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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15日，英军第11装甲师解放了位于德国西北部的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当英军步入集中营大门，无不被里面惨状所震撼。该师皇家骑炮兵第11团荣誉炮兵连的炮兵前出观察员帕特里克·德拉福斯（Patrick Delaforce）这样描述他第一眼看到的场景：
“四下弥漫着刺鼻的烟雾，甚至遮蔽了头顶的太阳；周围的松树遮盖住视线，阴森森的能见度相当有限；到处是死亡、腐烂、邪恶的味道……冷杉树丛间好像有很多垃圾，偶尔有灰色的破布在抽搐和移动。直到最后一刻我才分辨出——那里是无数的躯体，包括奄奄一息的和了无生气的、衣不附体的和一丝不挂的，有时可以发现还有生命蠕动的迹象，但更多的是死亡的沉默。”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是二战德国集中营中相当特殊的一个存在，它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用犹太人交换在国外被关押的德国平民，因此初期待遇比其他带有毒气室的“灭绝营”要好些。随着1944年底战事的发展，很多集中营的囚犯被疏散至此，使这里的羁押人数急剧膨胀，加上党卫军看守们对环境恶化的放纵，数万囚犯因居住、医疗环境的极度恶化在短短4个月内横死其中。
■ 上图是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里遇难者的尸体，因为营房有限，很多人都是在野地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
源自战俘营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5年，德国国防军在贝尔根镇的贝尔森村旁修建一座大型军事基地——贝尔根军事训练区，这是当时德国最大的军事训练场，用于装甲车辆的训练。1937年，军营完工并开始投入使用。
■ 上图是20世纪30年代的德军贝尔根训练场。图中的是训练场大门。
在修筑军事基地期间，施工人员的生活区位于法林波斯特（Fallingbostel）和贝尔根附近的营地里，这里被称为贝尔根-贝尔森陆军工程营。基地完工后，施工人员陆续撤离，营地由此荒废。时过不久，1939年9月，随着德军闪击波兰，这座营地被再次启用，充作战俘营。经过战争期间的多次扩充，这里成为了德军最大的战俘营区。
最初，这座营地被命名为XI-B战俘营，第一批战俘就是波兰人，第二年，在西欧战场上被虐得体无完肤的法国和比利时军人也来这里“安家落户”。至1940年底，在XI-B战俘营里登记的战俘共有4万余人，不过，仅有2500人被安置于其中，其余大多数战俘都被发配到这一地区的各种劳改营进行“劳动改造”。
■ 上图是二战时期的XI-B战俘营。
1941年6月，战俘营区进行了扩建，准备一旦苏德战争爆发，便用来安置苏军战俘，新建的战俘营被命名为XI-C战俘营。此外，德国人在附近还修建了另外两座类似的战俘营——XI-D和X-D，都准备用来安置苏军战俘。
1941年7月，第一批2万名在“巴巴罗萨”行动中被俘的苏军官兵抵达，安置在XI-C战俘营和距离XI-B战俘营东北约1公里外的XI-D战俘营，新战俘营异常简陋，仅是一片用围墙封闭的开阔地带，因为缺少营房，苏军战俘最初只能住在地沟里。
■ 上图是1941年，被关押在XI-C战俘营中的苏军战俘。
■ 上图是XI-D战俘营中的苏军战俘。
1941年底，党卫军把苏军战俘中的高级军官、共产党员、犹太人甄别出来，并将他们送往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诺因加默（Neuengamme）的集中营。至1941年11月底，仅XI-D战俘营中便关押了1.1万名苏军战俘。也就是在这个月，几个战俘营里爆发了斑疹伤寒疫情，并一直持续到1942年2月，先后有1.8万名苏军战俘因此死亡。至1942年3月，先后有4.1万名苏军战俘在3个战俘营中因为疾病、饥饿等各种原因丧命。1942年7月，XI-D战俘营被撤销，并入XI-B战俘营。
至于XI-B战俘营，1943年，随着马仔意大利的倒戈，这里也开始收容曾经的盟友战俘。1943年底，大量意大利战俘被发配至XI-B战俘营。在“条顿骑士”的心目中，这帮“反骨仔”简直罪无可赦，因此意大利战俘的待遇非常差，在战俘营的死亡人数仅次于苏军战俘。至1944年中期，XI-B战俘营中共有注册战俘93380人，其中苏联人25277人，其他国家的79928人。当战争结束，XI-B战俘营中先后有5万名战俘殒命。
■ 上图是1945年4月16日在XI-B战俘营中，欢呼解放的战俘们。
■ 上图是1945年4月，XI-B战俘营中重获自由的战俘，他们已经被折磨得瘦骨嶙峋。
特殊的集中营
