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中说的这位大唐宰相,就是在唐太宗凌烟阁功臣榜上名列第一的长孙无忌。
《隋唐嘉话》和《唐语林》都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被封为赵国公的长孙无忌有一次和朝中权贵们一起饮宴,在这个大爬梯中,酒酣乐终的时候,长孙无忌环顾自己的同事们,缓缓说道:
无忌不才,幸运地遇上了明君,因为陛下的宠信偏爱因缘际会当上了上公,人臣的尊贵,已经到了极处。你们大家看看我的富贵和隋朝的越国公相比怎么样?
参加宴会的权贵们有的说不如杨素(长孙无忌的助理估计拿出小本本一个个记下来),有的说比杨素厉害。
长孙无忌听了大家的话,把早已准备好的一番说辞说了出来:
我自己揣度也不羡慕杨素(杨素比不上我),所比不上杨素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杨素富贵的时候已经年老,而我富贵的时候正年轻。
尼玛这是比不上还是借机嘚瑟?也有点太不要碧莲了。
从事实来说,长孙无忌说得也没有大错。杨素在隋朝建立后,被擢升为御史大夫,开皇八年(588),以行军元帅身份率水军东下攻灭陈朝,以功拜荆州总管,封越国公,这一年杨素44岁;而长孙无忌在贞观元年(627)改任吏部尚书,并被定为功臣第一进封齐国公的时候只有33岁。
可是,以长孙无忌的仕宦履历和功绩看,这并没有什么好嘚瑟的。
李世民评价长孙无忌是这么说的:
无忌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昔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而为五伯长。朕自居藩邸,公为腹心,遂得廓清宇内,君临天下。司空、齐国公无忌等,并策名运始,功参缔构,义贯休戚,效彰夷险,嘉庸懿绩,简于朕心。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
虽然李世民反复称道自己得有天下,是因为长孙无忌作为腹心出了大力,但也在不经意间承认长孙无忌
总兵攻战,非所长也。我们不妨来看长孙无忌因为大唐开国之功所受的封爵,他在高祖渡河时便到长春宫谒见,被任命为渭北道行军典签,后来被封为上党县公,唐朝开国县公是爵位中的第五等,非宗室功臣中的第三等,低于国公和郡公,虽然不是多如牛毛,也算得上是一抓一大把。我们看一下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家族,就有一个概念,武家与李家并无亲戚关系(当时),后来甚至被丑诋为“首参起义,例封功臣,无戡难之劳,有因人之迹”,但是武士彠本人实际上是17位太原元谋功臣之一,封爵是应国公,长兄武士稜是宣城县公,次兄武士逸是安陆县公”,相比之下,长孙无忌作为李世民的妻舅混了个县公,或许才是真正的
无戡难之劳,有因人之迹。长孙无忌在武德开国功臣中不值一提,那么他的所谓“功劳”,可能主要是在玄武门之变前中后的阴谋策划和组织私兵之功,虽然不失为李世民
个人的“功臣”(有人认为他是特务头子,待考),但李世民此举本身就被抨击质疑,最好也只是被评价为“逆取顺守”、“为国者不顾小节”,在此事件中发挥作用的长孙无忌说到底毕竟上不了台盘。史称,长孙无忌担心富贵至极会带来灾祸,一再恳请辞去相位,其妹长孙皇后也为之极力劝说;唐太宗无奈,只得改任长孙无忌为位尊职闲的开府仪同三司。
然而看本文一开始的这个故事,长孙无忌岂是持盈保泰、谦虚谨慎的角色,历史上的这些记载未免多少有一些水分。
当然,长孙无忌的这番言辞也不完全就是自我膨胀,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嘚瑟自夸也是有所为而发——我们可以设想,这次欢宴的参与者应该大多都是关陇集团成员,长孙无忌的大言不惭,主要是为了树立自己作为该集团核心人物的形象,某种意义是立威之举,指鹿为马差可比拟——事件形态不同而用意则一。
《旧唐书》关于长孙无忌的评价,以所谓“史臣曰”为代表:
无忌戚里右族,英冠人杰,定立储闱,力安社稷,勋庸茂著,终始不渝。及黜废中宫,竟不阿旨,报先帝之顾托,为敬宗之诬构。嗟乎!忠信获罪,今古不免;无名受戮,族灭何辜!主暗臣奸,足贻后代。
《新唐书》字里行间也透出对他遭遇的惋惜和对他正面作用的评价:
后数月,无忌投缳卒。自是政归武氏,几至亡国。
因为长孙无忌是武则天的政敌,而武则天后来又几移唐祚,长孙无忌及其支持者们得到了历史评价一直相对正面,
但是,仔细考察长孙无忌的立身行事,他未见得就是一个公忠体国的贤相。
还是《旧唐书》中的“史臣曰”(《太宗诸子列传》):
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而无忌破家,非阴祸之报欤?
