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熙載在詞史上的最大貢獻，就是首先提出了詞品這個概念。謝桃坊在《中國詞學史》中說：“劉熙載的詞論是在新的文化條件下力圖糾正浙西詞派與常州詞派理論的缺陷與失誤，提出了新的論詞標準——詞品說。”他的代表作名為《藝概》，該書總計分為六個部分，其中之一是《詞曲概》。對於這部書的價值，袁津琥在《藝概注稿》一書的前言中給出了這樣的評價：“對當時社會生活中所存在的七種重要的文藝形式，一一進行了論述，其涉及領域之全面和深刻，在中國古代文藝理論批評史上，不僅是空前的，甚至也是絕後的。可以說，劉熙載是中國古代傳統文藝理論研究的一個集大成者。”這句評語可謂極其高大上。
從劉熙載的個人經歷來看，似乎很難找到一條線索來印證他是出於什麼原因，才致力於文藝理論的總結。劉熙載的父親劉松齡是一位監生，從現有的資料中，未見劉松齡對此有興趣的記載，況且劉熙載10歲時父親就去世了，幾年之後，他又趕上喪母，所以他在16歲時為了生活前往糧行打工。但是因為他太喜歡讀書，所以時常在工作時偷偷地看書，這樣的行為當然令老闆不滿意，於是就將他辭退。
劉熙載撰《藝概》六卷，清同治十二年序刻本
劉熙載回家後，決定做私塾的老師，以此來餬口，同時他也努力地學習。道光二十四年，當時劉熙載32歲，正是這一年他考中了進士。由於他的文章和書法都很出色，於是他成為了翰林院庶吉士，這在封建社會屬於最正統的科舉出身。而更為難得的是，他在咸豐三年又值入上書房，成為了皇帝身邊的工作人員。
如此說來，他的仕途可謂光明。可是不知什麼原因，他卻不願意在朝中為官，而後他就請假離職，前往山東開館授徒，繼續從事教學活動。再後來，胡林翼聽到他的名聲，把他聘到了武昌江漢書院去做主講，後因太平天國戰爭而未能實任此職。
劉熙載撰《藝概》六卷，清同治十二年序刻本，劉熙載序言一
到了同治三年，劉熙載又任國子監司業。當年的秋天，他當上了廣東學政。能夠成為學政，這也是極其榮耀的工作。可是依然不知什麼原因，他在三年任期還未滿時，就請長假返回了故里。從此之後，他就脫離了官場。
從同治六年到光緒六年，這14年的時段，劉熙載主講於上海龍門書院，到光緒七年他返回了故鄉興化，不久就逝世了，所以他晚年最重要的業績，就是在上海龍門書院任山長。在這個階段，他培養出了不少的名人，比如胡適的父親胡鐵花就是畢業於該校。《胡適口述自傳》的第二章為《我的父親·考試和書院教育》，胡適在該文中說了這樣一句話：“該院山長（院長）劉熙載先生是當時揚州有名的經師。”
劉熙載撰《藝概》六卷，清同治十二年序刻本，劉熙載序言二
由這句話可知，當時劉熙載在社會上的名聲主要是一位經學家，既然如此，那他的學術觀屬於經學中的哪一派呢？劉熙載在晚年寫了篇《寤崖子傳》，這是他所作的一篇自傳，劉在此傳中稱：“其為學與教人，以遷善改過為歸，而不斤斤為先儒爭辨門戶。”由這句話可知，他屬於經學中的調和派。
劉熙載對教育有著特殊的偏好。《胡適口述自傳》中有這樣一段描述：“父親對這位了不起的劉山長的教學方式也有所記載。他說所有在書院中受課的學生每人每日都得寫有一份‘日程’和一份‘日記’。前者記載為學的進度；後者是記學者的心得和疑慮。為這種‘日程’和‘日記’的記述，該院都有特別的印好的格式，按規格來加以記錄。……其中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這印刷品的卷端都印有紅字的宋儒朱熹和張載等人的語錄。其中一份張載的語錄便是：‘為學要不疑處有疑，才是進步！’這是個完全中國文明傳統之內的書院精神。”
