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取報告請登錄未來智庫www.vzkoo.com。
前言：股神背後——戰爭與病毒“鑄就”的Tailwind
在美股史無前例地連續熔斷後，巴菲特割肉賣出航空股、銀行股的消息不脛而走，內在緣由不得而知，不少投資者感慨市場中沒有神的存在。事實上，巴菲特也是這麼認為的，在他每年致投資者的信中，曾多次將他的成功歸結為“American Tailwind”，而非“股神”。換句話說，巴菲特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統計學中的倖存者偏差問題。應該說，巴菲特確實是足夠幸運的，他出生在 1929 年的大蕭條之後，由於年齡的問題幸運地躲過了大蕭條對投資者的摧殘。成年之時恰好趕上了二戰結束，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正式確立，之後是持續了將近八十年的“American Tailwind”（“美國順風”），因此他曾經明確的表示：“It is beyond arrogance for American businesses or individuals to boast that they have “done it alone.” The tidy rows of simple white crosses at Normandy should shame those who make such claims。”
從經濟史的角度看，巴菲特將諾曼底登陸暗示為“美國順風”的開始也許 並不妥當。誠然，美國主導的聯合國成為二戰後美國霸權的標誌性制度安排， 不過，聯合國事實上在一戰後就已經初具雛形，只不過一戰後的稱謂是“國聯”， 那時的五大國是美英法意日，而非二戰後的中美蘇英法。應該說，如果沒有 德國挑起二戰，國際社會沿襲的有可能還是時任美國總統的威爾遜在一戰後 的國際制度安排，而德國之所以會走向報復性極強的二戰，又和在巴黎和會 上被威爾遜的“出賣”高度相關。在 1919 年 3 月的巴黎和會上，威爾遜起初因為不同意法國為首的協約國對於德國的嚴厲懲罰而一度被時任法國總 理的克列孟梭譏諷為“保德派”，但詭異的是，一向強硬的威爾遜突然在隨 後的 4 月份突然放棄了他之前恪守的原則，對於克列孟梭想要的所有重要的東西，都妥協了。德國因此受到了嚴重的羞辱性懲罰，加重了德國民眾的痛苦，最終促使了希特勒的崛起，也為二戰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除了威爾遜迫切地希望通過犧牲德國來換取協約國對國聯方案支持外， 威爾遜的精神崩潰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誘因。
時任英國首相的勞萊·喬治曾評論說威爾遜的神經和精神在會議中期崩潰了。至於崩潰的肇因，時任威爾遜私人醫生的格雷森的表述是：流感。這看起來似乎是一個蝴蝶效應的案例， 其實不然。記錄表明“在肇始於美國的 1918 年大流感中，美國因流感死掉的人遠遠超過一戰中陣亡的人，全世界有 4000 萬至 1 億人因流感喪生”。因此，流感對於那個年代而言，並不是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蝴蝶振翅，而是籠罩整個世界的死亡陰影，在全世界造成了難以想象的恐慌、混亂與災難。當前，新冠肺炎正在全球肆虐，我們和市場溝通下來後，發現大家對新冠病毒高傳染性和高致死率出現了嚴重擔憂，這些擔憂主要包括：擔心病毒會長期存在；擔心病毒誘發國際摩擦風險上升；擔心印度、非洲、南美等地區遭受嚴重人口損失；擔心隔離造成經濟遲遲無法復甦等等。這些擔心混合下來，就構成了新冠病毒對於股市的壓制邏輯。應該說，投資者對於新冠肺炎的一些擔憂是合理的，比如，4 月 14 日，IMF 公佈了新冠疫情爆發後的首份世界經濟展望，除了中國、印度之外，其他主要經濟體都將經歷不同程度的嚴重衰退，全球整體的衰退幅度將會達到-3%，即便在大衰退期間，全球的經濟增速仍然有 0.1%。因此，IMF 稱：經濟活動以百年難遇的規模和速度崩潰，可能會出現‘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經濟衰退。
但是，因為其他擔憂進而對股市持有過度悲觀的看法似乎並無必要。正如 IMF 所指出的，我們面臨的是情況是“百年難遇”的。人的生命週期的短暫決定了我們在面臨過去一百年未曾見過的病毒衝擊時，難免不知道該如何形成預期。但好在最近兩三百年我們有大量的文獻可供研究。起源於美國的1918 年大流感，對美國乃至全世界造成的嚴重人口損失與社會絕望情緒， 遠高於新冠病毒，在大流感衝擊下的股市，可以作為我們思考當前股市走勢的一條底線參照。如果美國股市在 1918 年大流感的衝擊下，尚且沒有值得過度悲觀的表現，那麼我們對於市場頗有些悲觀的預期似乎值得反思。
1、美國大流感 1918：起於墨菲定律，合於均值迴歸
1.1 、起：病毒、墨菲定律與國際衝突風險提升
關於這場新冠疫情對於市場的衝擊，一大擔憂來自於新冠病毒來源汙名化可能會誘發國際衝突風險上升。從 1918 年的美國大流感來看，這種擔憂不無道理，但不值得過度擔憂。
病毒作為一種遠比人類古老的生物，其結構異常簡單，自己沒有細胞， 只有蛋白質外殼和內部的遺傳物質，這決定了它一旦離開其他生物的細胞就無法生存。從生物學本質上來看，病毒並不一定都是致命的，或者對人類而言病毒並不一定都是有害的。例如，噬菌體病毒是人類解決超級細菌問題的可能方向之一；在長期的進化過程中，人的基因序列也已經嵌入了一些病毒的基因片段，這些片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人類的進化。因此，由新冠病毒引發的談“毒”色變，似乎並無必要。
對於人類而言，真正的風險並不在於某一種生物是病毒，而是在於病毒一直在變異。以禽流感為例，由於人類和鳥類具有不同的唾液酸受體，因此結合鳥類唾液酸受體的病毒通常不會感染人類細胞。但是，根據“基因漂變” 假說，基因自然漂變可能是進化的基礎，拉長時間來看包括人類在內所有生物的基因都在發生變異。作為一種生命結構異常簡單的生物，病毒本身就容易變異，基於 RNA 的病毒比起DNA 病毒而言，更容易變異。除此之外，如果多種病毒寄居在同一個宿主內，不同病毒之間的基因也可能因發生隨機重組而變異。
