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要有性行為？
許多人的答案或許會提到繁衍後代。性行為是造人的基本方法。
但如果性與繁衍後代幾乎沒有關聯，我們又會如何看待它呢？
1978年，世界上第一個“試管嬰兒”誕生。自此，大約有800萬人通過體外受精來到這個世界。而且未來隨著鑑定胚胎基因風險的工具變得越發成熟，這個數字還可能極大地增長。格里利（Henry T Greely）著有《性的終結及人類生殖的未來》（The End of Sex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Reproduction）一書，他在電話裡告訴我說：“我最大的預測是未來人們仍然會有性行為——但以生小孩為目的的比例將不再那麼高。在未來的20到40年，全世界大多數享受良好醫療保障的人會選擇在實驗室裡孕育下一代。”
格里利在書中探討了胚胎植入前基因診斷（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PGD）技術所面臨的法律和道德挑戰。“如常，很多人會對這件事產生本能的排斥，但時間證明，利用胚胎植入前基因診斷技術出生的孩子也並沒有出現兩個腦袋、一個尾巴的情況，”大眾就會包容這種方法，傾向於通過無性的方法繁衍後代。
在那樣一個世界裡——嬰兒在實驗室裡誕生；僅有少數女性選擇通過性交懷孕；性道德與生育率無關——性行為的意義是什麼呢？
“性的目的是什麼？”
哈爾伯林（David Halperin）有一篇以此為題的論文，大膽出位，其中也提出這個問題。我們認為，性行為總要有一個“理由”。這種觀點未必是壞事，畢竟，人類要在心智和情感上有好奇心。作為一種花大部分時間進行高層次批判的動物，體驗性行為並將這種行為可能的含義總結成理論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
人類性行為有顯而易見的生理原因，它能滿足人的生理需求，是繁殖和建立親密關係的必要驅動因素。事實上，西方傳統裡保持至今的正是這兩個原因，都圍繞著我們哲學上所說的“telos”，也就是終極目標。
古希臘的斯多葛學派（Stoics）為了遏制自我放縱，嘗試賦予性行為一系列含義：如果沉迷於性愛的歡愉是為了繁衍後代，就沒有問題。眾所周知，這一道德思想也通過奧古斯汀（Auguestine）被基督教傳統思想所吸收，進而對整個西方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根據這一理論框架，只要性行為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生育，那麼性就是道德的。（在此說明，雖然這一理論是作為基督教道德觀呈現的，其起源卻是其他地方。事實上，聖經中的《所羅門之歌》（Song of Solomon）就用自己的表達，讚頌了一對並不是夫妻的愛侶之間狂野、色情的性愛。隨後，基督教評論家錯誤地闡釋了這一首詩。）
正如哈爾伯林指出，發生性行為的其他重要原因則是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的。這位古希臘哲學家在公元前4世紀所著的《前分析篇》（Prior Analytics）中寫下了以下的三段論：
“根據情慾的本質，比起性交，人們更願意被愛。情慾更多是對愛而非性交的渴望。如果情慾主要是為了性，那麼性就是情慾的終結。亦或者性交併不是一切的終結，也可能是為了被愛。”
正如哈爾伯林指出，對亞里士多德而言，“愛是情慾的終極目的。愛並不以性為目的……而是性以愛為目的。”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論證，人們發生性行為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我們想要這麼做，而是因為我們想要愛人和被愛。性並不是為了某一些事情而做，而是為了某一些更高層次、更高尚的東西。
像許多人一樣，亞里士多德也理所當然地認為性和愛是同時存在的——但他從未試圖證明這種假設的合理性。然而至少按照哈爾伯林的解讀，他確實證明了“性並不是情慾的最終目標”。如果確實如此，那麼哈爾伯林認為最有趣的問題並不是關於性和愛之間的關係，而是性和情慾之間令人驚訝的關係。如果亞里士多德是正確的，那麼性並沒有任何情慾的目的——它真正的目標在別處。簡而言之，性實際上並不是關於性本身。
