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荊公
分析之前，先說一下，應該是清代早期為何興盛考據學。
一個最宏觀的原因，大家也都注意到了，那就是“文字獄”等政治因素。滿洲建立清朝後，試圖華夏化，重用漢族士大夫，但對此抱有很強的警惕性，希望保持自身“騎射”特徵，不被漢族文化所同化。
文字獄的發生，有偶然也有學術與政治密不可分等方面。在反清復明思潮尚未完全消彌之時，採取高壓措施遏制漢族士人在思想上的火花與不滿，併兼有暴力流血事件，構成了文字獄的主要模式。在這種政治恐怖之下，漢族士大夫開始皓首窮經，進行與現實基本無關的復古考據，解釋經典。
實際上除此之外，今文經學—古文經學、漢學—宋學之爭貫穿了宋代之後的學術史。在晚明大變局中，興盛的經世致用之學由於明清鼎革，逐步被考據取代之後，義理微言大義與尊重古典，杜絕牽強附會之間，往往聚訟不決。
今文經學以公羊學為出口，衍生出關於中國幾千年變化的大路徑，公羊三世說、運命說相伴而生。而乾嘉考據學派，則看重訓詁、音韻、輿地等古典學術，一度達到了極為精緻的狀況。學術派別之爭也促使不少人進入考據學領域，但並不是沒有反對考據的聲音。
嘉慶末年，今文經學開始佔據主導。之後劉逢祿、魏源、龔自珍等人，皆在今文經學與公羊學框架下，闡釋古代學術，引申當世意義。道光年間，經世學派興起，逐步把漢宋合流，兼採今古，同時與西學互相結合，形成很有氣勢的經世之學。到了晚清，又演變為“新學”，成為清代學術史演變的大致軌跡。
可以說，興盛考據學，既有政治原因，也有學術內在理路的原因；考據派瓦解，有現實原因，也有學術走入死衚衕的方面。最好放在長時段分析，線索裡界定，這樣才會更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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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先生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曾經提出過一個很有趣的話題：清代的考據學與歐洲文藝復興有相似之處，都是復古，並說考據學的精髓與歐洲科學的精神是一致的。這與人們通常的認識可能有比較大的差距。其實不難理解，歐洲科學的邏輯基礎是歸納法，清代考據學的基礎也是歸納法，兩者之間共同的就是通過充分的證據對問題加以證明，只是不同的是，西方科學精神用在了外部世界，人們不斷拓展視野，發現宇宙萬物的規律，造就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極盛的現代社會。清代考據學的科學精神則用於古代的經典解釋，而且設定了許多限制性的前提，只能在相當有限的範圍內施展考證的精神。說來也是比較悲劇。
不過，梁啟超先生並不悲觀，他認為這其實是在中國科學尚未昌明發達之前整個民族極好的理性基礎，為未來中國人接受科學技術做好了思維上的準備。想想一百多年前，中國在西方船堅炮利的工業文明的衝擊下，從一個驕傲自豪的泱泱大國一變而淪為積貧積弱的東亞病夫，整個民族都陷入到一種自卑甚至覺得中國人天然不如西洋人的狀況，而梁先生在研究過中國學術史尤其是清代學術史後，卻發出了振聾發聵的自信聲音：中國人富有學術的本能，中國學者為學問而學問的學術人格非常可貴，經過清代考據學兩百年的薰陶，“學子之頭腦，漸趨於冷靜縝密。此種性質，實為科學成立之根本要素。”（《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6頁）
從梁先生此書寫成到現在，已經將近一百年，回過頭再來看他的判斷，無疑是非常精準的。
清代為什麼興盛考據學，這樣的問題的梁先生也有明確的回答：一、對明代心學空疏的反動；二、社會安定，容易形成好學風氣；三、異族入主中原，漢人精英恥於臣服，只好躲進古代經典中尋求安身立命的精神之所；四、舊學派權威垮臺，導致自由研究的精神的興盛。後來，學者們對於清代考據學的興盛原因還有比較多的討論，比如文字獄的恐懼，江南經濟的繁榮，印刷業的發達，朝廷喜歡籠絡文人鑽入故紙堆，官員幕府的存在，等等，都可謂言之成理。