1997 年，一種被稱為“H5N1”的禽流感病毒發生了某種遺傳變異，使得它越過了物種屏障，在香港感染了 18 人，並導致了 6 人死亡。當年的遺傳漂變雖然使得病毒獲得了跨越物種屏障的能力，但並沒有“變”出使得人與人之間互相傳染的基因，因此 H5N1 並未對人類社會造成嚴重的傷害。不過， 遺憾的是，生物學和醫學並非完全是經典力學那種有確定因果關係的科學， 更多是類似於自然科學中的量子物理和經濟學等社會科學那樣，也是一種基於概率統計的學科。因此，“遺傳漂變”理論也是一種基於概率的假說，這意味著極端漂變可能概率較低，但也存在一定的概率。
與此同時，墨菲定律作為一種統計規律，意味著概率再小的事件，只要持續的時間足夠長，幾乎必然發生。1997 年，H5N1 通過遺傳漂變獲得了跨越物種屏障感染人的能力，但幸運的是，它並沒有出現能夠有效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基因漂變。但在 1918 年，人類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某種原本寄居在豬身上的病毒，因為自身的基因漂變或者和其它寄居在豬身上的病毒之間進行了基因重組再或者兼而有之，突然突破了物種屏障感染了人類，這次的基因變異如此的罕見，以至於它不但突破了物種屏障，而且具備了高效的人際傳播能力，以及高致死率。
由於病毒的出現和演化具有非常強的隨機性，因此，可以幾乎確定地說， 病毒流行和陰謀論無關，人類即便有能力“製造”出一種病毒，也沒有能力控制它後續的演化；如果有人蓄意製造攻擊性病毒武器，無異於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的盒子，他自己也將暴露在病毒的威脅下。但也正因為這個高度的隨機性，也導致了短期內想準確地溯源非常困難，這為有意無意的汙名化和別有用心的製造仇恨留下了巨大空間。
對於 1918 年的大流感，最廣為人知的叫法是“西班牙大流感”，這個叫法持續了一百多年，以至於讓很多後世的人誤以為病毒起源於西班牙。事實上， 病毒最初的源頭不在西班牙，只不過一戰期間西班牙是中立國，在沒有戰爭干擾的情況下，當一種惡性傳染病快速流行時，舉國上下能夠及時地關注到， 西班牙的媒體等社會各界也進行了比較充分的報道，以至於讓其他國家“誤” 以為病毒來自於西班牙，於是“西班牙流感”的叫法不脛而走，而且持續叫了一百多年。即便現在搞清楚了病毒並非起源至西班牙，但習慣依舊讓很多現代人繼續沿襲“西班牙流感”的叫法。
除了這種無意的“汙名化”之外，人類在追蹤病毒時還會犯諸多也許無心也許帶著有色眼鏡的錯誤。例如，在美國大流感期間，眾多科學家和組織機構曾經試圖溯源，其中由美國醫學會贊助的調查被認為是最突出的，具體是由當時的《傳染病雜誌》主編喬丹領銜的。面對美國 1918 年的流感大爆發， 喬丹並沒有先把目光聚焦美國國內，而是首先懷疑中國。最終，是基於曾經在美國洛克菲勒研究所培訓過的中國科學家的實驗鑑定，喬丹才把中國的嫌疑排除掉。
如果說“西班牙流感”的叫法和喬丹對中國的懷疑，還可以被稱為本無惡意的“過錯”的話，病毒起源的隨機性也為別有用心的製造仇恨提供了良好土壤，如果故意製造仇恨的是官員，這種影響更惡劣。在美國大流感期間，德國是美國的頭號敵對國家，當時負責密西西比州東北部的美國公共衛生部官員帕森斯，讓當地報紙這樣報道：“德國佬要殘殺無辜的平民……他們通過病原體散佈疾病和死亡，並已經這麼做了……更準確地說，傳染病就是他們在法國、英國和美國的戰場後方使用的武器。”而時任美國公共衛生部部長的布盧竟然對這種陰謀論不置可否 。
1.2 、承：戰爭、戰爭、戰爭
因此，當致命的病毒再次在全世界流行時，市場擔憂國際衝突風險上升， 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①1918 年的美、德本就處於戰爭狀態，有沒有流感大爆發，美、德依舊會交惡；②衝突風險上升未必就意味著一定會發生衝突。如《孫子兵法》所講：“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戰爭不是兒戲，尤其是在擁有核武器時代，沒有這麼容易因為一些謠言和誤會就發生戰爭。更重要的是，“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做好應對沖突的準備是遏制衝突風險演變為衝突的最有力保障。
如前所述，二戰帶有很強的復仇意味，無論是德國和美國在一戰期間的直接對壘，還是巴黎和會上威爾遜對德國的“出賣”，德國似乎都有足夠的動機去報復美國。但從二戰的戰爭進程上看，希特勒初期一直在主動避免與美國直接交戰，甚至對二戰初期有些美國人在英德作戰中被“傷及無辜”，德國法西斯的宣傳機器一直強調那是英國人的陰謀，英國人想借此拉美國參加對德作戰。
之所以德國法西斯要避免把國際衝突風險變成現實的國際衝突， 是因為忌憚於美國強大的戰爭潛力. 在如何應對國際衝突方面，一戰期間的美國也給出了教科書式的解決方式。事實上，在一戰初期，英美並非當前那麼親密的盟友關係，甚至可以說他們之間的衝突風險較大。因為美國在一戰爆發初期的立場是兩邊賣東西發戰爭財，但是英國作為海上霸主，卻利用自己的海上霸權對德國實行禁運， 禁止中立國和同盟國做生意，這樣就激化了英美矛盾。對此，在 1916 年 12月 26 日，美國就向英國發出了正式的抗議照會，但英國憑藉強大的制海權， 繼續我行我素，美國無論如何抗議也並不能奈何英國。此後，英國的封鎖行動升級，以防止禁運品流入同盟國為由搜查了美國郵船；並於 1916 年 7 月18 日提出了針對 87 家被懷疑向德國提供過援助的美國公司黑名單，禁止英國臣民與美國這些公司進行貿易，由於英國的霸主地位，上了英國的黑名單就意味著剝奪了這些公司做生意的權利。
對此，面對英美之間日益激化的國際衝突風險，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宣稱：“讓我們建立一支比英國海軍更強大的海軍，隨心所欲地行動”；“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支海軍像美國海軍一樣須控制如此廣闊的防禦區，因此， 依我所見，美國海軍應當成為舉世無雙、最完備的海軍”。1916 年 9 月 8日，美國國會投票通過海軍撥款法，規定建造 137 艘各類新艦隻。
因此，美軍的強大並非始於二戰，在經過一戰的全力動員後，美國已經躋身世界一等一的強國。在美國海軍日益強大後，英美之間的衝突風險非但沒有成為衝突現實，英國反而日益向美國靠攏。對於 1918 年的美國而言， 將國家的全部資源動員起來去應對戰爭，既為後來近百年的 American Tailwind 打下了基礎，也讓病毒從美國肆虐到了全世界。
