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4年，德國藥劑師弗雷德里希•瑟圖納（FriedrichSertürner，1783-1841）從鴉片中分離出一種白色結晶粉末，傳入中國後即稱為“嗎啡”。
很快嗎啡即投入戰場，以其強力鎮痛寧神作用，促進傷員返回前線。
19世紀中葉，美國內戰大量使用塊狀嗎啡，“嗎啡成癮”成了士兵的職業病。
早在16世紀，西班牙探險家們便注意到南美土人通過咀嚼古柯植物的葉子來提神。1855年，德國化學家弗里德里希（G.Friedrich）首次從古柯葉中提取出麻藥成分。1859年，奧地利化學家紐曼（AlbertNeiman）又精製出更高純度的物質，命名為可卡因（Cocaine）。
1874年，英國化學家C·R·賴特最先以嗎啡和乙 酐合成白色晶體。
1897年，德國拜耳公司研發出鎮痛效果更強的二乙酰嗎啡。因為從來沒有人依賴過這種新藥，拜爾就將它稱作“不會上癮的嗎啡代用品”推廣上市。又由於二乙酰嗎啡服用後有強烈的成功喜悅感，拜爾將它的商品名定“英雄”（Heroin），即“海洛因”。
歷時四年的一戰，更是一次大規模的藥物氾濫，從鴉片、嗎啡到可卡因，不僅毀滅了掙扎在生死線上的士兵，還波及被戰爭奪去正常生活的平民，尤以德國為甚。
戰敗的德國一片焦土，又負擔了沉重的戰敗協議，經濟崩潰，民不聊生，毒品越發在國內氾濫起來，甚至成為了經濟支柱。
1929年《國際鴉片公約》前，僅柏林的鴉片年產量就達到200多噸，5年內全國生產的嗎啡和可卡因佔世界產量的40%左右，是世界第一販毒大國，連家庭主婦都時常走上街頭，買一隻可卡因排遣壓力。
二戰期間，隨著1943年盟軍轉守為攻，原本煙酒不沾的希特勒在重壓下陷入嚴重的焦慮症，他的私人醫生逐漸給他使用了各種精神振奮藥物，包括巴比妥、睪丸素、海洛因，直至新藥“柏飛丁”。
“柏飛丁”（Pervitin）是甲基苯丙胺在柏林的註冊名，這種新藥於1893年由日本化學家長井長義合成自麻黃鹼，並於1919年由緒方章完成了結晶化。
今天的通用名是“冰毒”。它有極強的振奮和止痛功效，二戰期間的同盟國和軸心國雙方都發給前線士兵使用。
1940年，德國泰姆勒藥廠的工人們為國防軍趕製3500萬片柏飛丁（冰毒）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曾大量生產甲基苯丙胺片劑和注射液，作為軍需品供軍隊使用，以提高士兵連續作戰的能力。
橫掃歐洲的德軍以意志狂熱、不知疲倦著稱，被納粹當做日耳曼“超人”來宣傳。但很少被提及的是，納粹軍隊是一支嗑藥大軍，二戰期間消耗的冰毒數以億份計。
冰毒與它的主要區別是少了一個親水的羥基，更容易穿透血腦屏障，因此成為精神振奮藥。
冰毒也深受前線將士歡迎，使用者活力倍增、精神振奮，不知飢餓疲倦，充滿了行動的意願，效果遠較嗎啡和海洛因為佳。
然而冰毒對於人體有嚴重危險，亢奮之後是持續的萎靡、幻覺、噁心，甚至心力衰竭。
當時越戰中身處叢林的美國大兵
越戰後期，泥足深陷的美國政府開始將苯丙胺藥丸發放給在越南執行偵察和伏擊任務的部隊。雖然在名義上規定，戰鬥前的48小時內只能服用20毫克安非他命（類冰毒），但這項標準很少被遵守，發毒品就像發糖果。
從1966年至1969年，美軍共使用了2.25億片精神振奮藥物，包括安非他命的各種衍生品，比二戰時期增長了1倍有餘。最終，20%的越戰軍人如二戰德軍一樣染上了毒癮。
士兵在身心極度疲憊的情況下作戰，毒品成為戰爭中所缺乏的一切事物的替代品。
埃爾頓·曼祖恩曾是一名偵察兵，他說：“我們得到安非他命很方便，正宗的政府渠道供應。”
他記得，同僚曾饒有興趣地向他解釋：“這種藥可以讓你變得勇敢，任何景象和聲音都會被它大大強化，你將感到精力充沛，有時候真覺得自己是刀槍不入的。”
曾在越南服役的韋伯描述道：“你在叢林裡待上一個月，就不再是海軍陸戰隊員了，你甚至不是個人了，你是動物，忘記自己身上味道多難聞……”吸食毒品是種“撫慰”。
越南戰爭是美國第一場真正的‘藥物戰爭’
“總統先生，在越南，我們沒有毒品問題，是已形成毒品形勢——問題是我們可以糾正和解決的，而形勢是我們竭盡所能只可緩解和改善的。”
越南戰爭期間，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助手、麻醉藥物和危險藥物管理局聯絡員艾吉爾·克羅格從戰場回來後，是這樣報告的。
這令美國國內萬分焦慮：一旦戰爭結束，數以十萬計的癮君子就會招搖上路，會帶來極大的社會隱患。
事實確實如此，到1972年，毒品案件幾乎使美軍在越軍事司法系統癱瘓。
正如一位被告士兵的律師所說，軍事法庭上的毒品犯罪就如同美國本土民事法庭上的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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