《旧唐书·太祖代祖诸子列传》记载:
(长孙)无忌、(褚)遂良
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
即使《新唐书.长孙无忌列传》,也承认:
噫,使长孙不逐江夏、害吴王,褚不谮死刘洎,其盛德可少訾乎!
《大唐故朗陵郡王墓志铭并序》:
昔吴王帝之爱子,朝望攸归,虽魏武怜才,方之多愧,汉皇许善,对我何阶。然优宠特殊,各萌斯构。谗人发于左戚,妖迭兆于中台。桂折小山,兰枯长圾。
这里的“谗人”、“豺狼”、“诬陷”、“离间”、“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等等说的都是长孙无忌, 而既然是“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那么所谓“忠而获罪,人皆哀之”只是关于当时舆情对长孙无忌等人的惋惜的事实记录,不代表史家对他的盖棺论定。
吴王李恪(619—654)是李世民与隋炀帝之女杨妃的儿子,李世民认为“吴王恪英果类我”(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有过立他为储君的想法,长孙无忌因此嫉恨李恪,永徽四年(654),长孙无忌施展自己长于阴谋构陷的“本领”,将李恪牵扯进房遗爱谋反案中,诬陷害死了他。
李恪临死诅咒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陷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
润之主席曾经有过这样的读史笔记: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这是从领导人的角度着眼谈历史的经验教训,其他后世史家则主要以此评价长孙无忌此人。
《历代名贤确论》里说:
既立高宗而复欲立吴王恪,卒使以猜疑而被罗织之罪,皆太宗失于独断而致之也。噫夫人之生贵为天子之子,是天下之贵无以加之也。以建立之失不保性命,则与夫生于不贵之族,反得终天年者岂不远哉。无忌其后卒被流窜死于黔南,天下以为寃,然而亦疑其诬杀吴王恪之报应也。
明代张燧《千百年眼·卷七·长孙无忌、褚遂良有死道》里则说 :
长孙无忌、褚遂良之死,世咸悲之。余以为二子均有死道。夫吴王恪,太宗爱子也,太宗立高宗为太子,又欲立恪。无忌以举棋不定为讽,似矣。而其后也,竟以房遗爱狱诬构吴王,陷之重辟。刘洎,太宗直臣也,洎性疏致祸,理固应耳,而罪不至死。遂良诬以“伊霍”一语,必欲毙之,虽马周强诤不少解。
夫此二子者,所谓太宗心膂臣也,一杀其爱子,一贻其主以杀直臣之名。由此观之,武氏之祸,犹为晚也。
长孙无忌这样的居心和行为不是盛德之訾、白璧微瑕,而是他私心自用、觊觎予取予夺的最高权力的必然结果。
从历史的角度看,因果报应之说对于长孙无忌来说不仅仅在于陷害杀戮无辜带来的“阴祸”“报应”。事实上,长孙无忌殚精竭虑推上皇位的外甥晋王李治(即唐高宗),虽然在他看来“仁弱”好控制,是自己予取予夺时最合适的傀儡,
但实际上恰恰是给予他致命一击、让他最终万劫不复的决策者。
这不仅是因为武则天的蛊惑撺掇,本质上和高宗本身的治国理政思想决策有关,这一点谈古论金以后和大家再谈。
要说到长孙无忌具体的下场,也是一个他自作自受的报应。
唐朝刑制中的“长流”(远途流放;长期流放)正是在长孙无忌的坚持下成为“永例”(永久的法例),然后他和他的家族全部被处以这一刑罚,他本人在流放地被逼令自缢后,近支亲属都被进一步流放到更远的岭南为奴婢,至死不得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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