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1940年代相聲圈有“五檔相聲”是行業翹楚，侯寶林大師也曾有所提及。
眾所周知，這五檔相聲包括張壽臣、常寶堃、侯寶林、戴少甫以及馬三立。
不過，按照時間推算，馬三立大師“入選”不但時間晚，而且怹在天津揚名的時間並不長。
初露頭角
馬三立大師1940年從濟南迴到大水後的天津，憑藉跑碼頭闖出來的名聲，終於從撂地兒登上了舞臺。
經一位曲藝界朋友介紹，要我到舊城廂北門外的寶和軒茶社去演“倒二”。“攢底”的是林紅玉的京韻大鼓。這是一個比較大的曲藝班社，藝員有包銀（工資），茶社賠賺，我們不管，一搭一擋每月共九十元，還允許出去趕場，條件滿可以了。
於是，一九四零年農曆正月初一，馬三立大師和耿寶林上演於寶和軒。
耿寶林
這下子，馬三爺如魚得水，到寶和軒正式登場演出，從初一到初三，說的都是拿手的段子：《開粥廠》、《西江月》、《文章會》、《賣五器》、《吃元宵》、《反八扇》等等，聽眾反映非常熱烈。
成功反串
但這時，天津大混混袁文會也盯上了“初露頭角”的馬三立。
不過不是因為馬三立的相聲吸引人，袁文會手中當時有常寶堃、趙佩茹坐鎮，袁看上的是馬三爺的反串戲。
當時，馬三立經人介紹，到東北角大觀樓戲院和南市口中華戲院趕場。在中華戲院演出的是評戲班，挑大軸的是新鳳霞，每天馬三爺在她的大軸前面加上一段相聲。
按當時的規矩，我的錢不由戲院負擔，而由挑大軸的演員發付。新鳳霞母女很講義氣，她們瞧著我的兒女多，家累重，日子過得苦，所以總多給我一點錢，江湖義氣，講究“窮幫窮”。我每天總格外賣力氣，拿自己認為最好的段子，壓住場，讓新鳳霞好上大軸。
恰好有那麼一天，馬三立大師說完相聲，坐在後臺歇氣，大軸《孔雀東南飛》就要上了，新鳳霞的劉蘭芝已經扮好了裝，劉蘭芝的丈夫焦仲卿也上場了，可是演劉蘭芝媽焦氏的演員誤場，沒有來，前臺、後臺管事的都急了，打簾子的已經喊過“碼後”（暗語，拖延時間的意思）了。
新鳳霞
新鳳霞一看馬三爺愣在一旁，登時有了主意。
她招呼我說：“三立過來，扮個彩旦吧！”我說：“什麼彩旦？”“惡婆婆焦氏唄！”“我可是‘棒槌’呀”新鳳霞說：“沒關係，我給你‘攢鍋’。現說現教，救場如救火！”我一邊聽新鳳霞給我說戲，一邊開臉兒，擦粉、畫眉，醜扮起來，箱官給我穿上彩旦的襖褲，惡婆娘焦氏就登場了。有的觀眾一眼就看出這個醜婆子是馬三立，我還沒張口，臺下觀眾就哈哈地笑開了。雖然，我臺詞還沒有記準，可也不緊張，反串戲唄，就是撇湯露餡，大家也能原諒。這一場戲我總算給應付下來了。
這是馬三立大師第一次反串。
惹上混混
誰知道袁文會讓手下王十二來“約”演出。
王十二到東興市場找我，“約”我到慶雲參加反串戲，常寶堃的父親常連安也勸我去，情不可卻，我答應幫一個月的忙。沒料想“一入侯門深似海，”進了聯義讓再想出來就“身不由己”了。
從此之後，馬三立大師就成了袁文會劇團的專職反串演員，估計有機會說相聲也肯定排在張壽臣常寶堃的後面，而且還被袁文會“借來借去”。
馬三立大師在1980年代反串。
一九四二年林紅玉組班到濟南演出，把我“借出”三個月，“使用”完了，送回劇團；又如一九四三年白雲鵬到南京演出，大流氓高登第又向袁文會“借”我，訂了三個月的合同，期滿我又被送回天津。我就象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似的，可以聽憑他們隨意借來借去。
這種反串的日子持續了5年，直到1945年8月15日，馬三立大師才擺脫這些地痞流氓的糾纏。