那麼人們為什麼發生性行為呢？為了生育和建立親密關係，那當然。但是這些只是許許多多可能的答案的其中兩個。和許多文化現象一樣，性的意義已經超越了其發生的原因。以食物為例，從生存的角度來看，我們要吃東西很容易理解，而且我們要一起吃東西——畢竟，對我們的祖先而言，把資源集中在一起是有優勢的（更多是為了集體而非個體）。但當我們把這些事情放在現代飲食文化的場景中，就越來越難確定我們和食物之間這種關係的確切目的。人類和其他動物的區別在於我們經常樂於做無用的事情。我們做這些事是因為很享受，因為參與這種活動能帶給我們快樂——這種快樂不會讓我們問出“為什麼？”這種問題。哈爾伯林寫道，有可能“性行為本身毫無意義的時候才真正有意義。”
或許是時候承認，大多數人發生性行為是為了享受——即便是我們之中最虔誠的人也是如此。
平心而論，性行為總是有某些意義的，否則我們就會去做其他事情了。但過去的幾十年我們一直在挑戰這一個觀點——只應該出於某種特定的目的進行性行為。
在這一方面，口服避孕藥是革命性的，讓一些人充滿恐懼。賽珍珠（Pearl Buck）在1968年《讀者文摘》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人人都知道避孕藥是什麼。它很小，但對我們社會的潛在影響甚至可能比核彈還要具有破壞性。”和許多傳統人士的觀點一樣，賽珍珠的論點似乎是基於一種歇斯底里的看法，認為沒有目的的性行為會讓文明走向終結。對這些人而言，所謂的性解放就是當代性行為容忍度放寬的罪魁禍首。
雖然性解放常被認為是邪惡話題，會讓有意義的談話不歡而散，因此在許多重要的對話中常常被避諱，但研究人員發現，公眾對性的看法開始在20世紀60年代悄悄改變。在2015年的一篇研究論文中，聖地亞哥州立大學（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心理學教授特恩（Jean M Twenge）研究了美國人從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10年代對性的態度。她的結論是：“從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10年代，美國人對婚外性行為接受程度越來越高。”
這與過去研究發現的宗教傾向下降、個人主義特質增加的現象一致，許多美國人認為性行為不需要受到社會習俗的限制。近幾代人也用行動支持了這一觀點。與20世紀早期出生的人相比，他們成年時期的性伴侶數量顯著提高，而且隨性所欲的次數也更多。
特恩指出，出於種種原因（年齡、種族、性別、宗教信仰等），一個地區的人對性的態度仍然可能不盡相同，但研究表明隨著時間的流逝，“每一代人的性態度和性行為都會發生意義深遠的改變”。
因此，我們對性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和我們所處的時代和地點有關。我們的性道德觀並不是永恆不變的：它發生過變化，也會繼續改變，或許速度會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想。
什麼是自然的？
性行為和人類其他行為一樣，都有來源，並不是憑空出現的。我們從宇宙生命起源、遠早於人類起源的時期開始，經歷了一段漫長而蜿蜒的動物進化旅程，最終形成了現在的性行為、性態度、性道德觀。
但即便我們僅關注人類這一物種，我們也會發現許多證據，證明有些傳統的性觀念並不像我們所認為的那樣是自然而然形成。我曾經聽過一位美國福音派（American Evangelical）傳教士譴責同性戀，在他的教會信徒聽來，他的論據像是一個笑話。“我無需提醒大家，兩個男人不應該在一起。即便是農場裡的動物都知道！”這位牧師認為同性戀是不自然的，因此動物並不會進行同性性行為。
