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有利益就有衝突，作為統治核心，古代朝堂上的每個決策都會關乎成千上萬人的命運。
滿朝大臣都是活生生的人，你當然不可能指望他們跳出三界外，皇帝聖明或者權臣當道鎮得住場面倒還好。
如果因為某些原因大臣們開始結成朋黨，偏偏皇帝闇弱，幾支力量還勢均力敵。
那麻煩可就大了，黨爭的前提條件已經全部具備，朝堂上很快就要鬧翻天了。
一、黨爭
歷朝的黨爭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變得越來越激烈，因為這本來就是場零和遊戲。
也許鬥爭之初雙方都還存著些許為國為民的念頭，但你吃了虧得找回場子吧？不然還怎麼帶隊伍？
好，這時候如果對方提出了個切中時弊的好建議，但是事辦成了顯然會讓對方威望變得更高，你要不要支持？
黨爭勝負往往也看雙方團隊的綜合實力，面對朝堂上眾多的中間派，可能的話是不是要把他們拉攏過來？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鬥爭的烈度會越來越高，下限則越來越低。有立場而無原則，為反對而反對。
黨爭像戰爭，雙方會不擇手段的爭取勝利。
黨爭還不如戰爭，戰爭對參戰國來說是純粹的力量消耗。打的再狠，烈度再高，幾年內也會分出勝負。
但黨爭則是力量持續增強的過程，雙方會不斷的化公為私，將王朝從上至下的各個部門納入囊中。
到了這個地步就算是明君在世也沒有太好的辦法，朋黨的力量觸及方方面面，只能在幾個派系中搞平衡。
不過更大的可能性是連平衡都搞不了，朋黨實在太強大了，甚至連皇權都不放在眼裡。
從歷史上看，參與黨爭的力量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文官士大夫、武將勳貴、宦官、外戚。
當然這只是大致的分類，相同集團並非永遠鐵板一塊，例如文官士大夫在明末就分為楚黨、浙黨、東林黨等。
武將勳貴更加不得了，唐朝末年直接以藩鎮為單位，看不順眼就大打出手。
那麼這些朋黨集團在爭鬥中的特徵和行為方式又是什麼樣的呢？
文官和武將勳貴本質上是同一類人，因為他們是能夠自發產生秩序的。
文官不用多說，隨著王朝統治範圍的增大皇帝需要大量的讀書人來處理政務。
所謂“代天子牧民”，歷朝歷代皇帝可以將任何看不順眼的官員換掉，但卻仍然要依靠文官集團來治理天下。
武將勳貴控制兵權，看上去可能沒有文人那麼多彎彎繞繞和陰謀詭計，但暴力是所有秩序的底層邏輯。
文官在規則框架內可以佔盡優勢，但武將被惹急了是有掀桌子的能力的。
掀桌子是最後手段
考慮到抵禦外侮和穩定地方的需求，皇帝可以幹掉手握重兵的武將，乃至於長期採取以文抑武的方針。
但無論誰坐上龍椅也不可能把士兵全都解散掉，所以武將勳貴集團同樣永存。
如果說文官士大夫和武將團體如同盤根錯節的大樹，是自下而上構建的體系，那麼宦官和外戚更像是依附在大樹上的藤蔓。
他們本身是沒有任何根底可言的，卻能夠從皇帝那裡借到力量。
出於皇帝的信任，他們可以在皇權的庇護下大肆在朝堂要害職位中安插親信故友，久而久之形成龐大的團體。
如果發展順利，宦官和外戚同樣可以獲得掀桌子的能力，漢唐末期君主廢立猶如兒戲就是鮮明的例子。
不過無論宦官外戚，他們存在與否並不影響王朝運行，因此是可以被徹底消滅的。
綜上所述，在各大派系中武將勳貴的危險度最高，其次是宦官外戚，文官士大夫只能在規則體系中行動相對最安全。
二、掀桌子
無論是宦官外戚還是武將勳貴，他們就像掌握核武器底牌的超級玩家，如果在規則體系中持續失利就會考慮掀桌子。
東漢末期宦官與武將勳貴互相屠殺開啟了大家熟知的三國亂世。
東漢末年的宦官與武將勳貴之爭
唐代末年宦官專權，在激烈的鬥爭中皇帝聯絡文官試圖收回權力。
宦官直接發動“甘露之變”，斬殺中書省、門下省、金吾衛官員數百人。
多年後藩鎮朱溫又挾持天子將囂張跋扈的宦官集團一網打盡，僅留三十餘人作宮內日常打掃之用。
事實上不管是文官、武將還是宦官外戚，無論他們是忠是奸，意圖如何，想要控制朝政必然都有自己的班底。
同時控制朝政意味著責任，能做到這點的集團就算再壞起碼也是要幹活的。