“八一五”抗日戰爭勝利，日寇無條伴投降，古城北京沸騰了。我們這個受漢*、惡霸壓迫至深的曲藝劇團，也開了鍋似地歡騰起來。我挺挺胸脯，清清嗓子，走到王十二跟前，我說：“經勵科！我退出兄弟曲藝劇團了。”失去了*山的王十二毫無辦法，我心裡說不出的痛快。
真正揚名
離開兄弟曲藝劇因，馬三立大師也無處可去，只能先回南市、鳥市撂地賣藝的場地上重操舊業。
同行撂地的弟兄們也很歡迎馬三爺，他參加了劉奎珍、楊少奎一夥，首先在鳥市演出，生意很好，收入比在劇團的包銀還多。
馬三爺自謙在技藝上也相應地有了一點提高。實際上，這時，戲園、劇場來邀請，廣播電臺都來約馬三立。
可是，我撂地的搭伴劉奎珍不肯離開鳥市，不得已只好從北京（當時稱北平）約來侯一塵搭伴，演出於南市燕樂、勸業場、小梨園，同時又接受一家商業電臺的約請，說相聲兼播廣告，每天趕場，忙個不停。天津的聽眾對我更熟悉了，眼看著馬三立的名字越說越大，入了“流”。
有前輩回憶，1947年，馬三立大師偕侯一塵在南市東興街群英戲院獻藝，這是馬脫離“兄弟劇團”後首期登上劇場舞臺演出。當時他的“文哏”代表作《誇住宅》、《西江月》、《暗八扇》、《吃元宵》等，已得到廣大愛好者的認同。此時，又將《打白朗》改編為《打日本》，在以評論各種藝術形式和同場演員為主的《西江月》(“人臣”轍)深受歡迎的同時，又推出了以慶祝抗日戰爭勝利為主的“一七”轍《西江月》，諷刺了日偽罪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重視與賞識。
這應該是馬三立大師進入“五檔相聲”的時期了。
天津南市三不管
1948年，馬三立、張慶森合作後，不斷推出不同於“大路兒”的節目與幽默含蓄的藝術處理。
有前輩先後在永安街新化池樓上的“新聲戲院”和榮吉街“燕樂”(1950年後曾名“紅旗”)聽過他們合演的《新百家姓》、《新春聯》、《開粥廠》、《賣五器》、《大相面》、《黃鶴樓》等節目，深感馬氏相聲文化蘊涵深，藝術處理新，使聽眾琢磨起來可樂。如《起名字的藝術》(《飯館論》更名)就富於知識性與趣味性，不論是評論商店或藝人的名字，正講令人信服，歪批引人發笑後深思。
由於戴少甫早逝，侯寶林1945年返京，馬氏相聲就此再次享譽津門。就是在1947到1948年這一年多的時間裡，馬三立名副其實地與前輩張壽臣、晚輩常寶堃、侯寶林並列，比起相聲天才戴少甫，名聲也不在其下。
被迫北漂
可惜的是，這個時候天津物價飛漲，相聲藝人的生存環境空前惡劣，馬三爺的搭檔侯一塵也希望回北京發展，所以馬三爺1948年第二次北漂，直到1950年春節才“衣錦”回家。
我是一九四八年到北京的，不久解放軍圍城，日落以後全城戒嚴，鳳凰廳茶社停業，商業電臺也停止廣播了。我在北京沒有家，可是戲曲界的朋友都照顧我，一點沒有讓我為難，趙燕俠同志的愛人張釗非常熱情懇切地讓我到他們家裡去，管我住，供我吃，給我很好的待承。
……
一九五零年春節，我回天津過年，家裡桌椅板凳都有了，年飯、年菜準備得很豐富。這且不說，我的妻子從來沒有穿過皮鞋，如今穿上新皮鞋，咯蹬咯蹬又添了一份熱鬧。我家從來不貼春聯，我自父親死後，差不多每年都是。“無柴無米過新年，何有興味貼春聯？”而這一年可大不一樣了，我買來紅紙，寫好了，貼在屋裡。我說不清心頭的激動，半輩子的窮愁困苦、艱難、屈辱，真是不堪回首！
由此可見，馬三立大師雖然技藝非凡，但一直顛沛流離，真正揚名與1940年代末期，在五檔相聲中叨陪末座有時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