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
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常使民无知无欲。
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春秋时有个典故，说是齐大夫晏子出使楚国，楚王让人当着晏子的面绑了一个齐国的盗贼来，说是齐人善为盗，以此来羞辱晏子。然而晏子却用一句名言，反羞辱了楚王。这句名言就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意思是说，同样的品种，生长在淮南就是甘甜可口的橘，而生长在淮北就是又苦又酸的枳。那么大家觉得，橘长成枳，到底是品种的问题呢，还是种植者的问题呢？
有人认为是品种的问题：倘若品种卓越，那么不论是苦寒之地，还是风霜交加，都仍然能长得甜美可口。就像贤人颜回一般：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试想一下，如果人人都能拥有像颜回一般高洁的品质，那天下又何愁得不到治理呢？如果人人都能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安分而守己，拥有高度的自律性、自觉性，那天下又怎么会乱呢？
所以天下乱了，责怪的是作乱之民；人民苦了，责怪的是贪官污吏；违法作恶了，责怪的是人性的丑陋；崇洋媚外了，责怪的是气节的欠缺；自杀殒命了，责怪的是心性不够坚强；被人欺辱了，责怪的是自身不够强大。好像一切的遭遇，都只关乎你自身的品种，而与环境无关，与他人无关。
但老子却并不这么看，他从来也不会去责怪百姓，不会谩骂百姓无知、难治理，他也不会对百姓有什么高要求，他的要求，都是针对智者、上位者的。种子就是这品性，包括人性也一样，千百年不变的。种不好，是你的责任，和种子有什么关系？
古人把治理人民的人，称为“牧”，治民就像放牧羊群一样。倘若羊都能自发出去吃食，再自发的回圈，那还要什么牧羊人？倘若半路羊丢了，羊跑了，羊乱了，你能说自己没责任，都怪羊乱跑吗？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天下兴亡，匹夫无责。因为说到底，百姓不过像羊群一般，是统治者的私有财产而已。统治者自己经营不当而破产，这和他的财产本身有什么关系？
善于经营的人，哪怕只有一毛钱，也能发挥出它的最大价值而不会被抛弃。所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善于治国的人，哪怕是再难以治理的所谓“刁民”，也仍然能够得到治理。
因此在老子的治国体系中，即使百姓都是无知的，都是像你我一样的平凡人，也能过得如同鱼儿般自在。因为他是把环境打造成了水，让每个人都能如鱼得水，这才是真正的治国。
而在“道德培养”的体系中，则是要求每个人都有很高的道德品性，有高度的自律自觉性，才能进而达到天下大治的场景。这其实只是理想化的“治人”而已，就像幻想每个人都能“超脱分别之心而得大自在”一样，并非治国之道。
所以在《道德经》中，老子对普通人并没有什么苛刻的要求。老子并不要求普通人在国家尚贤的情况下仍然不争；在难得之货放在眼前的时候，仍然不动贪念而不偷不抢；在莫大的诱惑摆在面前的时候，仍然不为所动，内心不乱。
老子要求的只是国君，统治者，你们不要人为去崇尚贤者，在人群中分高下排座次，这样百姓之间才不会起纷争；你们不要去追逐难得之货，赋予它们高贵的价值，这样百姓才不会去偷去抢；你们不要让容易挑逗起百姓欲望的东西大行其道，这样百姓内心才不会迷乱。
老子从来都不提倡考验人心人性，他并不认为所谓的“经不起考验”是人自身的过错，他认为只是合理的自然现象。要想治理好国家，那就要从根本上把容易诱发人性黑暗面，把容易导致祸乱的根源给去掉了。
这，才是圣人之治，因为他打造出来的社会大环境，让人不生厌恶之情，不起争斗之心，不发狂乱之性。让人内心自然而然的虚下来，不会产生强烈的不满足之心和向外追求的志向；让人生活富足，而身体强健。却从来也不会去挑拨和放大人民的欲望，进而而启发他们产生诡诈狡谲的智慧。
如果那些推崇使用智巧来治理国家的人，都能知道这个道理而不敢妄自违背，顺应这个道理而不去胡乱作为，那么天下就不会有治理不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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