充足，而且大都有充盈的余粮。
《明会典》对明代各边镇收入情况也有记载，以辽东镇为例，“屯粮七十万石，民运布三十一万匹，花绒一十四万斤，盐引一十四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引，京运银一万两。”
而单屯粮七十万担一项，尚可占足辽东粮食供给的一半以上，若将布匹、花绒、盐引等折换为粮食，供给军队自然不成问题。
这种情况，尚在明成祖朱棣规定“临边而险要者则守多于屯”的情况下，若在内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田，自给军队更是绰绰有余。
总之，在明初，屯田足可供给大部分军队，不足的地方也只有少量的民运、盐引和京运银。
明朝中后期，内忧外患不断加重，军户大量缺额，迫使明廷不得不招募军队。而募兵的直接影响，是巨额军费的增加。
“募兵的粮饷较卫所军高出一倍左右，这本身就增加了军饷。嘉靖年间，戚继光在南方的募兵是一日三分银，月为九钱，而隆庆，万历时戚继光在北方募的南兵月饷一点五两。当时军卒月饷一石，约值零点五两。”
募兵所用的费用要高出传统世兵很多。在屯田日益被破坏的情况下，靠军户屯田的收入来供养军队越来越变得不现实。
这使明朝政府的军饷供应主体由军户自给自足，转变为由京运年例和民运粮承担，而京运年例和民运粮的承担主体，自然是普通老百姓。
嘉靖末年开始，由于大规模募兵制的实施，军队供应的主体已经由军屯自身转变为政府承担。
年例银的增加，也直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如嘉靖年间为了增加军饷，在江南地区实施“提编”，增加赋银四十万两之多。
可以说，“募兵制”的执行为明政府的财政增添了极大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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