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民生公司輪船搶運設備和人員入川。
1937年底，葉聖陶帶著家眷從武漢乘船入川，船至宜昌，一時沒有買到繼續前行的船票，無處落腳，他和家人住進了江輪改成的旅店。夜宿江輪，葉聖陶有感而發：“對岸山如金字塔，泊江輪作旅人家。故宮古物兵工械，並逐遷流頓水涯。”
詩中“如金字塔”的山，是與宜昌一江之隔的磨基山。磨基山下游約2公里處的十三碼頭，是長江中上游的分界點。以此為分界，下游是江漢平原，水面開闊，流勢緩慢，上游則是三峽高山，航道狹窄，灘多浪急。正因如此，從下游駛來的輪船行至宜昌碼頭一律要停船，人和貨物必須下船，換乘能穿越長江三峽和川江（宜昌以上的長江上游河段）航道的輪船，方可繼續西行進入四川。
這一切，都讓宜昌成為了名副其實的“長江咽喉”。可是，1937年底，這個關鍵的“咽喉”部位卻逐漸開始阻塞。
民國時期的宜昌港口。
1937年11月中旬，淞滬戰場失利，南京形勢嚴峻，國民政府公開發布《國民政府移駐重慶辦公宣言》，並確定四川為戰時大後方。一時之間，上海、南京等地的機關、團體、學校紛紛向後方撤退，長江上游的四川，是這支浩浩蕩蕩的人流遷移的方向。
當時的中國飛機少得可憐，公路運輸因為汽車少、公路少，運量有限，鐵路更是被日軍炸得七零八落，因此，長江航道成了向西入川最重要的“黃金水道”。
1937年底，人流、工廠物資、故宮文物，源源不斷地來到宜昌。所有西遷入川的人員和物資不得不在此下船，等待換乘能夠穿越三峽航道的船舶。可人多船少，像葉聖陶那樣等待7天就能購得船票的，已經算是幸運，很多人等上半個月都無法上船。
幸運地買到甲板票的老舍，登上船後看到的場景是，“彷彿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說甲板上，連煙囪上面還有幾十個難童呢……我必須到廁所去，但是在夜間三點鐘，廁所外邊還站著一排候補員呢……”
和這些難民一起急需入川的，還有八九萬噸大型設備、器材和軍工物資——這些幾乎是中國工業僅有的一點元氣。
八九萬噸，在當時的條件下如果按部就班地運輸，至少要運一年多。
然而，此時的武漢已被國民政府放棄，宜昌與武漢的直線距離僅300公里，日軍的飛機不停地飛臨宜昌轟炸。誰也不知道，留給宜昌的搶運時間還有多少。
位於三峽入口處的宜昌，此刻成了關乎全中國命運的“咽喉”。而最要命的是，10月下旬的川江只剩下40天左右的中水期。40天后，長江上游就要進入長達4個多月的漫長枯水期——那時，長江水位下降足有20米，水位降低後大量處於深水中的礁石會進入淺水區，甚至成為明礁，這時不僅航行更加危險，而且稍大點的輪船都無法行駛，大型設備也就根本沒法入川。這就意味著，所有滯留人員和物資必須趕在40天內運完。
這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落到了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身上。
盧作孚幼年家境貧寒，但在1938年，他白手起家創辦的民生公司已經是長江上游的航運龍頭，他本人也被譽為“中國船王”。船王盧作孚最終完成了這次大撤退的指揮任務。當日軍進入宜昌這座鄂西重鎮時，看到的是一座空城。
經過宜昌大撤退轉運至大後方的無數人員和物資，成了中國抗戰最終勝利的堅強後盾。據第二歷史檔案館的統計，抗戰期間全國械彈有三分之二是在重慶製造的。
宜昌大撤退之後一年多，法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發生了。這次世界軍事史上規模最大的撤退行動，用9天時間把33萬盟軍撤至英吉利海峽對岸的英國。由此，平民教育家晏陽初將宜昌大撤退稱為“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
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主席談到中國民族工業發展時曾說過，實業界有四個人不能忘記，盧作孚就是其中之一。
閱讀更多 北京日報紀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