但我始終認為，梁先生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但他的《清代學術概論》《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些著作，其中最為關注的點是民族理性精神在不同時代的進展，或者這麼說，理性精神（包括科學精神），自有其演進的路徑，到了一定階段，對於古代學術全面整理所帶來的科學精神的養成，是水到渠成的。雖然仍然有侷限，但在從晚明開始持續與西方科學的對話過程中，國人的理性精神其實是一直在成長過程之中，即使今天，也依然在成長之中。
必須說明的是，在錢穆先生的同名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雖然理性精神未曾提出，但對思想自有其進路這一點的闡發，更加詳實。
考貳拉
因為文字獄！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興文字獄，幾十萬人被殺死，導致文人士子都不敢創造研究新東西，誰知道自己弄出來的東西會不會犯了皇帝的忌諱？隨便一句“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都能引來殺身之禍，所以他們只能“移其心力，畢注於經學，畢注於名物訓詁之考訂”（孟森《明清史講義》）。我研究古人的東西，古人寫的跟我沒關係，你總不能再殺我了吧？
清朝文人雅士，最喜歡乾的事就是鑽進故紙堆裡，對古人的文章校勘、註疏，若是能發現一段新野史、一個四書五經的新觀點，則立刻欣喜若狂，恨不得昭告天下自己的新發現。在這種風氣下，考據學在清朝發展至頂峰，甚至出現了“乾嘉考據學”這樣的稱號，類似於“康乾盛世”，意思就是乾隆、嘉慶朝就是考據學的盛世。
清朝的考據學家們，先是研究儒家典籍，恨不得把書中每一個字都揉開了掰碎了，不研究出幾個意義來就不算完，即所謂的：“每識一字，當貫群經，本六書，然後為定。”
之後，到了道光、咸豐時期，西方列強依靠先進科技打敗清朝，這時候他們又一派天朝上國的姿勢，拼命考證“西學中源”，從古人的書裡到處找證據，來證明西方的科技都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如西方數學好，就說“算法之理，皆出於《易經》，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國算法，彼稱為“阿爾朱巴爾”，“阿爾朱巴爾”者，傳自東方之謂也。”
考據學在人文科學上是有一定意義的，但過度考據，甚至是全民考據，就有些說不過去了。這樣的結果就是，中國在清朝時被西方列強強逼著簽了多少條約，打了多少敗仗，死了多少百姓，在泥沼裡苦苦掙扎了一百年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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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考據學興盛的原因具有多方面的原因。文字獄可以算是一個政治上的原因。儘管很多現當代學者試圖從學術內在理路上去說明，考據學的興起是基於學術演變的需要，而非單純收到政治壓力所致，但是我們仍然不能無視文字獄的影響。
當然我在這裡想強調一下科舉制度這個重要因素。我們知道，清代考據學者中，科場上的成功者並不多。雖然有錢大昕、王鳴盛、阮元、孫星衍等進士出身，官運不差的例子，但是絕大多數只是舉人，比如戴震、段玉裁、劉臺拱、焦循等等，同時也有相當部分的人連舉人都不是，比如朱文藻、顧千里、臧庸，都只是秀才。這樣一些沒有功名在身的學者，他們賴以謀生的方式，就是依靠自己的學識，去投靠那些號稱親賢愛士的大佬們，充當他們的馬甲為他們編書校書。比如朱文藻之於阮元，顧千里之於張敦仁、秦恩復，無不如此。正是因為科舉制度的存在，造就了大量科場失意者，他們沒有機會在官場上嶄露頭角，只能把主要精力投入在讀書做學問上，而恰恰又可以通過學問來養活自己。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產業鏈條，我們可以看到，乾嘉時代一些重要的學術著作，如《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經籍籑詁》、《皇清經解》等等都是通過這種方式誕生出來的。
