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李白杜甫等唐朝着名诗人，可以发现一个现象：他们的人生，无论是政治理想，还是物质生活，过程都充满坎坷，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他们对朝廷对制度对官府对社会，都有许多不满情绪，牢骚满腹。
例如，李白有过“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的不平，“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愤懑，杜甫有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揭露，“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的警告。
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没有断绝对朝廷的系念，没有终止对社会的关心。换言之，李白杜甫等着名诗人，对于唐朝，都有类似屈原对于楚国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不渝爱恋，同时又有屈原所没有的心中对于希望的不灭信念。他们始终活在希望里，活在自信里。
原因何在？
有人说，尽管唐朝诗人对现实有着这样那样的不满，作了尖锐激烈的批评，但是，唐朝相对合理的各项社会制度，使得他们的立场不至于变为敌对，心情不至于堕入绝望。他们的不满和批判，都是有限度，有分寸的。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也挺深刻。但是，我认为，它还不够全面。就我的初步观察和思考，至少可以补充如下几点：
其一是，推崇汉朝的文功武治，随时拿汉朝做自己的参照，使得人们不至于产生狂妄自大心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个自以为是、自以为空前绝后、自以为天下无双的朝代，很容易凡事走极端，自我膨胀，最终自取灭亡。唐朝的开国者做了很好的垂范，以汉朝为自己的学习榜样。这保证了李唐王朝在很长时期内，清楚自己存在的不足之处，不至于迷失方向，迷失自我。
其二是，最高统治者积极有为的军事思想，使得士庶阶层普遍有昂扬的志气，普遍有建功立业的热情。东北、西北、西南这些相对多事的地区，唐朝的最高统治者都不曾手软，进行积极的经略，寸土必争。尽管他们的做法也曾带来不少麻烦，例如杜甫曾尖锐批评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但是，从许多着名诗人满怀激情地写过、数量众多、乐观豪迈的边塞诗歌看，唐朝人因此普遍有着昂扬的斗志和勇敢的精神。唐太宗因为征服诸多突厥部落，被尊奉为“天可汗”。唐人无不为此感到自豪。唐朝诗人中，不少有投笔从戎、立功边关的想法甚至行动。一些怀才不遇的诗人，也发出过读书不如从军的牢骚。例如，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杜甫的“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
其三是，文化艺术、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各国使节的纷至沓来，使得人们心胸开阔，气度不凡。唐朝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有来自阿拉伯等中东地区的商人及货物，有来自印度的僧人和佛教经典，有来自东邻朝鲜、日本的大批留学生；与此同时，唐朝向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输出语言文字，输出佛教。
但是，没有一个官员向海外移民，没有一个官员让妻子儿女加入外国国籍，没有一个官员向海外转移贪墨得来的巨额财产。所有这些，都使得唐人有良好的大国感觉。关于国情文化差异，有个着名的段子：一所国际学校，教师让班上学生“就别的国家的食物短缺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结果，非洲学生问“什么是食物”，欧洲学生问“什么是短缺”，美国学生问“什么是别的国家”，亚洲学生问“什么是自己的看法”。唐朝人，很像其中欧洲和美国的学生。除了鉴真和尚，唐朝无论是官员还是明星，没有一个移居海外的。遑论移民，就是留学海外，唐朝人也只限于到印度学习跟佛教有关的文化知识。
其四是，意识形态的宽松自由，使得人们有可能扮演国家“主人公”的角色，不平则鸣，心情舒畅。唐太宗立下的不干涉文艺的规矩，使得唐朝的文人进行文艺创作时，没有禁区，较少顾虑，思想感情能够完整表达，个性才情得以充分展现。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是国家、社会的主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杜甫早年就有的人生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包含政治和文化教育两个方面，既做皇帝的老师，又移风易俗，口气很大。除了唐朝，其他朝代文人通常不敢这样说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向称格言，而实际上，天下兴亡，匹夫（普通百姓）是没有机会尽责的。有如阿Q，是不准革命的。
其五是，优越的物质条件，良好的社会秩序，使得人们能够遍游各地名山大川，广交各界朋友，取长补短，相互切磋，见多识广，视野开阔。杜甫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天下朋友皆胶漆”，说明盛唐时期，人们的生活是多么地富裕，旅游是多么地方便，交友是多么地蔚成风气。众所周知，见多识广的人们，往往是通情达理的，不容易得抑郁症，不会做出偏激行为，不会轻言绝望。
鄙意以为，以唐为镜，可以知差距。故作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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