這一切都開始於 1918 年美國堪薩斯州哈斯克爾縣，當地的醫生在當年的 1 月末、2 月初發現了一種奇怪的病，除了和流感一樣的發燒、咳嗽之外，病人往往還伴有劇烈的頭痛和身體疼痛，更為嚴重的是哈斯克爾縣裡的青壯年也紛紛染病，這就是 1918 年美國大流感的第一波。由於墨菲定律的作用，某種病毒出現了小概率的致命變異，幸運的是哈斯克爾縣地廣人稀且深處美國中部的不發達區域，這非常不利於變異之後的病毒傳播。於是，1918年美國大流感的第一波在 3 月中旬以前結束了，哈斯克爾縣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軌，民眾關注的焦點重新回到了戰爭上。
對美國而言，這場戰爭起自於 1917 年 4 月 6 日，美國以德國潛艇擊沉美國商船為由，對德國宣戰。此後，美國以戰爭動員為名所做的一切，都為美國大流感席捲全球並導致四千萬到一億人的死亡鋪平了道路。其中，對於病毒傳播最重要的莫過於徵兵。
1917 年 5 月，美國眾議院通過《選徵兵役法》，要求美國所有 21 歲至30 歲的成年男子一律登記應徵。1917 年 6 月上旬，美國有 900 多萬男子進行登記。在一戰結束時，美國武裝部隊總數約為 500 萬人，佔當時美國總人口的約 5%。對於流感而言，美國在一戰期間徵兵的意義在於使它獲得了由哈斯克爾縣快速向全美乃至全世界傳播的途徑。
流感傳播的大致路徑是這樣的，在徵兵動員下，哈斯克爾縣的年輕人被徵召進福斯頓軍營，福斯頓軍營隨即在 1918 年 3 月 4 日出現了輕微的流感病例。與此同時，福斯頓軍營的美國士兵源源不斷地向其他的美軍基地和歐洲提供兵力。在歐洲，最早爆出大量病例的是西班牙，如前所述，因為它是中立國。隨後是葡萄牙、希臘，6、7 月間，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的死亡率猛增。德國在當年 6 月份也出現了一些零星病例，7 月病毒到達了丹麥和挪威，8 月份達到了荷蘭和瑞典。在亞洲，1918 年 5 月，一艘運輸船將病毒帶至了孟買，隨後沿著鐵路線向整個印度蔓延；同樣是在 5 月底，中國上海也出現了流感病例。9 月份，病毒進入了新西蘭和澳大利亞。也就是說，美國本土在 1918 年 3 月出現了流感案例之後，不到半年時間，美國大流感就擴散至全世界，美軍調動在這個快速傳播過程中“功不可沒” 。不過，幸運的是，在初期的傳播過程中，各地的症狀大部分都不是太嚴重，以至於三名英國醫生在 1918 年 7 月 13 日的《柳葉刀》上發表了這樣的一篇文章：“這種流行病實質上不是流感，因為其症狀儘管與流感相似，但卻十分輕微，持續期很短並且迄今為止沒有出現復發或者併發症”。
1.3 、轉：美國大流感既是天災，更是人禍
人們經常把人力所不能控制的災難稱為天災，把人力本能夠控制卻不去控制而產生的災難稱為人禍。在第一波襲擊中表現溫和的美國大流感，之所以能夠在秋天的第二波襲擊中對人類造成慘重的傷亡，一方面是因為天災， 人禍的因素也不能忽視。
如前所述，RNA 病毒自身具有較強的隨機變異性，也可以和其他病毒在共同的宿主內因為互相之間的基因重組而發生變異。在美國大流感初期快速向全世界擴散的過程中，我們無從知道它是不是在傳播的過程中快速發生了變異，或者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某些病毒發生了重組進而進一步提升了毒性。但我們知道的是，
僅僅是“傳代”本身就有可能提高微生物的毒性。1872 年，法國科學家達偉納進行了一系列的炭疽桿菌對於兔子的致死量測定的試驗，揭示了後來被稱為“傳代”的現象：即微生物具有改變自身以適應環境的能力。當一個具有弱致病性的微生物從一個活體動物轉移到另一個活體動物身上時，複製會更加嫻熟，生長和擴散也會更有效率，由此可能會增強它的毒性。因此，當醫學雜誌上的文章還在為這種流感的溫和性質進行評論時，僅僅是從它走出美國後快速遍及全球的角度看，病毒在不同國家的人體內多次“傳代”本身也許就已經在為它轉向惡性爆發埋下伏筆。
當然，我們不能責難當年的醫生對病毒溫和屬性的誤判，因為在 100 年前人們甚至都不知道它是由病毒引發的流感，更談不上對它的毒性等特點進行比較準確的判斷。因此，醫生和科學家的誤判不屬於人禍，這是人類科技的時代限制。大流感之所以在第二波中造成這麼嚴重的人口死亡災難，真正的人禍還是在美國。
事實上，在病毒即將發起最致命的第二波襲擊前的 1918 年 8 月，連續出現了這樣一些病例。記錄稱，“3 日，一位美國海軍情報官員接到一封電報：現在流行於整個瑞士的疾病就是通常所說的黑死病，但對外宣稱是西班牙流感。8 月初，一艘從法國駛往紐約的輪船上，船員遭遇了流感襲擊。12 日，挪威貨輪“伯根斯佛爾德”號抵達紐約附近的布魯克林，船上約有 200 人身患流感。一份美國海軍公報警告公眾留心 14 日和 15 日抵達紐約的三艘來自於歐洲的輪船，船上有流感病人。18 日，紐約的報紙報道了兩艘輪船上的流感病人被送進了聖文森特醫院。19 日，《紐約時報》報道：相當一部分美國黑人部隊上岸後前往法國，他們感染了西班牙流感，最後因肺炎死於法國醫院。24 日，塞拉利昂出現兩例本地死亡病例，之前是英國軍艦將流感病毒帶來這裡。在美國波士頓名叫“接收船”的海軍軍營裡，27 日、28 日、29 日連續曝出流感病例。”
這些案例表明，在 1918 年的美國大流感轉向第二波的惡性爆發前，美軍等美國官方部門就已經得到了確切的情報，一種惡性傳染病正在全世界快速蔓延。美國相關部門的官員是怎麼應對的呢？時任紐約市衛生部門主管的科普蘭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在 1918 年 8 月初說：絕無爆發流行病的危險， 因為流感很少攻擊一個營養充足的人。8 月 20 日，越來越多的病例迫使科普蘭不得不承認紐約已經出現流感，但依舊宣稱這次流感並不嚴重，而且絕不會傳染開來。這種對致命流感快速蔓延的輕視，同樣也體現在美國聯邦政府層面，1918 年 8 月 31 日，美國國會擴大了徵兵年齡限制，由 21-30 歲擴展至 18-45 歲。
作為美國大流感快速蔓延至全世界的重要載體，美國徵兵動員範圍在這個時間點的再次擴大，無疑為致命第二波的廣泛傳播提供了加速器。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人禍？
美國當時的一些基層治理機制存在一定的腐敗問題，也面臨著來自於美國聯邦政府的政治壓力。以在流感第二波襲擊中損失慘重的費城為例，當時的費城公共衛生主管克魯森不但完全沒有采取任何針對病毒的預防行動， 也公然否認了流感會對城市造成任何威脅。面對著迅速從美軍中蔓延出來的致命病毒的襲擊，1918 年 9 月的費城在死亡陰影的籠罩下人心惶惶，9 月27 日，費城醫院又接收了 200 名流感病人，其中 123 名是平民。在這種背景下，費城醫療界不斷地提出警告，但克魯森依舊宣佈次日的自由公債遊行及相關集會如期舉行。9 月 28 日，幾十萬人簇擁在費城史無前例的大遊行路線上，病毒再次獲得了加速傳播的機會。