1943年4月，党卫军接管XI-C战俘营部分营区后，将其纳入党卫军的集中营系统，最高指挥官是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相当于上尉军衔）阿道夫·哈斯（Adolf Haas）。需要指出当时，这个集中营在二战德国的集中营中是一个相当独特的存在。它的最初定位是“平民拘留营”，而非其他集中营那种带有毒气室的“灭绝营”。但根据日内瓦公约，“平民拘留营”这类设施必须开放给国际委员会检查，为了摆脱这一条款的束缚，1943年6月，它被重新定位为“滞留营”，也可以称为“交换营”，羁押于此的犹太人的主要作用，便是为了交换被囚禁于其他国家的德国平民，或用于换取德国急需的硬通货。也就是说，他们是有价值的人质，而非被“种族清洗”的对象。后来，党卫军为便于管理而按不同国籍将被羁押者分为几个不同群体，如关押匈牙利犹太人的“匈牙利营”、关押波兰犹太人的“特别营”、关押中立国家公民的“中立营”、关押荷兰犹太人的“卫星营”等等。
■ 上图是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平面图。
■ 上图是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里的“匈牙利营”，建于1944年7月，关押了1684名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
■ 上图是关押波兰犹太人的“特别营”，该营成立于1943年6月，共羁押了2400余人，其中大多数后来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杀害。
■ 上图是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里的“中立营”，建于1944年7月。这里关押了350名来自中立国的犹太人，其中155人来自西班牙，105人来自土耳其，35人来自阿根廷，19人来自葡萄牙。因为是中立国公民，这个营的条件比其他几个营都要好，囚犯不用工作，且享受着更好的营养和卫生条件。
■ 上图是阿道夫·哈斯，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第一任监狱长。
从1943年夏至1944年12月，至少有14600名犹太人、包括2750名儿童或未成年人被押送至此。一般来说，由于其潜在的可交换价值，这些犹太人的待遇与其他集中营的相比要好些。但即便有价值，也逃不过劳改的命运，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分配到“皮鞋突击队”工作，回收从德国和欧洲占领区收集而来的各种皮鞋上的可用皮料。需要指出的是，战争期间，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中能够被交换的犹太人并不多，仅有2560位犹太人被获释并允许离开德国。
1944年3月，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中组建了一个“疗养营”，因为很多从其他集中营转押到此的犹太人因为身体太过孱弱，他们以为被送到贝尔森是进行疗养医治的，结果是才出虎穴又入狼窝，很多人在这里因为疾病、饥饿、缺医少药而死在这里。
1944年8月，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中又建立了一个新机构——“妇女营”。第一批女囚犯来自1944年8月华沙起义失败后被俘的波兰妇女，其他女囚犯则是来自匈牙利或波兰的女犹太人。至1944年11月，该营收押了大约9000名女性，那些有工作能力的仅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中呆了短短的一段时间后便被送往其他集中营或劳工营干苦力了。另外是，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周边还曾存在过3个关押女囚“卫星”集中营，这3个集中营都属于区域军备工程，大约有2000名女囚犯在那里工作。
■ 上图是刚被押送到“妇女营”的女囚。
1944年12月，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约瑟夫·克莱默（Josef Kramer）从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Birkenau）调至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取代阿道夫·哈斯成为集中营最高指挥官。随着这个后来被称为“贝尔根的畜生”的魔鬼的到来集中营迎来了最为黑暗和恐怖的岁月，“交换营”也名存实亡。
■ 上图是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第二任监狱长约瑟夫-克莱默。在他统治集中营的5个月里，集中营死亡了数万人。
冤魂无数