清代考據學在中國學術史中看似光芒萬丈，其實有光的部分就有影。在畢沅、阮元這些巨大光源的背後，都有眾多處在陰影之中的學者，他們中間很多人沒有機會顯露出自己的名字，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光源處，而往往忽視了影的存在。所以要討論清代學術，不可忽視科舉制作為制度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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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這樣一個“為什麼”的問題，角度是可以多種多樣的。
我們也可以反問一句，清代學者除了考據之外，他們是否有別的學術出路？中國學術最昌明興盛的兩個時期，是春秋戰國與晚清民初。前者伴隨著郡縣制的統一王朝而戛然而止，後者在風起雲湧的革命浪潮中最終定於一尊，二者皆肇因於尋找出路、解決問題，終結於解決了問題、走出了路。從結果看去，前者埋葬了封建制度，後者終結了帝制傳統，都相當於開天闢地，創新紀元了。這樣的歷史成就，細節性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根本原因必然要歸結於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甚至是帝制傳統內部，儒學發展的幾個階段，代表人物董仲舒、韓愈和李翱、程朱、陸王等，各有各的時代特徵，也都是為了應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而激發出的新見解，董仲舒面臨的是帝制初創、郡縣和王國犬牙交錯的局面，韓愈面臨的是佛老盛行和藩鎮割據、中央財稅兵役無法落實的苦惱，程朱面臨的是經濟力量無法轉變為國家力量的困窘，王陽明則面臨的是陰陽二面、希世浮偽的官僚集團政治對實際經濟事務的漠不關心，故而他們才應激而發。
於是，我們想要回答清代考據學盛行的原因，可以從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著手。很顯然，農業經濟力量是明清王朝的根本支柱，這已經是延續三千年之久的支柱產業了，到了明清時代，實在沒有什麼新的力量可以挖掘了，重要的是追求平衡和穩定的文官集團政治也不希望發展新的力量，以免打破統治的平衡和穩定，同時也避免手忙腳亂無法應對，文官集團自身可以一如既往地懶政下去，悠哉悠哉的吟風弄月、過士大夫們舒適的生活。清朝取代明朝也不過是對這種農業經濟力量進行了重新整合而已，清初圈地掃蕩了舊貴族而創造了新貴族，攤丁入畝政策則把張居正想做卻沒做成的事完成了，新貴族的本質跟舊貴族沒啥區別，充其量等於是“榮華富貴”的所有權從一茬人手裡換到了另一茬人手裡罷了，榮華富貴的製造源泉始終是農業。如此一來，沒有什麼新的力量出現，也就沒有什麼新的問題被提出來，所有的根本性問題都已經被程朱陸王們解決掉了，剩下的只能是整理國故、深研考據了，也沒有人會突發奇想去尋找另一條出路。當時，政治穩定，國家一統，幾近於國泰民安太平無事，客觀上也有物質財富基礎來支撐這些人悠哉悠哉地考據深研。直到1840年英國人的堅船利炮震耳欲聾的響起，他們才震驚地看到農業經濟力量之外的工商經濟力量的威力，才開始意識到把經濟力量有效地昇華為國家力量的重要性，又匆匆忙忙的開始了另尋出路。
松拉圖的理想
大多史學家將此歸因於清代文字獄屢興。試問一句，明代也有文字獄，為何不興盛考據學呢？因此文字獄只能是考據學興盛的一個助力，但不能說是直接原因。
清代考據學家們對傳統文化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而且一般歷史考據學家多高壽，趙翼享年八十七歲，王鳴盛七十五歲高齡，錢大昕七十六歲。大概是因為處在一個“盛世情調，學人世紀”裡，忘卻世俗進行考據，能保持心情愉悅吧！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