為什麼克魯森要冒天下之大不韙在那個流感大流行的關鍵時點去批准一場規模史無前例的自由公債大遊行？因為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麥卡杜在美國參戰後宣稱：“如果誰拒絕捐款或是保持這種態度而影響到別人捐助， 他就是親德派。不能以 4%的利率每週借給政府 1.25 美元的人不配當美國公民。”這就是一戰期間美國著名的自由公債運動，這種類似於攤派的戰爭債券 ，給費城的配額是數百萬美元，而 9 月 28 日的費城大遊行就是為了完成這個配額的募集任務。
曾經有一位叫安德斯的正直的費城公共衛生人員試圖通過製造輿論的方式來制止這場無視人命的遊行。但他失敗了，沒有媒體複述他的警告。因為以戰爭動員為名，美國總統威爾遜建立了新聞審查制度，具體由一位名叫克里爾的記者領導下的宣傳委員會負責。美國宣傳委員會以駭人的筆調將德國描繪成企圖掠奪歐洲並征服世界的威脅。讓美國民眾被“不忠”、“間諜” 等罪名恐嚇下，向美國民眾灌輸參戰意識，激發美國人的戰爭熱情。
更重要的是，這樣一個安全委員會由上而下的貫穿到每個州和縣市，它們對德裔美國人進行恐怖統治。生於德國的美國人普拉格曾努力想加入美國海軍，因為他說了些自己祖國的好話，就在聖路易斯市外被一夥人暴力羞辱並最終死刑處死。當這夥暴徒的首領被宣告無罪時，陪審員這樣喊道：“我想現在沒人敢說我們是不忠誠的了”。久負盛名的《華盛頓郵報》更是發表社論：“儘管私刑有些過分，但它是國家內部一種大有裨益的覺醒”。
除了“民主的暴政”外，還有 20 萬名美國保護聯盟（APL）成員，他們監視鄰居和同事，並且向隸屬司法部的國家安全局彙報工作。恐怖統治的背後，是兩條戰爭法律。1917 年 6 月 15 日，美國總統簽署了用來對付反戰聲音的《間諜活動法》，隨後對美國政府具有異議的《美國社會黨人》、《密爾沃基導報》、《群眾》等報刊被禁止。1918 年 5 月 16 日，威爾遜簽署《懲治叛亂法》，這個法律擴大了美國控制言論與出版物的權力，禁止對美國政府形式、旗幟或制服的各種背叛、玷汙、下流或辱罵的議論，也禁止任何阻礙戰爭努力的言談。根據間諜活動法與懲治叛亂法，共有 2168 人被起訴，1050 人被判罪；因威脅總統而犯罪的有 65 人。
客觀的說，這樣一些對內的新聞審查和輿論管制，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美軍在歐洲的作戰行動。但它也成為了美國大流感致命性傳播的幫兇， 因為民眾和媒體都擔心因為宣傳疫情影響力士氣而受懲罰，結果導致了安德斯尋求媒體幫助的努力失敗，因為在當時的環境下根本就沒有媒體敢於報道他的警告。
不過，美國大流感期間的糟糕制度安排並不只有這些。如前所述，
時任紐約衛生部門主管的科普蘭面對著肆虐的致命流感，之所以罔顧事實，一個重要的理由是他認為流感不會攻擊一個營養充足的人。很遺憾，即便他講的理由是正確的，在當時的美國，也許達官顯貴是能夠做到營養充足的，但是普通民眾做不到營養充足，紐約當時的一份調查表明，紐約城中 20%的學童營養不良，這可能和當時進行的糧食配給制度有關。一戰期間協約國糧荒嚴重，以 1917 年 4 月為例，意大利、法國、英國等只有一個月左右的存糧。1917 年 5 月，美國食物管理局開始實行糧食管制，對食糖、小麥、肉類、黃油和其他食品實行有效的管制，並鼓勵全美節衣縮食。當時的報紙曾有這樣一段報道：根據食物管制的新條例，每個家庭成員每月配給麵粉不超過 6 磅。這一點你去購買糧食時務請記住。請勿找事，要求糧店多賣一些，因為對你、對他都會引起很大麻煩。美國的食物管制對於戰爭的支持是顯而易見的：1918 年美國能夠出口至協約國的肉、糖和麵粉的規模是它往年出口規模的三倍，但這也降低了美國民眾抵禦致命流感的免疫力。
在應對大流感方面的制度性短缺還體現在醫護人員方面。在美國參加一戰的前夕，美國約有 14 萬名醫生，僅有 776 名為美軍服務。伴隨著美軍參戰，軍隊迅速徵用了原本是民用的醫療資源，以牙醫為例，1917 年 1 月美軍中只有 58 名牙醫，1918 年 11 月，這一數字升至是 5654 名。戰爭導致軍隊抽調大量的醫護人員到軍隊和歐洲戰場，直到幾乎所有最好的年輕醫生都被網羅起來。平民的醫護條件迅速惡化。為民看病的醫生要麼太年輕，要麼就是大部分接受的是老式醫學訓練。護士的短缺更為嚴重。
總之，在 1918 年 9 月來臨之前，美國以戰之名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都為美國大流感的第二波更具致命的襲擊鋪平了道路。而時任美國總統的威爾遜具有無法推卸的責任，他在一戰期間執行的強硬路線就是要脅迫那些原本不情願的人支持戰爭，並且鎮壓或者剷除那些反對戰爭的人。甚至在參戰前，威爾遜曾經就警告國會：他們（一些美國公民）的不忠荼毒著國家生活的根本……這種失去理性、背信棄義及無視政府的東西必須被根除。在一戰中，威爾遜更是要求“將殘酷無情的精神……滲透到國民生活的每個角落之中”。威爾遜應該算是一個知行合一的美國總統，他說到做到，為了獲取戰爭的勝利，他甚至沒有對致命的美國大流感留下過任何面向公眾的發言。
這樣一種狂熱之下社會的瘋狂，或許可以從當時一本美軍出版的《軍醫》期刊中窺見一二，這本原應是以拯救生命為宗旨的醫學類期刊，這樣寫道： “這個國家中的每一項活動都應該指向同一個目標，那就是贏得這場戰爭； 現今的任何其他事都不重要；若不能贏得戰爭，任何事情都將不再重要。對人類生命的關心成為十分次要的。……醫學官員更注重大局而非細節，即使是極為重要的個人安全，在公眾利益的措施面前也要退居其次。”在美國總統自上而下的這種主流觀念引導下，美國大流感從天災變成致命的“天災+人禍”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1.4、合：均值迴歸拯救了人類
如前所述，截至 1918 年 9 月，以戰之名下的美國製度安排和以費城自有公債遊行為代表的“人禍”，為美國大流感發起第二波也是最致命的一波襲擊做好了充分的準備。1918 年 10 月份，人類終於迎來有史以來最致命的流感襲擊。研究表明，在這次長達數年的美國大流感之中，絕大多數死亡就發生在 1918 年秋天的 12 周內。沒有人知道美國大流感究竟導致全球死了多少人，不同學者估計的數字從數千萬到 1 億人不等 。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的印度、非洲等不發達地區根本沒有能力去做流感死亡統計，另一方面在有能力做死亡記錄的地區，例如美國紐約，因為種種原因統計員擅自停止了對大流感死難人數的記錄。