但動物確實會這麼做。有500多種動物有同性性行為，而日本獼猴、果蠅、麵粉甲蟲、信天翁、寬吻海豚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確切來說，動物並不認為自己是同性戀，但也不會認為自己不是同性戀。這就讓我們看到了一個非常明顯但鮮有考慮過的事實——人類按照自己的性行為定義自己，這至少已經有一個世紀了。異性戀已經開始有了一些意義；具體來說，它的意義在於其被塑造之時就處於同性戀的對立面。如果你想要理解這意味著什麼，可以開始問自己這樣的問題——卡茨（Jonathan Ned Katz）在《異性戀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Heterosexuality）一書中也提出這個問題：“把世界按同性戀和異性戀劃分到底符合誰的利益？”任何一個和我一樣、因為看起來像同性戀而被嘲諷的兒童都知道，這種劃分方法並沒有考慮他們的利益。
有趣的是，我們可以設想一下，未來這種按照同性和異性戀劃分的方法還將持續多久。2019年輿觀（YouGov）公司的調查發現，千禧一代中，每10人就有4人不認為自己“完全是異性戀”。這或許更能說明了性取向的意義發生了改變，而不是性取向本身發生了改變。簡而言之，與30年前相比，根據性取向來界定個人身份並沒有那麼重要了。在一個社會里，如果大多數人認為同性性取向和同性性行為是健康自然的，那麼根據性取向來界定社會身份也不再那麼重要。
或許我們越是將性與其原因分離，人們就越不會去想性行為可能的含義以及其對個人身份形成的影響。
探究性目的更多是異性戀文化的絆腳石，而非同性戀文化。同性戀人群沒有了懷孕和（直到近期實現的）婚姻的束縛，可以隨心所欲為了性而發生性行為。
這裡並不是說同性性行為並不帶有目的：當然，它可以有很多目的，包括愛在內。但歷史上來看，同性戀文化似乎更能包容這樣的觀念：性並不一定要有目的，也並不總是想要一個目的。當然，這似乎可能會破壞人們長久以來堅信且珍惜的關於性的文化觀點和道德觀，這也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歷史上人們歧視同性戀。
和許多兒童一樣，我接受的教育讓我曾建立起這樣的唯一道德判斷標準——性行為應當僅僅發生在忠誠的、一夫一妻的關係（通常是婚姻）內。但最終，我開始質疑這一標準，特別是因為教導我這些東西的人也同樣告訴我，人類是幾千年前上帝創造的。如果他們的生物學知識這麼差，那我為什麼應該在性這個生物學相關話題上相信他們呢？
我意識到他們所認為的道德，對於無法通過性行為生兒育女的同性戀人群毫無幫助。宣揚一種讓相當一部分人類永遠無法企及的性道德標準，往好了看就是虛偽，往壞了看就是殘酷。許多異性戀性行為並不會讓新的生命誕生，但從來沒有人會像譴責同性戀的非生殖性行為一樣，認為異性戀的非生殖性行為是不自然的。
值得慶幸的的是，反對同性戀的意見大體呈下降趨勢。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院威廉姆斯研究所的一項研究對141個國家的不斷變化的態度展開了調研。1981到2014年間，其中57%，也就是80個國家的人對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人群的接受程度有所提高。但也有壞消息：研究人員發現，雖然那些傳統上接受同性戀的國家（冰島、荷蘭、瑞典、丹麥、安道爾、挪威）容忍度越來越高，但那些原本接受程度就不高的國家（阿塞拜疆、孟加拉、格魯吉亞、加納）容忍度變得更低。雖然一貫的反同性戀態度仍然不容小覷，但重要的是要記住調研的大多數國家對同性戀的容忍度都是增加的。
對同性戀的廣泛接受有多種原因，其中就包括媒體樹立的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人群的正面形象、大眾對醫療和心理學機構的支持，以及大多數人自己就和這些人相熟。（如果一個人自己的鋼琴老師、花店店主、牧師或者當地消防員是同性戀，他就更不會認為同性戀人群想要摧毀文明瞭。）
當然，同性戀人群並不總是完美性道德的範例。在這裡我針對男同性戀群體展開討論，因為這是我最熟悉的群體。男同性戀對特定身型（比如肌肉型、精瘦型）的持續推崇傳達了一種信息——那些達不到這種審美標準的人（也就是絕大部分人）劣於那些達到標準的人。有了Grindr（同性戀社交網絡平臺）等技術，這些嚴苛的標準只會變得越來越普遍。在Grindr上，男性被簡化為自己身體部分的照片，那些不受歡迎的人很快就被人屏蔽了。羞愧的是，“胖子和娘炮勿擾”這句話在同性戀交友軟件上常被使用，這意味著在性道德方面同性戀們仍然有待提高。
但即使有這些短處，同性戀文化也一直在為思考性道德提供新的角度——這些角度並不摻雜生育、婚姻、愛，甚至不涉及忠誠或一夫一妻制關係。就以2005年的一項調查為例，40%的同性伴侶支持開放式關係，相比之下，僅有5%的異性戀伴侶表示支持。如果這類性經歷真的成為常態，正如某些人所說，一定是同性戀人群開啟了這扇門。