据统计，在1943-1945年间，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先后关押过12万名囚犯，但由于党卫军销毁了大量资料，至少有5.5万人的姓名无法考究。在该集中营里，囚犯的待遇因为部门不同而各有差异，至少在集中营建立的最初阶段，作为“交换营”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囚犯的待遇是好于其他集中营的。但是好景不长，1943年10月，党卫军从集中营的“特别营”中甄别出持拉美国家护照的1800名波兰犹太人并将他们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原因是这些国家拒绝承认他们的护照有效，也就是说这些犹太人失去了“交换价值”。由此，党卫军便将这批犹太人送进了奥斯维辛的毒气室。1944年2月和5月，又有350名来自“特别营”的犹太人被送往奥斯维辛。在“交流营”时期，被羁押的14600名囚犯共有3550人被杀害，其中2150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1400人死于当地。
在“疗养营”的男性羁押区，囚犯因为缺乏护理、营养不良、各种疾病及看守的虐待，先后有数千人遇难；而在1944年夏天，至少有200名囚犯死在党卫军的苯酚注射之下。
因为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没有设毒气室，并未发生其他集中营那种大规模的屠杀事件，但因为各种原因死亡的人数同样骇人听闻。据统计，战争时期及战后一段时间里，死于该集中营的人数超过5万人，包括各国的犹太人，以及来自捷克、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公民，还有反纳粹基督徒、同性恋者、吉普赛人等。
1944年12月以后，随着大量囚犯的涌入，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死亡人数如高涨的A股，节节攀升。1943年至1944年底，死亡人数约为3100人；1945年1-4月间，死亡人数达到3.5万人；1945年4月15日集中营解放后至1945年6月，又陆续有1.4万人死亡。
■ 上图是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中尸积如山的惨状，尸体均是骨瘦如柴。
解 放
1945年，当英军和加拿大军往贝尔森方向推进时，德军以防止斑疹伤寒扩散为理由与盟军谈判，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周边划定休战和隔离区。4月11日，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同意以和平方式向盟军移交集中营。次日，德军代表与英军接触并被送往英军第8军司令部进行洽谈。4月13日凌晨1点左右，双方签署协议，确定集中营周边48平方公里为中立区，大多数党卫军看守允许离开，只留下包括包括约瑟夫·克莱默在内的少数看守维持营内秩序，等地英军接收。4月15日下午，英军第11装甲师一部抵达，从党卫军手中接过集中营，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正式宣告解放。在向盟军移交战俘营之前，党卫军销毁了集中营里的行政档案，企图根除他们犯罪的书面证据。
■ 上图是1945年4月12日，英德两军完成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周边设立领战区和移交集中营的相关协议的手续。其中最左侧那名英军军官是第11装甲师皇家炮兵第63反坦克团的泰勒中校（Taylor），他的部队是第一支进入集中营的英军部队。另外，最先抵达该集中营的则是英军特种空勤团的2名突击队员——约翰·兰德尔中尉（John Randall）及其驾驶员，他们是在前出侦察时无意发现该集中营的。
■ 上图是英军第11装甲师开往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路上遇到的一块“危险！斑疹伤寒”的警示牌。当时集中营里，斑疹伤寒、痢疾、肺结核等传染病大肆流行。
“在方圆1英亩的地面上，躺满了已死或濒死的人，你根本看不出哪个还似人形……活人的头枕在死人身上，周围是如行尸走肉般走动的躯体，孱弱、骨瘦嶙峋、眼神麻木，脸上没有任何生命的色彩……出生在这的小生命，根本无法存活下来……一位母亲疯狂地向英军哨兵尖叫、哭喊，喂她的孩子喝奶，蛆虫爬满了孩子的小手，然后丢下孩子跑了。哨兵走过去打开孩子的包被，发现孩子已经死了好几天了……在贝尔森的这一天是我毕生中经历的最可怕的日子。”
■ 上图是在刚解放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里，和尸体躺在一块的奄奄一息的活人。
最初，英军缺乏足够的人力看管集中营，只得留用已投降的党卫军和匈牙利人继续看管，并逮捕了约瑟夫·克莱默。然而，党卫军和匈牙利人射杀了一些饿得两眼发红而从仓库抢粮食的犯人。为避免这种惨剧再次上演，英国人彻底接管集中营，并开始为集中营提供紧急医疗护理、御寒衣物和粮食。
■ 上图是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里，重获自由的集中营幸存者。
■ 上图是1945年4月17日，获得自由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一些幸存的妇女和儿童。
■ 上图是1945年4月，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一群女幸存者从集中营厨房里收集面包等食物。