如上表所示，在美國，三年大流感總共導致美國總人口的 0.52%死亡， 五年的一戰總共才導致 0.05%的總人口死亡，大流感帶來的人口損失是一戰的十倍。與此同時，大流感雖然起源於美國，但對於其他國家造成的傷害更大，大流感導致全球各國平均的死亡率是1.15%，給中國帶來的死亡率1.43%，全球人口損失最慘重的是印度，總人口死亡率高達 5.22%。
然而，在 1918 年的秋天的流感大爆發之後，大流感雖然還在 1919 年發動過第三波襲擊，1920 年也有一些病例，但是造成的死亡率是逐年降低的。不過，這並非人類在當時戰勝了病毒。事實上，100 年前人類的醫學技術是非常欠發達的：①在整個流感大爆發的三年中，人類並沒有搞清楚大流感的病因，並一度將其病因誤認為是流感嗜血桿菌引起的，事實上，病毒學成為一門專門的學科需要等到 1926 年，直到 1931 年病毒才被初步鎖定為大流感的病因，因此疫苗在當時拯救不了人類；②受限於當時的化工技術水平，簡單的棉紗口罩根本起不到阻止流感傳播的作用，熔噴布、N95 等有效阻隔病毒傳播的口罩直到 20 世紀末才成為可能；③在 1918 年的大流感中， 毒性很強的病毒誘發了細胞因子風暴和呼吸窘迫綜合徵（ARDS），這是大流感致人死亡的重要機制，在當年沒有 ECMO 人工肺的情況下，ARDS 的致死率為 100%。
在當時惡劣的條件下，為什麼絕大多數的人依舊活了下來？答案很可能還是在於概率與隨機性。如前所述，由於病毒一直在隨機性的發生自身遺傳漂變或者與其他病毒基因重組，相比 DNA 病毒而言，流感這種 RNA 病毒的變異速度會更快一些，因此突然產生一種高傳染性的致命病毒僅僅是個時間問題，但同樣是因為這種具有很強隨機性的遺傳變異並不會停止，這意味著很難說流感病毒的後代是“精確”拷貝了它的父祖輩，更多以準種群或者高度相關的變異群存在。在這些變異中，絕大部分的變異由於基因缺陷過大而喪失掉了繼續感染細胞的能力。即便那些繼續往高效率、高致死率方面傳染進行變異的病毒，由於會很快消耗掉宿主的生命而難以繼續高效傳播，例如致死率遠高於SARS 的埃博拉病毒，由於其致死率過高而難以發展成為全球大流行的病毒。
2、煉獄下的股市：沒有想象的那麼糟
2.1 、新冠肺炎帶來的是擔憂，美國大流感造成的是絕望
如前所述，隨機變異下均值迴歸的統計規律和適者生存的進化法則，意味著兼具高傳染性和高致命性的病毒可能是難以長期存在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說，
在 1918 年的美國大流感中，是概率殺死了數千萬的人類，也是概率拯救了人類。事實上，投資者今天在新冠肺炎下感受到的憂慮，100 年前的人類曾經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感受過（表 3），準確的說在 100 前年的大流感中，美國民眾感受到的不是擔憂和恐慌，是地獄般的恐懼和絕望。不過，與新冠肺炎相比，1918 年大流感更讓人恐懼的地方在於它殺死的大多是年輕人。從目前的公開報道來看，新冠肺炎主要對老年人、肥胖群 體以及有基礎病的患者產生的病死率比較高，對於健康的年輕人傷害比較小， 這依舊屬於病毒致死率的正常規律內，也就是說通常而言，免疫力較強的群 體死亡率較低，免疫力較低的群體死亡率較高。但 1918 年大流感病毒的最可怕之處在於它攻擊的一個重要群體是年輕人。
過去了一百年，現代人很難切身地感受到當年人類的絕望，但從當年的文字記載中，我們或許可以對當時人類的絕望程度有所洞悉。即便是對於1918 年已經站在人類軍事、經濟、科技之巔的美國而言，時任美國軍隊傳染性疾病委員會負責人的沃恩，在目睹了病毒席捲全球后，做出了這樣的評價：“
如果這場流行病繼續以這種加速度蔓延，……在短短几個星期的時間內……文明將輕易的在地球上湮滅。”
2.2 、股市不怕病毒，怕的是拖累經濟
在我們和投資者交流的過程中，能夠清楚地感受到大家對於這次病毒衝擊的擔憂。事實上，從市場短期是個投票器、短期反映的是人的情緒的角度看，對於疫情和病毒本身的擔憂能夠通過情緒本身對市場產生一定的影響。如果說這一點是成立的話，在煉獄般的 1918 年，美國股市應該是出現遠大於當下的調整。
為避免統計偏差，本圖中僅對當前累積確診病例超過 100 例國家的病死率進行了統計
雖然 1918 年的大流感從全球來看持續了將近三年，但因流感而出現的死亡主要出現在 1918 年，1919 年的流感死亡率就已經大幅下降，1920 年的死亡率更低。與此同時，同類的大量非正常死亡正是人類恐懼產生的根源， 因此，如果投資者真的因為流感恐慌而拋售股票導致市場下跌的話，這種由恐慌導致的下跌應該在 1918、1919 兩年體現的最明顯。因此，我們將這兩年的股市表現作為分析的重點。
如果從 1918 年 1 月底美國哈斯克爾縣開始出現奇怪的流感病例算起，1918 年至 1919 年期間道瓊斯累計漲幅是 34.37%，截止到 1918 年底的累計漲幅是 3.01%。如果考慮到此前美國官方和民眾對於大流感的爆發普遍認知不夠，市場可能對此定價不足，我們將統計漲幅的起始時間推後至美國軍方已經確切知道流感大爆發並且向公眾發出警告的 1918 年 8 月 14 日，道瓊斯工業指數到 1919 年末的累計漲幅也有 31.25%，截止到 1918 年末的累計漲幅是 0.61%。事實上，從 1918 年 8 月 14 日，直到 1918 年 9 月底費城自由公債大遊行期間，雖然各種跡象表明大流感的爆發已經愈演愈烈，但道瓊斯工業指數在此期間依舊是波動性上漲了 3.65%。
從這樣一種統計來看，即便是綿延了三年的 1918 年煉獄般的大流感，似乎並沒有對道瓊斯工業指數產生連續三年的壓制。如果說 1918 年煉獄般的大流感真的對股市產生了顯著影響的話，似乎只限於 1918 年 10 月 18 日-1919 年 2 月 7 日。這個時間段大致對應著 1918 年美國大流感最致命的第二波，如表 4 所示，在此期間道瓊斯工業指數從 89.07 點下降至 79.35 點，累計跌幅 10.91%，略高於上證綜指疫情期間的跌幅，但遠低於歐美日主要股指的跌幅。
這樣一個區間統計似乎也可以和當時的一些經濟現象形成呼應。1918 年 10 月上旬，在流感大爆發期間，美國甘尼森鎮主動與外界隔離，最終沒有任何一個人死於流感；科羅拉多州的莫紐門特等地頒佈了禁止所有公共集會、禁止顧客進出酒店等禁令；在新英格蘭，即便在和戰爭勝敗高度攸關而且得到了很好照應的造船廠，也有近一半因流感出現曠工。曾有人這樣描述當時美國華盛頓的場景：沒有社會生活、沒有校園生活、沒有教會生活，什麼都沒有了。
