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天津兄弟曲藝劇團”的牌子掛在北京大柵欄大觀樓戲院門口，第一場打炮戲的是反串時裝戲《前臺與後臺》。這出戏以藝人受官勢欺壓、斃死冤獄為主要情節，比一般玩笑戲格調高一些，而在戲中串戲《蕭何月下追韓信》，陳亞南的蕭何，學“南麒”（麒麟童周信芳）堪稱惟妙惟肖；常寶堃的韓信，武生扮相，英俊瀟灑，唱做唸白都很認真。演出後果然收到“名滿九城”的效果。連演二十多場，場場客滿。
梨園界的朋友、京戲界大名鼎鼎的老闆們，如：李萬春、李少春、侯喜瑞、袁世海、裘盛戎、馬富祿、張君秋、艾世菊等，都對我們這種曲藝劇感興趣。他們每次來看戲，準要我在劇前上一段相聲。
侯喜瑞先生帶頭到後臺，向大家道辛苦，跟大家一一握手。大京班的大老闆們很和氣，並不對我們拿架子，他們多次把我約到前門外一位老闆家裡吃夜宵，自家廚師精製的麵點，熱情的款待，使我很感動。我請不起他們，只能說段笑話助興。他們對曲藝反串戲不輕易予以評價，但很關心曲藝，囑咐我們不要丟了本工的節目。
“八一五”抗日戰爭勝利，日寇無條件投降，古城北京沸騰了。我們這個受漢奸、惡霸壓迫至深的曲藝劇團，也開了鍋似地歡騰起來。
”兄弟曲藝劇團‘’的反串戲及彩扮相聲劇，一直演到解放後的一九五零年，最後的一齣戲是《槍斃袁文會》。這出戏是對壓迫藝人的惡魔的控訴，也是對舊社會的控訴，對袁文會其人其事，其罪孽，大家都非常熟悉，而且又都深受其害，所以演得很成功。趙佩茹的袁文會，如實塑造了一個萬人唾棄的惡霸形象。
我一九四八年又到北京，不久解放軍圍城，日落以後全城戒嚴，鳳凰廳茶社停業，商業電臺也停止廣播了。我在北京沒有家，可是戲曲界的朋友都照顧我，一點沒有讓我為難，趙燕俠的愛人張釗非常熱情懇切地讓我到他們家裡去，管我住，供我吃，給我很好的待承。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這天，北平解放了，古城鞭炮齊鳴，鑼鼓喧天。我是個好靜不好動的人，被空前的喜悅鼓動了，情不自禁地走上大街，走進了歡慶解放的遊行隊伍之中，而且破天荒地第一次扭了秧歌。
解放軍入城的當晚就取消了宵禁，平津鐵路正常通車了，朋友們從天津來到北京，帶來了妻兒的口信，他們平安無恙。我沒有急於返回天津。雖然戲院劇場還沒有開鑼，而電臺廣播恢復了，我仍到東城華聲電臺，廣播單口、笑話。上場前後聽安民告示和有關共產黨政策的講活，我聽得很仔細，這是我最初的政治學習。
我的搭伴侯一塵到啟明茶社加入常連安他們一夥演出去了，正好東北的相聲演員張慶森來到北京，他是相聲界經驗很豐富的老藝人，便由他給我“捧活”。我們拿出來一些老段子，因為新鮮，聽眾反映不錯。我們情緒也格外飽滿，解放了嘛，有多大力氣，就得使多大力氣。
這一時期，我們的演出效果很好，聽眾給電臺寫信，點我們的節目。京戲界的名演員譚富英和他的父親譚小培很欣賞我的相聲，馬連良、張君秋、葉盛章、周和桐等人也成了我的知音。他談京戲的表演、表現手法，談京戲的流派，對我啟發很大。心情舒暢，相聲也說得順當，良師益友也增多。
日子也過得特別快，冬去春來，夏天又來臨了，東單遊藝社開幕，我和張慶森應邀參加演出，孫書筠的京韻大鼓大軸，我和張慶森的相聲“倒二”。許多聽眾長時間收聽我廣播相聲，沒有看過我的明場演出，傳說我的相貌比我說的笑話更可樂，因此離東單很遠的西城、北城、天橋、鼓樓一帶的相聲愛好者，也趕到東單遊藝社看我的演出。
還有的觀眾聽說我住在遊藝社的後臺，以為我還沒有成家，要想為我介紹對象，我誠實地向他們說明我的家庭情況，在這個問題上是不能“盛情難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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