■ 上图是1945年4月，身穿防化服的英军医护人员将一名身患重病的幸存者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营房内疏散出来。由于这里没有配备掩埋尸体的设备，而且集中营里面的看守也不想花费力气去挖坑埋死人，同时囚犯们也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身体孱弱，只能任由死者躺在原处腐烂生蛆，死人和活人共处一室。
集中营解放后，很快发生了复仇事件。1945年4月初，有1.5万名囚犯从德国中部的多拉集中营（Mittelbau-Dora）转移至此，这些囚犯的身体状况比其他大多数囚犯好些。解放当天，这批囚犯中的一些人马上对曾在多拉集中营中虐待过他们的“考波什”（kapos，即集中营中因表现良好而担任监督员的犯人）展开报复，当天便有170个“考波什”被打死。
由于集中营里有上万具尸体未曾掩埋，英军强迫党卫军看守们协助将这些尸体集体掩埋。同时，因为集中营内斑疹伤寒疫情流行，英军投入履带式小型装甲车和“丘吉尔鳄鱼”（Churchill Crocodile）喷火坦克，用火焰喷射器将集中营地面整个焚烧一遍，将传播疾病的跳蚤、老鼠等化作灰烬。
■ 上图是1945年4月17日，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幸存者将死者抬出去掩埋。
■ 上图是1945年4月17日，在英军的监视下，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看守在处理集中营内的死难者遗体。
■ 上图是1945年4月19日，被逮捕的集中营党卫军女看守。中间的是“妇女营”的二号人物厄玛·格蕾泽（Irma Grese），她于战后被盟军判处绞刑。
■ 上图是1945年4月19日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内，一名英军士兵开着推土机将集中营的尸体推入万人坑掩埋。
■ 上图是1945年4月23日，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3号万人坑的惨状。图中站在尸体中间的是集中营医生弗里兹·克莱因（Fritz Klein），他于战后被盟军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 上图是1945年5月，英军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这个“人间地狱”付之一炬。
接下来的日子里，幸存的囚犯被盟军转移至附近的一个德军装甲兵军营中安顿，这个安置点被称为“贝尔根-贝尔森难民营”。在4周的时间里，大约有2.9万名幸存者被转移至此。在第2集团军医务部副部长格林·休斯准将（Glyn Hughes）和高级医务专家詹姆斯·约翰斯顿（James Johnston）的率领下，英军为幸存者们提供了大量食物和医疗服务。尽管英国人尽了最大努力，由于病情严重和身体过于虚弱等原因，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陆续有13994人死亡。为此，英国专门派遣了2个专家团队来解决幸存者们的医疗和饮食问题。
战后审判
据统计，战争期间，包括45名女性在内，至少有480人曾在该集中营担任看守等各类职务。战争结束后，1945年9月17日至11月17日期间，英国在吕讷堡（Lüneburg）设立军事法庭，对45名曾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工作的人员进行了专门审判，这批人包括约瑟夫·克莱默、厄玛·格蕾泽、弗里兹·克莱因等人，共16名男性党卫军人员、16名女性党卫军人员和12名“考波什”（其中1人因为患病而不被追究罪行）。许多人被连续指控在贝尔根-贝尔森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犯下的罪行，但不追究他们在其他集中营的罪行。因为这次审判以英国军事法为基础，所以这些指控仅限于战争犯罪。
■ 上图是1945年4月17日，约瑟夫·克莱默在集中营内被英军逮捕。
■ 上图是1945年8月，在监狱里等待被审判的约瑟夫·克莱默和厄玛·格蕾泽。
■ 上图是在审判席上的弗里兹·克莱因。他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过，并在那里将众多犹太人送入毒气室。
根据最后审判，约瑟夫·克莱默、厄玛·格蕾泽、里兹·克莱因等12人被判处绞刑，并于12月13日在哈梅林（Hamelin）执行。18人被判处1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剩余14人被无罪开释。不过，被判监禁的大多数人因为上述或恳求宽大处理而减少了刑期。至1955年，最后一名被监禁者出狱。
■ 上图是如今矗立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遗址的犹太人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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