這樣一個由大流感造成的人類主動或者被動的隔離，和我們當前很像，似乎很能用病毒造成的恐慌來解釋在 1918 年 10 月 18 日-1919年 2 月 7 日的下跌。不過，如前所述，100 年前美國大流感給人類帶來的絕望遠甚於新冠病毒給人類帶來的困擾，如果對於病毒的恐懼情緒真的能夠主導市場的話，大概率應該是 100 年前的股市跌幅應該遠高於這一次。但從道指的表現來看，即便在讓人絕望的懷疑文明是否還能延續的 1918 年秋季，道指的跌幅根本沒有這次下跌的幅度大，這有理由讓我們懷疑病毒所導致的恐慌情緒是否構成看空市場的理由。
另一個疑點依舊來自於戰爭。如前所述，一戰在大流感傳播、變異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助推劑作用，大流感致死率最高的 1918 年也是一戰的最後一年，因此，前述簡單的看圖分析無法排除戰爭的影響。事實上，從弗裡德曼的《美國貨幣史》等著作對那段經濟史的研究來看，除了少數專門從事大流感研究的作者和文獻，絕大多數學者對那段歷史的研究更強調一戰的影響，而非流感。
如下所示，如果將戰爭導致的死亡率和流感導致的死亡率區分開之後， 對於扣除通脹後的股市實際回報而言，戰爭死亡率的影響在當期和滯後兩期的水平都是統計上顯著的，但是流感死亡率無論是在當前還是滯後的兩其中的影響在統計意義上都不顯著。不過，兩個死亡率都通過主要傷害消費進而拖累 GDP 增長。
既然戰爭會導致死亡，進而拖累經濟增長和股市的實際回報，那為什麼戰爭打擊下的 1918 年股票市場還會上漲呢？這裡需要澄清埋藏在投資者情緒中的另外一個誤解。很多時候，投資者會對戰爭懷有直覺上的恐懼，直觀地覺得戰爭會造成股市下跌，因為正常的經濟秩序會遭到破壞。如下圖 10 所示，戰爭與股市的關係並沒有那麼簡單，
從指數上看，股指的走勢更多的和戰局勝負的概率有關，而不是是否發生戰爭。從微觀層面上看，戰爭對經濟秩序的改變也並不意味著企業就一定會遭受損失，在一戰期間，美國威爾遜政府採取了官方與美國主要工業企業緊密合作的方式，在美國參戰的 19 個月中，這樣一種公私合作方式，既保證了美國的軍需品供應，也讓很多私人企業主相信“政府控制”可能未必意味著是敵意的或有損於私人利益的控制。
與此同時，弗裡德曼在《美國貨幣史》中這樣寫道：“批發物價指數在1918 年 9 月達到一個暫時的高點，緊接著停滯不前，隨後在一個短暫的下降後恢復上升，而 1918 年價格的徘徊時期正好對應著國民經濟局判定的經濟緊縮期”。但事後發現，“緊縮期”的判斷存在失誤，戰爭的結束雖然立即帶來軍火訂購的結束，需求下降，但是價格與產出的下降是短暫的，並且緊接著是一輪的擴張。
這給了我們一個暗示，戰爭對於經濟而言，可能存在一個好處，即通過 軍事凱恩斯主義的方式擴張總需求。如下表所示，在 1917-1918 年美國參戰期間，美國國防支出佔 GNP 的比重相比於此前有數十倍的上升。這樣一個戰爭開支的加大幾乎完全是靠發行財政赤字實現的，而且相比於後來的二戰 和朝鮮戰爭而言，美國在一戰時期的戰爭費用融資明顯更加依賴於政府舉債， 前面提到的 1918 年 9 月費城自由公債大遊行就是當時美國政府力推的面向公眾的融資方式。
在一戰的美國參戰期間，美國財政赤字的大幅擴張，不但有效對沖了流感和戰爭死亡對經濟增長的拖累，而且對於股市也有至關重要的含義。從政策經濟週期的角度看，企業盈利是一種貨幣現象。美國在 1914 年 6 月-1917年 4 月中立期間大發戰爭財，黃金大量流入有助於高能貨幣的快速上升，有效支撐了美國中立期間的股市上漲。但到 1917 年美國對德宣戰後，黃金大量流入的勢頭終止，高能貨幣一度擴張乏力，這對 1917 年的市場走勢產生了拖累。直到 1918 年，美國財政赤字的大量發行再次有力支撐了高能貨幣的擴張，支撐了市場在 1918 年的上漲。
3、建議對當前的股市保持樂觀和耐心
3.1 、從貨幣角度看，目前的市場略有低估
綜上所述，雖然爆發於 1918 年的美國大流感在美國乃至全世界造成了現在的人們難以想象的恐懼和絕望，但從數據上來看，病毒給人類造成的恐懼到絕望的情緒並沒有對股市產生明顯不利的影響。即便是在 1918 年秋季流感最為致命的第二波衝擊期間，股票市場的下跌更多的是因為投資者擔心一戰結束後，財政赤字縮減拖累企業創造貨幣化盈利的能力，而非由於流感造成的恐慌。這再一次印證了我們政策經濟週期框架下的一個觀點：由於企業盈利是一種貨幣現象，因此貨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當做股市估值的錨。
事實上，這樣一個覆盤結果，依舊符合格雷厄姆的經典闡述：股票市場短期是個投票器，長期是個稱重機。不但在正常的情況下如此，在極端的自然災害下依舊會如此。短期，病毒會通過對人類心理的打擊導致市場波動， 但時間稍微拉長一點，股市作為稱重機，唯一在意的是企業獲取貨幣化利潤的能力。這意味著，無論疫情如何嚴重，只要企業獲取貨幣化盈利的前景有保障，市場仍然有上行的動能。
這樣一個含義對於當前的市場判斷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在今年一季度， 經濟運行態勢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當實際 GDP 負增長 6.8%的同時，貨幣仍在較快的擴張。截止到 4 月 17 日，A 股市值/M2 的值為 0.274，按 2003 年以來計算估值分位為 45%，低於指標中樞水平，市場處於略有低估的狀態。這是我們此時不悲觀的第一個理由。
3.2 、病毒持久戰：由堅壁清野轉向主動進攻
為什麼 1918 年美國大流感造成的人口損失和人類絕望都遠高於當前的新冠肺炎，但其對於市場的衝擊卻遠小於當前新冠肺炎所造成的衝擊？除了前述分析的財政赤字支撐貨幣發行的原因外，另外一個原因在於供給側的衝擊。在此前的多篇報告中，
我們曾這樣總結中國戰疫必勝的三大法寶：捨生忘死的醫護人員+堅壁清野的人民戰爭+蓬勃發展的科技經濟，這三大法寶都是中國自古以來集體主義精神的具體化。而在美國 1918 年的大流感中，美國政府自上而下的全部核心是打贏戰爭。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為了贏得戰爭不惜“將殘酷無情的精神……滲透到國民生活的每個角落之中”。在這種背景下，根本不存在為了保護民眾的生命而大規模在全社會範圍內的隔離，這造成近三分之一的民眾被感染，與數十萬美國民眾的喪生。沒有大規模隔離，大流感自然也沒有對美國經濟產生太大的衝擊。
