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第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
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常使民無知無慾。
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春秋時有個典故，說是齊大夫晏子出使楚國，楚王讓人當著晏子的面綁了一個齊國的盜賊來，說是齊人善為盜，以此來羞辱晏子。然而晏子卻用一句名言，反羞辱了楚王。這句名言就是：“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
意思是說，同樣的品種，生長在淮南就是甘甜可口的橘，而生長在淮北就是又苦又酸的枳。那麼大家覺得，橘長成枳，到底是品種的問題呢，還是種植者的問題呢？
有人認為是品種的問題：倘若品種卓越，那麼不論是苦寒之地，還是風霜交加，都仍然能長得甜美可口。就像賢人顏回一般：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試想一下，如果人人都能擁有像顏回一般高潔的品質，那天下又何愁得不到治理呢？如果人人都能做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安分而守己，擁有高度的自律性、自覺性，那天下又怎麼會亂呢？
所以天下亂了，責怪的是作亂之民；人民苦了，責怪的是貪官汙吏；違法作惡了，責怪的是人性的醜陋；崇洋媚外了，責怪的是氣節的欠缺；自殺殞命了，責怪的是心性不夠堅強；被人欺辱了，責怪的是自身不夠強大。好像一切的遭遇，都只關乎你自身的品種，而與環境無關，與他人無關。
但老子卻並不這麼看，他從來也不會去責怪百姓，不會謾罵百姓無知、難治理，他也不會對百姓有什麼高要求，他的要求，都是針對智者、上位者的。種子就是這品性，包括人性也一樣，千百年不變的。種不好，是你的責任，和種子有什麼關係？
古人把治理人民的人，稱為“牧”，治民就像放牧羊群一樣。倘若羊都能自發出去吃食，再自發的迴圈，那還要什麼牧羊人？倘若半路羊丟了，羊跑了，羊亂了，你能說自己沒責任，都怪羊亂跑嗎？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天下興亡，匹夫無責。因為說到底，百姓不過像羊群一般，是統治者的私有財產而已。統治者自己經營不當而破產，這和他的財產本身有什麼關係？
善於經營的人，哪怕只有一毛錢，也能發揮出它的最大價值而不會被拋棄。所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善於治國的人，哪怕是再難以治理的所謂“刁民”，也仍然能夠得到治理。
因此在老子的治國體系中，即使百姓都是無知的，都是像你我一樣的平凡人，也能過得如同魚兒般自在。因為他是把環境打造成了水，讓每個人都能如魚得水，這才是真正的治國。
而在“道德培養”的體系中，則是要求每個人都有很高的道德品性，有高度的自律自覺性，才能進而達到天下大治的場景。這其實只是理想化的“治人”而已，就像幻想每個人都能“超脫分別之心而得大自在”一樣，並非治國之道。
所以在《道德經》中，老子對普通人並沒有什麼苛刻的要求。老子並不要求普通人在國家尚賢的情況下仍然不爭；在難得之貨放在眼前的時候，仍然不動貪念而不偷不搶；在莫大的誘惑擺在面前的時候，仍然不為所動，內心不亂。
老子要求的只是國君，統治者，你們不要人為去崇尚賢者，在人群中分高下排座次，這樣百姓之間才不會起紛爭；你們不要去追逐難得之貨，賦予它們高貴的價值，這樣百姓才不會去偷去搶；你們不要讓容易挑逗起百姓慾望的東西大行其道，這樣百姓內心才不會迷亂。
老子從來都不提倡考驗人心人性，他並不認為所謂的“經不起考驗”是人自身的過錯，他認為只是合理的自然現象。要想治理好國家，那就要從根本上把容易誘發人性黑暗面，把容易導致禍亂的根源給去掉了。
這，才是聖人之治，因為他打造出來的社會大環境，讓人不生厭惡之情，不起爭鬥之心，不發狂亂之性。讓人內心自然而然的虛下來，不會產生強烈的不滿足之心和向外追求的志向；讓人生活富足，而身體強健。卻從來也不會去挑撥和放大人民的慾望，進而而啟發他們產生詭詐狡譎的智慧。
如果那些推崇使用智巧來治理國家的人，都能知道這個道理而不敢妄自違背，順應這個道理而不去胡亂作為，那麼天下就不會有治理不好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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