由這段話可知，劉熙載的經學觀念既不分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同時也不分漢學與宋學，但總體看，他的觀念還是偏重於宋學。而正是在龍門書院任山長期間，劉熙載寫出了這極其有名的《藝概》。
前面提到袁津琥說《藝概》這部書在中國古代文藝理論批評史中，不僅空前，而且絕後。關於“空前”這個斷語，其實是從研究的廣度而言，清末沈曾植在《菌閣瑣談》中說：“止庵而後，論詞精當，莫若融齋。涉覽既多，會心特遠，非情深意超者，固不能契其淵旨。而得宋人詞心處，融齋較止庵真際尤多。”看來，在劉熙載之前，賙濟有過在詞學理論方面的專著，這應當指的是《詞辨》。
沈曾植說，賙濟之後在詞理論研究方面，說得最準確的就是劉熙載。同時他說，劉熙載涉獵的面很寬，從這個角度來說，劉超過了周。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論，《藝概》倒是能夠榮膺“空前”這個稱號，但是否能夠“絕後”，至少到今天，還沒有一個人在詞學理論方面能夠寫出一部比《藝概》更全面更深入的論述。
袁津琥在《藝概注稿》前言中也提到了此後的學者王國維和錢鍾書，但袁認為這兩位大師級的人物：“並在某一文藝領域的研究深度或廣度上有所拓展，對當時的學界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但在他們的著作中，已經更多地體現出了西方文藝理論的影響，屬於‘舊瓶裝新酒’，不像劉氏那麼植根於傳統文化的土壤，原汁原味了。”
劉熙載給張文虎著作題寫的牌記
由這段話可知，“絕後”一詞也同樣能夠成立，而這也正是《藝概》一書的價值所在，故清末學者譚獻在《復堂日記》中寫到：“兩日溫《藝概》，劉先生言一字一珠，不獨四方導師，亦千載導師也。”
《藝概》有著怎樣的學術高度？袁津琥在序言中舉出了一個實例，此例是引用了施蟄存在《詞學名詞釋義》一書中的一大段話。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在中國唐代時，日本有個和尚，法名遍照金剛，他做了一部《文鏡秘府論》，該書中有“論調聲”一章，其中提到了詩作上的“換頭”這種修辭手法，於是施蟄存說：“據此可知‘換頭’這個名詞，起於唐人詩律，大概是相對於‘八病’中的‘平頭’而言的。”
既然搞清了詞意和來源，那麼，這跟劉熙載的《藝概》有什麼關係呢？施蟄存接著說：“遍照金剛這部著作，過去沒有流傳於中國，唐宋人詩話中，亦從來沒有提到過‘換頭’。所以無人知道‘換頭’這個名詞的來歷。清末劉熙載在他的《藝概》中說：‘詞有過變，隱本於詩。《宋書·謝靈運傳論》雲：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蓋言詩當前後變化也。而雙調換頭之消息，即此已寓。’劉熙載沒有見過《文鏡秘府論》，已想到詞的換頭源於詩律。劉氏詞學之深，極可佩服。”
僅由這段話即可證，劉熙載在文藝理論方面確實做了深入的探討，他在沒有讀到前人的相關著述時，竟然不謀而合地發現了同一個問題，所以，施蟄存才認為劉在詞學上的研究深度讓他“極可佩服”。