因此，中國一季度和海外二季度的經濟增速大幅下行是各國政府為保護民眾生命付出的代價，是堅壁清野式的隔離措施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如前所述，從疫情加大國際衝突風險、印度非洲等欠發達地區的感染風險、以及病毒本身給人類帶來的恐慌心理等角度去擔憂市場的邏輯是不成立的，因為最終股市是個稱重機，不是個投票器。但是，如果是因為擔憂大規模的隔離措施遲遲無法退出，進而生產停滯、拖累股市，這個邏輯我們認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無需過憂 。
所謂隔離，其實就是一種堅壁清野的策略。從一般的作戰藝術角度看， 採用堅壁清野的策略往往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通常是因為面對的敵人過於強大、自身初期準備不足，不得不堅壁清野、以拖待變，最典型的戰例來自於1812 年俄法戰爭中沙俄庫圖佐夫戰勝拿破崙的策略。無論是中國，還是歐美等海外國家在今年的一季度都面臨這個情況，中國面臨的是一場遭遇戰， 當鍾南山院士於 1 月 20 日明確發出“病毒可以人傳人”的警示時，由於春節的原因已經有五百萬人由武漢去往全國各地。面對著幾乎完全陌生的病毒對全國發起的快速攻擊，如果不果斷採取堅壁清野的隔離措施，後果難料。
對於歐美而言，在中國通過堅壁清野的方式，以極大的經濟代價來保護民眾生命的時候，他們本有至少兩個月的時間來採取代價更小的方式來迎戰病毒。但是，傲慢與偏見使得他們被病毒輕易地攻陷，當傳染和死亡人數激增的時候，歐美各國也不得不採取隔離的方式來亡羊補牢。總之，在中國， 堅壁清野是打贏遭遇戰的不二選擇；在歐美，疫情的蔓延則是傲慢與偏見的必然代價 。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人類在面對病毒來襲的時候就只能採取堅壁清野這一個策略。戰略戰術的採用永遠是由敵我雙方的實力對比來確定的，例如在1941 年，當蘇俄再次面臨來自於歐陸霸主的進攻時，基本上摒棄了沙俄時期放棄並燒燬莫斯科的做法，而是在莫斯科寸土不讓、寸土必爭。之所以 130 年之後蘇俄敢於同當時的歐陸霸主德國正面作戰，是因為蘇俄的實力已經今非昔比。
同樣的道理，在 1918 年美國大流感的 100 年後，我們雖然對很多致命病毒仍無法完全消除之，但受益於科技的進步，人類所面對的也早已不是被動挨打的局面。如表 2 所示，100 年前的大流感雖然起源於美國，但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總人口死亡率明顯低於印度等落後國家，這可能反映了科技與經濟對於降低總人口死亡率的重要性。
事實上，之所以當前的總人口死亡率遠低於當年，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依舊是功不可沒。對於 1918 年的致命病毒，人類在幾十年之後才最終鎖定它；對於新冠肺炎，中國科研團隊在一個月左右就鎖定了它是由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ARDS 是 1918 年大流感病毒致死的重要原因，100 年前的人類對此束手無策，近幾十年出現的 ECMO 已經成功的將許多重症患者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對於絕大多數的輕症患者而言，經濟大發展和物質充裕大大改善了人類的營養條件，有助於提高人體對病毒的免疫力。
我們現在回到剛才那個看似最站得住腳的擔憂：萬一我國遲遲無法退出隔離措施，正常的生產生活遲遲無法恢復呢？事實上，這個擔憂可能會因為病毒的下一波來襲而強化。無論是在中國的張文宏醫生，還是美國的福奇博士，中外有很多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專家，都在擔憂今年秋冬病毒會再次來襲。一方面，這種擔憂本身意味著夏天有可能成為這輪疫情暫時的緩和期，這也和 1918 年的大流感病毒的活動規律很類似。
另一方面，我們無從判斷剛剛經歷的這一波新冠肺炎疫情究竟相當於100 年前的毒性較輕的第一波，還是毒性強化後的第二波。因為從表 3 所列， 除了新冠肺炎沒有導致中青年人成為死亡主要群體外，無論是從傳播效率， 還是從患者病死率上來看，如果沒有及時的隔離措施，我們經歷的這一波似乎並不明顯弱於 100 年前的美國大流感第二波。因此，即便是新冠肺炎在今年秋冬二次來襲，它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是屬於 1918 年美國大流感的毒性增強的第二波，還是毒性弱化的第三波，不得而知。
但是，我們能夠知道的是，由於前述原因，人類對抗病毒的實力已經大大增強，尤其是
在中國，面對病毒的遭遇戰、阻擊戰已經勝利，現在至少有一到兩個季度的時間窗口來做好充分的應對下一波（如果有的話）的準備。與此同時，100 年前的美國大流感給我們的另外一個經驗是，雄厚的物質基礎可能是總人口損失較小的另外一個重要保障。因此，在未來的一到兩個季度中，整個社會不但要全力抓緊生產、做好儲備。即便是下一波衝擊真的來襲時，也要生產和戰疫兼備，沒有強大的生產能力支撐就難以進行面對病毒的持久戰。這意味著，如果真的有下一波，我們無需再被動地堅壁清野，而是應該通過對病毒“主動進攻”的方式去確保贏得生產和戰疫兼顧的持久戰。當然，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可能更多的需要公共衛生專家出謀劃策。我們只是從經濟的角度看，這樣一種主動進攻的戰疫策略似乎是可行的。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Q1 中國名義 GDP 下降 5.3%，如果沒有疫情衝擊， 2020Q1 大約能實現接近 2019Q4 的 7.4%的名義增長，這意味著疫情造成的2020 年 Q1 的損失大約是 2019 年 Q1 名義 GDP 的 12.7%，即約 2.8 萬億元人民幣。與此同時，2019 年底我們對 2020 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大約是6%，如果按照 IMF 對於中國 GDP 增速 1.2%的預期，如果不考慮名義和實際增速的差別，今年我國為了戰疫大約要損失 4.8 個百分點的 GDP、即約4.8 萬億人民幣（2019 年 GDP 現價為 99.1 萬億人民幣）。這 2.8-4.8 萬億的 GDP 損失大多是由於病毒限制了人類的活動而造成的。