曹操為了恢復生產殫精竭慮，魏忠賢同樣會因為邊患問題憂心忡忡。
但在互相屠殺模式開啟後，短時間內文武百官為之一空，體系崩潰，那麼王朝的氣運差不多也要到頭了。
所以你看黨爭多麼可怕，漢唐以來可謂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
宋朝也沒幸免，從王安石變法開始百年內新舊兩黨拼得你死我活。持續時間長，波及範圍廣，但總體而言烈度卻不高。
司馬光和王安石在朝堂上鬥得咬牙切齒，下了班還能一起喝酒聊天。
鬥爭中失敗者的結局通常是被貶官，但無一人被趕盡殺絕，只要心態良好小日子還能過的不錯。
例如蘇軾被貶謫後不但在南方娶了小妾，還跟人喝酒旅遊，吟詩作對，搗鼓出不少美食流傳後世，所謂：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宋朝的黨爭在後世被稱為君子之爭，甚至到了明朝還多有羨慕之人。
那麼宋朝的黨爭為何如此溫和？難道當時的讀書人就特別高尚嗎？
人性是相似的，宋代文人的吃相不比其他朝代要好看多少。
早在宋仁宗年間歐陽修就上疏《朋黨論》公然宣揚結黨：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邏輯是不是特別通順？小人會結黨，那麼君子為什麼不能結黨？為了高尚的目的志同道合的君子當然要團結奮鬥。
這道奏疏要是在朱元璋手裡，怕不是腦袋早被砍了十回八回了，但在氣氛寬鬆的宋朝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認同。
讀書人和那幫沒文化的勳貴宦官到底還是不一樣的，幹什麼事都得佔領道德制高點。
當然文人嘴上說的好聽，下手也毒的很。王安石、蘇軾雖然立場不同，但他們的人品卻是不容置疑的。
尤其是王安石，作為宰相不坐轎子，不納小妾，勤儉節約，私德方面堪稱千古楷模。
王安石
但隨著鬥爭的繼續，兩個人居然莫名其妙都出現了“扒灰”傳說，這在當時簡直就是喪盡人倫的事。
同樣的受害者還有後來的朱熹。所以人性是靠不住的，文官集團多讀了幾十年聖賢書最大的變化就是更狡猾了。
但是他們鬥得你死我活為何沒有掀桌子？不是不想，而是無能為力。
在各大集團中只有文官士大夫是沒有掀桌子能力的，宋代不但以文抑武，還嚴格限制宦官外戚干政。
所以宋朝黨爭屬於文官集團自我分裂，只要把有掀桌子能力的團體都趕出舞臺，就相當於為黨爭的烈度設置了上限。
這套制度同樣為後世的明朝繼承，當然從結果看沒宋朝做的好，限制住了武將卻讓宦官頻頻得勢。
但明朝即便是文官集團的鬥爭也常常你死我活，張居正死後被抄家，嚴嵩兒子被殺，自己垂暮之年靠乞討為生。
文官集團辦事總會找到充分理由，比如嚴嵩被扣了個謀反的帽子。
黨爭最終一定會發展到烈度的上限，文官士大夫掀不了桌子，但是利用規則體系從肉體上消滅幾個敵人還是可以的。
那麼宋朝新黨和舊黨為何沒有演變到這個地步？
三、不殺士大夫
根據《避暑漫抄》記載，宋太祖曾立下碑文祖訓：
“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明朝雖然也有不殺諫臣的慣例，但並非不殺士大夫，朱元璋親自操刀的幾次大案就殺的人頭滾滾。
沒有人是完美無缺的，文官間的黨爭想要殺人只要照著律法扣帽子就可以了。
但宋朝呢？不管你給對方扣上什麼帽子，也許能將其罷官免職，甚至流放邊疆，但終歸殺不了他。
要麼不做，要麼做絕。如果離弦之箭無法致敵於死地，那這支箭最好就不要射出去。
如果被流放革職之人哪天突然被皇帝想起來了怎麼辦？官復原職後會不會報復？
所謂“不殺士大夫”的意義便在於此，事情既然沒法做絕，那麼大家還是當君子做好人比較划算。
黨爭的危害當然非常大，不但直接干擾朝廷決策，甚至在某些關鍵時刻還會直接決定王朝的命運與走向。
不過出於自身考慮皇帝不一定討厭黨爭，但卻一定討厭你死我活的高烈度黨爭。
把能夠掀桌子的力量全部趕出朝堂，然後再用“不殺士大夫”的祖訓為黨爭雙方託底，宋代溫和的政治格局就此奠定了。
參考資料：
《宋史》
《明史》
《朋黨論》
《避暑漫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