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告別艱難時刻》,我們還要對企業家期待什麼?

讀《告別艱難時刻》,我們還要對企業家期待什麼?

《告別艱難時刻》

企業家的時代素描

出版社:紅旗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7年09月

讀《告別艱難時刻》,我們還要對企業家期待什麼?

《告別艱難時刻:企業家的時代素描》是資深媒體人、專欄作者馮永明在採訪大量企業家期間寫成的經典時評集合,通過梳理成四大板塊,刻畫了一個企業家群體在一個時代的起落沉浮,其中有關成功、挫敗、尊嚴、良知、財富、人生……它是一本企業家群體時代的素描,作者站在人性的角度,觀察人的細節,分析人的細節,提煉人的細節。

將企業家舉止行為、所思所想凝結為精神而放之四海加以推廣,或許從來沒有一個時代把企業家抬到現在如此的高度。

浙商精神、企業家精神傳述於口、見諸報端、編印在種種書籍文件中,更成為最高文件的一項內容,這已然說明一個事實:商人是這個時代歷史的書寫者!或者可以毫無疑問的說,這是一個企業家的時代!

馬雲、宗慶後、李書福、徐冠巨、王水福、郭廣昌、鄭永剛……正是因為無數像他們這樣的企業家不斷的努力推動了中國的經濟奇蹟,也正是如他們這般的艱苦奮鬥、自力更生書寫了時代的文化與精神。

“我們與其說,這是個無法複製的時代,不如說這一代人是無法複製的”。他在《告別艱難時刻——企業家的時代素描》中這樣寫道。

讀《告別艱難時刻》,我們還要對企業家期待什麼?

是的,時代無法複製。

改革開放對於中國來說,更是一條之前未曾想過、未曾嘗試、也從沒有走過的道路。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最能夠適應的是“變化”本身,最不會驚奇的是“奇蹟”發生,最難以忘懷的是“成功”的自豪與喜悅,最激勵內心的是“奮鬥不息”的感慨。

從卑微者到成功者,從渺小者到矚目者,從學習者到佈道者,這不僅是企業家個人的奮鬥歷程,更是國家的的自強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無數的舊有秩序在瓦解,數不勝數的舊思維扔入歷史的垃圾桶;當我們身處一個大時代,攀爬過一座座曾經遙望的遠山時,許多故事散落在山腳,激勵著新一代人重新啟程。”

“每一個個體在歷史的回望裡,如果有一絲閃耀的光芒,就會有無比重要的價值。”馮老師這樣說。

2014年,馮老師兩次在重要場合碰到了馬雲。兩次,馬雲都是行程緊湊,“疲憊刻於馬雲臉上的褶皺裡”,在他的記憶裡,“我們想明白了”,是馬雲最喜歡說的話。這個當前中國最矚目的企業家、浙商,馬雲猶如一個夢想家,又是偉大的創業者。

所有的所有,都是他想明白的結果,但在這想明白了的過程之中,精神的磨礪、現實的壓力、未雨綢繆的魄力,其實都在驅使著馬雲思索一個問題:他的終點在哪裡?他會給社會留下一個怎樣的企業?他會為這個時代書寫什麼樣的篇章?

而,他思索的問題,更將會是一個時代的命題:企業家最終落腳在哪裡呢?企業家精神最終閃爍在歷史的什麼位置呢?

讀《告別艱難時刻》,我們還要對企業家期待什麼?

與互聯網時代的風雲人物馬雲不同,李書福、宗慶後、宋衛平、王水福……這些傳統產業的浙商代表們都走入了時代的另外一個轉折中,那就是轉型升級的再創業創新。

這個轉折又成了企業家的爬坡,在他們青春的時節,再陡的坡、再難的坎,或許都如同多費點力氣的平地,但青春不再時,在商業這場無休止的爬坡中,是否有人會掉隊呢?馮老師這樣寫道:我常常想,一些前輩之所以會被孤寂包圍,在於他們內心和外部世界的相互推搡中形成了難以言說的被擠壓,這種痛苦強烈而不能訴說。畢竟,青春無法永遠抓在手中。

只是,就像書中王水福所說的:我們這代人的性格,總是抱著各種樸素的想法,願意做一些真正意義上為國家發展的事業。就像他在堅守高端製造,就像宗慶後一直在說企業家應該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就像宋衛平細數著以後為這個社會服務努力的歲月,他說:我努力!

也因為這些樸素的“我努力”話語,更多的浙商在衝擊著時代的脈搏。比如郭廣昌,越是危機時,越顯示出企業的價值;比如陳宗年,在世界範圍內為中國創造了另一個封面;比如徐冠巨,事業的後面就是責任;比如汪力成,總是在尋找對抗危機的征途中,他有一種消失的恐懼……

一個個浙商在理解中國經濟的脈絡,捕捉經濟建設中的機遇,而這些都慢慢成為習慣,成為過往,他們站在了時代的節點。

發展是硬道理,但這再也不是草莽而起的時候了,也不再是粗製濫造的起點了。創造美好的生活,時代賦予企業家更精雕細琢的使命,與社會、人民更息息相關的責任,當然,還有的是星辰大海的征途。

讀《告別艱難時刻》,我們還要對企業家期待什麼?

於是,這個時候,我們還要對企業家期待什麼?

《史記》裡記載的商道之祖白圭曾這樣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沒有隨機應變的智慧、不勇敢果決、失去愛心、不會守,這都將會使一個企業家慢慢退出時代的舞臺。但這又是企業家該有的全部嗎?

或許我們可以參照過去,我們曾確定“士、農、工、商”價值取向,以“士族”為中心構建一個國家的道德體系,無論是“正心、修身、齊家”,還是“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都在說明,有多大的榮譽,就需要承擔多大的責任。

而在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裡,企業家該如何承擔他們的歷史責任呢!這不會僅僅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

文/胡俊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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