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之是明朝儒学大师，军事家、散文家、民族英雄，曾经亲自率官兵在海上击败倭寇，是一位抗倭英雄。明朝嘉靖年间的抗倭斗争，成就了许多之前仕途不如意的人，这其中最闪耀的莫过于戚继光和俞大猷，他们两人堪称抗倭双壁，并称为"俞龙戚虎"。除了这两人，还有一位抗倭英雄，如今很多人都不知道，但他却是当时对倭作战中战绩极为突出的一个。
第一，唐顺之出山是为了重登仕途，继续自己的仕宦之路。
李开先在《荆川唐都御史传》中云："第言行止非人所能，听其自至而已。两次复书，总是愧护。……其意必以为年且长矣，不际此一出，后恐无时。"可见李开先认为唐顺之之所以不顾时议出山，是因担心如拒绝赵文华的援引，恐怕日后没有机会再次步入仕途。
第二，唐顺之受严嵩的胁迫，不得不出山。
《唐顺之与明代抗倭斗争》一文认为"严嵩的威逼，使唐顺之感到极大的压力。顺之经过一番犹豫推托，最终于嘉靖三十七年再度出山，赴京述职"。
第三，唐顺之出山之举是受"亢奋"情绪的导引，是对自我压抑的一种反抗。
《关于唐顺之晚岁之出》一文认为："自虐式的修炼与无视'公论'的一'出'之间，无疑有某种联系；后者被作为了对压抑(包括自我压抑)的不自觉的反抗，也未可知。出山后短暂的军旅生活中表现出的亢奋(病态的激情)也可为佐证。"
严嵩的威逼应对唐顺之的出山选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能成为决定唐顺之出山的关键因由。如果是被迫出山，那么出山后的唐顺之定然会表现出颓丧和压抑的情绪。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唐顺之在出山之后，特别是在抗倭战场上的整体情绪是昂扬积极的。
"我们并不否认促使一个人做出重要人生选择的动因是多方面的，但对于一位"行峻志刚"的士人而言，他人生道路的选择往往并不由情势利害所决定，而主要是出之于自身人格及相应人生价值观的导引，这正是士人有别于其他群体的特殊精神所在。
当我们追寻历史上一些优秀士人独特人生选择原因时，往往会发现这些选择背后隐伏着强大的人格支撑，尽管他们的行为也许在世人眼中有些不合时宜。如文天祥"死忠"的人生选择背后是对"正气"人格的坚守，于谦"粉身碎骨"的人生选择源于他对"清白"人格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