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我的學習和研究道路，必須從我的母親開始。
我是湖南省長沙市人。父親是郵局的高級職員，英語很好。他在我十二歲的時候便死去了。父親死後，家境頓陷困境。做著小學教師的母親，慘淡經營，備嘗艱苦，勉強送我兄弟二人上學。當時有人說，等兒子長大，你就可以享福了。母親回答：“只問耕耘，不求收獲。”至今此話似猶在耳，卻不幸竟成了讖語。每念及“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總不免泫然涕下。記得當年春節，親戚家中大魚大肉，熱鬧非常；而我們母子三人，冷冷清清，清湯淡飯，相依為命，並且為了幾個臭錢受了多少氣!
李澤厚
魯迅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初中時所以酷愛魯迅和冰心，大概也與自己的家境和母愛有關。魯迅叫我清醒地、冷靜地認識世界；冰心以純真的愛和童心的美給我充滿創傷的幼小心靈以慰藉與溫暖；而母親講“只問耕耘”的話語和她艱苦奮鬥的榜樣，則給我以不求功名富貴，不怕環境困苦，一定要排除萬難去追求真理的決心。有人認為，要歷史地、具體地分析一個人在學術上、文藝上的某些個性特徵，應該注意到他的少年時代。我最近講，搞美學最好具備兩個方面的條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比較敏銳的感受能力。我終於放棄了中學時代成績一直很好的數理化，而搞上了美學，不知是否也應追溯到自己那個孤獨的、清醒的和感傷的少年時代。
的確，在十四、五歲的少年時代，我就帶著憂傷和感慨，寫過新詩和小說，模仿過艾青和艾蕪，也填過“憑欄欲向東風惱，莫笑年華早”、“無言獨自倚危樓，千里沉云何處放離憂”之類的詞。一半可能是無病呻吟，一半也具有真實性。例如，我愛上了一位表姐，卻長期不能真正表白，她倔強、冰冷而美麗……。總之，大概是情感方面的因素，使我沒能去鑽那畢竟更為枯燥、單純、嚴格的自然科學。至今好些人為我惋惜，包括一些老同學、老朋友，我自己搞不清是否應該惋惜，也許應該。
我研究哲學社會科學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並且可能是主要原因，就是時代。1945年秋，我初中畢業後，考上了當時湖南最著名的省立一中，卻因沒錢入學，只好進了吃飯也有公費補助的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也是名學校，但當時學校充滿一種復古氛圍，死氣沉沉。在安化藍田上了一個學期之後，搬到了長沙嶽麓山左家壟山上。校前有兩株日本人留下的櫻花，暮春時節，開得極為熱烈；而極目遠望，湘江如白帶，似與樓齊，非常好看。當時進步學生運動開始風起雲湧，時局也日趨動盪，學校卻保守到連《大公報》之類小罵大幫忙的報刊都不讓看。
李澤厚夫婦與錢學森
我只好每星期天過河，在城裡的各家書店站上一整天，餓著肚皮貪婪地翻閱著各種雜誌、報紙和書籍，其中的主要讀物就是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新書。正是在這種大量閱讀和比較中，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所以，我的一些馬列基本知識，是在書店裡站著讀、在課堂上偷著讀得來的，有好些是“禁書”，是冒著一定的危險來讀的。也許正因為這樣，它們比被動灌輸的東西印象要深得多。主要的是，在這種閱讀中，自己逐漸培養和增強了判斷是非和獨立思考的能力。應該說，這對我後來的研究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我不喜歡人云亦云的東西，不喜歡空洞、繁瑣的東西，比較注意書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發現，比較注意科學上的爭議、論辯……這恐怕都應追溯到自己那個窮困、認真而廣泛閱讀的青年時期。
1948年夏，我在一師畢業後，經歷了失學、失業，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才當上鄉村小學的教師，1950年，以第一志願考上北京大學哲學系。在大學時期，我生活上仍然非常窮困。當時吃飯不要錢，有時還發衣服，每月有三元生活補助費。記得我那時只能買零星的活頁紙，硬皮筆記本從沒用過，甚至有時連牙膏也不買，用鹽刷牙，把那幾元錢積存下來，寄給正在上中學、父母雙亡的堂妹。可能是因為歡樂總與我無緣．加上又得了肺結核，一些活動不能參加的，我便把更多的時間放在讀書和寫文章上了。
我獨自住在樓頂上的一間“閣樓”裡讀書。1958年出版的《康有為譚嗣同思想》一書，基本上是在當時寫成的初稿。特別是當時很少有人整理資料，我利用藏書極為豐富的北大圖書館，翻閱、抄錄了許多原始資料。直到1979年出版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一書中的某些材料，仍是利用了當年所作的卡片。有的年輕人看我現在寫起文章來很快，以為這是“天分”，其實我是做過許多“笨”功夫的。