我想一些異性戀人群可能對這種觀點感到不滿，但我們很難假裝異性戀文化就佔據了性問題的道德高地。2019年的流行文化充滿各種有問題的異性戀關係、出軌和婚姻。這種歷史學家堅信始於19世紀的“傳統的”異性戀性道德，已經被人嘗試過而且現在已經缺失了。
許多年來，各類未來學家都在預測未來的性會是什麼樣的。從虛擬色情片和人工加強性器官技術到遠距離性行為（即人們遠程通過觸覺技術互相讓對方達到高潮），未來的性會變得更數字化、更具合成性，不那麼有機，也不那麼混亂。
然而雖然毫無疑問未來會伴隨著重大技術革新，但我們還是應該考慮到，將來發生的最重大的一些改變將涉及新的想法。
關於生育會有新的想法出現。自1978年以來，通過試管技術出生的嬰兒已超過800萬。隨著技術變得越來越普遍、人們越來越負擔得起相應的費用，試管嬰兒人數必將大幅增長。計劃生育和避孕也有助於在文化想象中分離性和生育。如果格里利關於移植前基因診斷的預測是正確的，那麼在接下來的40年中的某個時刻，嬰兒出生的方式將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由於遺傳學和幹細胞研究的發展，移植前基因診斷將變得“簡單”（易獲得且價格合理）。以下是格里利在《衛報》中對研究的總結：
“一對想要孩子的夫婦將去診所看病——丈夫會留下一份精子樣本；妻子會留下一份皮膚樣本。一兩個星期之後，這對即將成為父母的夫妻會收到關於用他們細胞製成的100個胚胎的信息，告訴他們根據胚胎基因組的預測，這些胚胎的未來會如何……然後他們選擇將哪些胚胎移植到子宮進行懷孕和分娩。”
人們可能對“設計嬰兒”的想法感到憤怒。但我們要記得，大多數生小孩的人都基於各自的特徵選擇配偶，而且完全清楚這些特徵可能會遺傳給後代。這樣以來，我們就很難在傳統的性行為生育以及格里利所描述的這種技術之間畫一條清晰的分界線。
人們對一夫一妻制和忠誠也會有新的看法。人類預期壽命較低時，一生僅有一個性伴侶似乎更容易實現。但人類的預期壽命一直在上升。從1960年到2017年，人類平均壽命增加了20年。到2040年，人類壽命預期將再增加四年。對一些未來學家而言，這還是一個保守的數字。例如，奧斯塔德（Steven Austad）認為，第一個活到150歲的人是在2001年之前出生的。如果我們要求某一個人在130年只能有一個性伴侶，這有多現實呢？而且我們並不需要看那麼遠。即使是現在，離婚和再婚率仍在持續攀升。2013年的皮尤研究中心（Pew）調查顯示，十分之四的美國婚姻夫妻其中至少有一人是再婚的。也許，隨著預期壽命變得更長，“直到死亡讓我們分開”將不再是我們的目標。
人們對性認同也會有新看法。如果性不再有除了性以外的任何意義；如果孩子不會因為“不同”的性取向被人嘲弄；如果繁衍後代發生在實驗室；未來的人類可以隨意與男女發生性關係嗎？或者他們是否願意培養自己的性慾？性取向和認同的概念是否與古老的生育概念聯繫在一起？將來，只有在歷史課堂上才能聽到“異性戀”和“同性戀”這樣的詞彙嗎？
這些想法將繼續變得更加主流——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許多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人群。他們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一直在引發主流文化重新思考其對性道德的看法。
我在幾年前的一次會議上，聽到哲學家和性別理論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說：“也許與性有關的真正奇怪的事情就是享受它。”我當時並不同意，但我現在意識到她說得恰到好處。
也許性永遠都是有目的的——但這個目的將會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什麼事或什麼東西。性的目的將變為服務我們這些有性行為、享受性行為的人。除了性帶給人們的同理心和享受——除了身體上的愉悅感受、與人建立社會聯繫和實驗之外，性的意義將不復存在。
未來，性的意義就在於性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