另外一方面，財政支出實際上是全社會承擔的開支，2.8-4.8 萬億人民幣也是全社會的戰疫成本，從經濟的角度，為了實現生產與戰疫兼顧的主動進攻型防疫策略，只要額外產生的財政開支不高於 2.8-4.8 萬億，則仍處於合理的範圍之內。更重要的是，隔離造成的成本是沒有實物被生產出來的真正成本，通過增加財政開支的方式進行防疫，對經濟的含義是一筆總需求的擴張，它可以通過財政乘數效應進一步刺激物質的生產。
既然在經濟上是具有合理性的，但究竟應該如何實現這種生產與戰疫兼顧的主動進攻型防疫策略呢？約翰·巴里在《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一書中曾經這樣闡述道：“確定是力量之源。確定能給人藉以依賴的東西，而不確定則使人軟弱。不確定若不令人畏懼也會使人猶豫，即使行走在正確的方向上，戰戰兢兢的步伐也是無法跨越重大障礙的。”因此，所謂對病毒的主動進攻型防疫策略，就是要消除病毒給人們帶來的不確定性。我們要能夠儘可能的確切知道感染者和密切接觸者，然後對這些病患和疑似病患進行定點隔離、檢測、照護，讓沒有染上病毒的人去自由地從事消費、生產等活動。
下面我們只探討經濟和技術上可行性，對主動進攻型防疫策略作拋磚引玉式的討論。
（1） 最極端的假設：全民做核酸檢測，鎖定病毒蹤跡。根據光大醫藥團隊的分析，針對新冠病毒的一次核酸檢測大約成本一兩百元左右，做三次檢測大概能夠比較高概率的確定或排除是否感染了病毒。即便中國 14 億人全部做一輪三次的檢測，總共的費用大約也就是 0.5-1 萬億人民幣。即便今年秋冬新冠病毒捲土重來，按照 1918 年大流感病毒在第二波中持續 12 周來計算，以今年一季度的 GDP 損失 2.8 萬億粗略估計，也夠至少做一輪全國範圍內的篩查。
（2）全面升級健康碼，用大數據精確鎖定高風險人群。前面的地毯式篩查，當然是一種極端假設，只是用來說明，即便是通過最極端的手段去篩查，由此造成的開支成本也是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的。當然，這並無必要， 因為人類已經進入到了大數據時代，電信信號的傳播速度快於病毒的傳播速度為我們及時切斷病毒傳染源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行性。伴隨著移動通信技術的廣泛滲透，幾乎絕大多數的自然人都在網絡上有自己的留痕記錄。三大電信運營商、微信、支付寶各自有 15.95 億、9 億和 11.5 億的用戶，如果再算上鐵路、航空、賓館等都已經實現實名制，一旦確定確診病例，大數據可以迅速將其密切接觸者尋找出來，及時切斷進一步傳染路徑。只需要對這些人進行定點隔離，就可以避免因對不必要的人進行大規模隔離所造成的經濟損失.
當然，僅僅有當前的大數據資源和搜索手段是不夠的，如果目標真的是要防範在秋冬季節可能出現的且病毒毒性再次升級的下一波，我們要在統籌現有大數據資源的基礎上進行進一步的準備。比方，一個可行的方式是，由全國人大制定重大傳染病方法的應急法律法規，規定在重大傳染病流行期間以國家行政力量在全國範圍內統一推行專門的健康碼 app，它至少應具有如下幾個功能：①無論是否中國國籍，在高毒性傳染病的大流行期間均應強制下載，否則強制隔離在家、不準外出；②通過定位效果更好的 GPS 等技術手段準確記錄用戶至少半個月的行動軌跡，一旦出現確診病例，即刻鎖定過去半個月傳染半徑內的密切接觸者，第一時間安排其隔離和核酸篩查；③在商場、餐館、工廠、學校、小區等生產、消費、生活場所，設置健康碼掃描儀，一律憑健康碼出入、無需大規模停業停學，如果經營管理者做不到凡進必掃碼則強制要求停業整頓或吊銷執照。
當然，上述假想可能在公共衛生防疫的角度看不夠專業，在如何實現上 也還有很多細節值得探討，但是我們的目的在當前已經做得非常好的流行病 學調查基礎上，通過“大數據精確鎖定+飽和式核酸檢測”的方式，展現什麼 是針對病毒的主動進攻型防疫策略，以及這種防疫策略的可能性。這樣的最 大好處是消除了病毒傳染路徑的不確定性，最大限度減少了不必要人員的活 動限制，有助於最大限度地讓更多的人正常地生產生活，這對於保持全社會 在應對病毒持久戰的持續士氣是具有正面意義的，也有助於最大限度地確保 我們擁有持續的物質增長來應對病毒的襲擊。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病毒 具有較強的基因變異能力，即便我們開發出了針對新冠病毒的疫苗，也不能 確保這個疫苗足以應對它之後的變異，即便我們成功熬過了這次病毒的襲擊， 墨菲定律也意味著下一次這種衝擊的到來也只是個時間問題，如果能夠採取 這種“大數據精確鎖定+飽和式核酸檢測”，下一次人類社會付出的經濟代價 會小很多。
總之，無論今年秋冬是否有新冠肺炎下一波來襲，也無論病毒是毒性變 得更強還是趨弱，集體主義下的醫護人員、人民戰爭和科技經濟這三大法寶 依舊是中國社會必然能夠在持久戰中戰勝病毒的根本保障；在目前的技術條 件下，“大數據精確鎖定+飽和式核酸檢測”則有助於社會的防疫策略從堅壁 清野轉向主動進攻，以較小的經濟代價去贏得抗疫持久戰。當然，對於這樣 一個有助於餐飲娛樂、學校等行業和場所全面恢復正常的防疫策略能夠在什 麼時候落地，我們並不知道。可以知道的是，人類社會現在的技術水平和物 質基礎是完成可以實現這樣一種策略的，因此從長期和價值投資者的角度講， 我們對股市不悲觀。與趨勢投資買進已然性不同，價值投資買進的是必然性。
4、風險提示
1、病毒出現經驗無法理解的變異。前文分析是建立在 1918 年美國大流感時極限場景的情況下，本質上還是基於歷史經驗的分析，雖然從概率論的角度看，未來病毒變異出現均值迴歸是大概率事件，但墨菲定律也意味著一切皆有可能，病毒毒性的均值本身是否發生了躍變，不得而知。
2、貨幣投放的方式出現問題，以至於最後貨幣擴張乏力。對美國一戰& 大流感期間的覆盤數據表明，股市懼怕的根本不是病毒，而是貨幣不增長。然而貨幣發行是需要資產背書的，一戰期間美國經歷了由黃金到國債的背書資產轉換。過去十年，房地產是中國發行貨幣的主要背書資產，包括一季度的貨幣擴張中，部分一線城市的房價再次出現上漲跡象。如果不能儘快的轉向依靠國債背書貨幣發行，要麼地產泡沫有捲土重來的風險，要麼面臨貨幣擴張乏力的風險。
3、遲遲無法實現防疫策略轉變的風險。由堅壁清野式的防疫策略，轉向主動進攻型防疫策略，需要再次發揮集體主義精神：需要我們突破財政量入為出的思維，將經濟冷卻產生的隱形成本轉化為財政方面的顯性開支；更需要每個人做出於集體利益的暫時讓渡。
（報告觀點屬於原作者，僅供參考。報告來源：光大證券）
獲取報告請登錄未來智庫www.vzkoo.com。
立即登錄請點擊：「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