我的經歷相當簡單，但生活波折仍然不少。儘管已發表不少文章，但環境壓力頗大，非議很多(“白專”之類)，身體上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很大，這也許是我比較抑鬱和孤獨的性格一直延續下來的重要原因。但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學會了使思想盡量不受外來影響。我堅守自己的信念，沉默而頑強地走自己認為應該走的路。如我在另一次談話中講的，“這幾十年來，我受到的挫折也是很多的，但是要自己掌握人生的價值，樹立自己內在的人格價值觀念。譭譽無動於中，榮辱在所不計。”自己知道自己存在的意義就是了。我的《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一書，是在相當惡劣的條件下開始動手的。當時在幹校，只准讀《毛澤東選集》，連看馬列也受批評，要讀其它書就更困難了。我在行裝中，只偷偷地經過選擇，帶一本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不太厚，卻很“經看”。……1972年從幹校回來後，在家裡我便利用幹校時的筆記正式寫了起來。那時，我雖然深信江青等人必垮，卻沒想到會這麼快，所以寫的時候，是沒想到會很快出版的。但是隻要一念及“只問耕耘”的話，我就繼續幹下去，決不把時間浪費在當時在知識分子中也蔚然成風的做沙發做木器上。1976年發生地震，住在“地震棚”裡，條件很差，但我卻感覺很充實，因為寫作已接近尾聲了。在“地震棚”裡，我完成了《批判哲學的批判》一書。
李澤厚
當然，我在《批判哲學的批判》和《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好些思想遠沒有充分展開，許多地方只是點到一下、暗示一下而已。那兩本書是在江青等人剛垮臺和垮臺不久交出去的，當時“凡是”氣氛仍濃，不能多說，只好那樣。現在趁此機會說明一下。因為好幾位同志曾問我:為什麼好些重要論點都一筆帶過，語焉不詳?
不過，“語焉不詳”的也不只是那兩本書。我的美學文章，這種現象也很突出，但那是另一種情況，另一種原因。我的好些文章都寫得相當“粗”(如《美的歷程》、《美學三題議》)，因為我喜歡先畫出一個粗線條的輪廓，先有個大致的框架，以後有時間和機會再去“工筆重彩”，細細描畫。“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我有過先搞“小”的經驗，愈鑽愈細，不能自拔，繼續下去，很可能我這一輩子就只能研究一個人、一本書、一個間題了，這與我的興趣、個性頗不合適，所以非常苦惱。治學之法有多途，各人宜擇性之所近。一些細緻的、愛好精密分析、仔細考證的同志可以做的，我做卻不一定適宜(儘管我也愛看這類文章)。當然，“見木不見林”和“見林不見木”都不好，最好兩者都見，但畢竟可以有所偏重。分析與綜合、推理與直覺、微觀與宏觀、細與粗等，也如是。科學事業需要大家分工合作來搞，不是一個人所能包得下來的，所以不妨各就性之所近，發揮所長。這個看法，不知對否。
據說有人曾說我“雜”，又是中國思想史，又是外國哲學，又是美學……，我欣然接受。因為我從來不想做一生治一經的“專家”，據史載，這種專家就四個字可以寫上數萬言，這當然很可以自炫，但我無此本領。我倒是覺得，今天固然不可能再出現一個如亞里士多德那樣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科學分工愈來愈細。但另方面也要看到，今天我們正處在邊緣科學方興未艾、各科知識日益溝通溶合的新歷史時期，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亦然。如今(至少是目前)好些中、青年同志在知識方面的主要問題恐怕也不在於雜、多、亂，倒在狹、少、貧。而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哲學社會科學名家卻幾乎無一不是知識極為廣博，能多方面著書立說的。取法乎上，僅得乎中，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我以為，一方面確乎應該提倡狹而深的專題研究，但另方面也不應排斥有更高更大的目標，特別是對搞理論的人來說，更加如此。我自恨太不“雜”，例如，對現代自然科學知識太少，沒有發言權，否則我想自己的研究工作將另是一番天地。
《美的歷程》
最後，回過頭來說，我對中外哲學史和美學的研究，其目的仍在為以後的哲學研究作些準備工作。因此，已出的四本書，似乎題目很散，但也有有心的讀者看出它們指向了一個共同的方向。至於這個方向究竟是什麼，我想，還是用我講過的一句話“先把東西搞出來再說吧，開空頭支票可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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