《藝概》總計分為六卷，而本文只談他的《詞曲概》。如前所言，劉熙載最重要的理論貢獻就是創造了詞品說，這個貢獻為什麼這等重要呢？高方在《讀詞通識》中評價到：“劉熙載之前有鍾嶸《詩品》，《詩品》在序言中闡明相關詩學觀念後，對五言詩作家進行品評，將其分為若干等級。劉熙載雖同樣看重品評，卻沒有如《詩品》一般操作將詞家分為若干品，而是從理論高度闡述品評詞人的一些基本原理，重在品評的標準與過程，以既定原則去鑑賞、評論詞人詞作，把闡述理論和品評作品結合起來，由此形成自己的詞論創見。”據此，高方又給劉熙載戴上了這樣一頂桂冠：“《藝概》是中國近代一部重要的文學批評論著，同時是一部古典美學的經典之作，劉熙載也因此被稱為中國最後一位古典美學家。”
正堂內景
既然講到了詞品，那劉熙載是怎樣的分品呢？其實他也是借鑑古人的觀念，他在《詞曲概》中有這樣一段話：“‘沒些兒媻姍勃窣，也不是崢嶸突兀，管做徹元分人物’，此陳同甫《三部樂》詞也。餘欲借其語以斷詞品。詞以‘元分人物’為最上，‘崢嶸突兀’猶不失為奇傑，‘媻姍勃窣’則淪於側媚矣。”
劉熙載引用了宋陳亮所說的三句話，他說自己就借這三句話把詞分為了三品，其中“元分人物”為最上品。那麼，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詹安泰在《劉熙載論詞品及蘇辛詞》一文中說，元分人物大概就是“天際真人”的意思。殷大雲在《劉熙載〈藝概·詞曲概〉初探》一文中，稱讚詹安泰的這種判斷“無疑是精當之見”。
而劉熙載認為詞品中的中品是“崢嶸突兀”，這句話倒不用做過多的解釋。按照詹安泰的看法，“媻姍勃窣”相當於詞史上所說的婉約派，而“崢嶸突兀”則相當於豪放派。這樣的分法當然首先要弄清“媻姍勃窣”一詞的出處。
該語最早出自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媻姍勃窣，上呼金堤”，顏師古在注《漢書》時稱這個詞“謂行於叢薄之間也”，這句註釋的意思是說，就如同一位女子慢慢地走在叢樹之中。顯然，這個意思比較婉約，而劉熙載把“媻姍勃窣”列為了詞中的最下品，可見他對傳統的觀念是何等的不認可。
按照明代張綖的說法，婉約才是詞的正宗，而豪放則為詞的別格。張綖還說婉約是正體，而蘇東坡、辛棄疾等人的豪放詞則是變體。到了清代，浙西詞派、常州詞派等都把婉約視為正宗，而劉熙載將這個觀念顛倒了過來，並在婉約和豪放之上加了一個“元分人物”，他認為這才是詞的極品。但“元分人物”顯然不是從詞的風格來區分，而是按人品來取捨。
由此可知，劉熙載認為，只有上品的人才能作出上品的詞，故而謝桃坊在《中國詞學史》中評價到：“在詞學史上，劉熙載第一個將作者的品格與創作相聯起來進行文學評價。這顯然是受了古代儒家‘知人論世’方法和鍾嶸詩分三品的影響，但劉熙載的‘詞品’又有其新的理論特色。”劉熙載在《詞曲概》中舉出了盧仝和孟郊的例子：“昌黎自信其行己不敢有愧於道，餘謂其取友亦然。觀其《寄盧仝》雲：‘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薦孟郊》雲：‘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灶。’以盧、孟之詩名，而韓所盛推乃在人品，真千古論詩之極則也哉！”
在這段話裡，劉熙載用到了韓愈對盧仝和孟郊詩作的分別評價，由此，他得出結論是：韓愈論詩，首重人品。而後劉熙載誇讚說：這才是千古以來論詩的最高準則。對於劉熙載的這種誇讚，謝桃坊給予了這樣的評價：“可見這不是在論作品本身，而是通過作品來論人品。劉熙載以為這是文學批評的最高標準了，因此決定作品的價值是依據所表現的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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