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有利益就有冲突，作为统治核心，古代朝堂上的每个决策都会关乎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满朝大臣都是活生生的人，你当然不可能指望他们跳出三界外，皇帝圣明或者权臣当道镇得住场面倒还好。
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大臣们开始结成朋党，偏偏皇帝暗弱，几支力量还势均力敌。
那麻烦可就大了，党争的前提条件已经全部具备，朝堂上很快就要闹翻天了。
一、党争
历朝的党争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因为这本来就是场零和游戏。
也许斗争之初双方都还存着些许为国为民的念头，但你吃了亏得找回场子吧？不然还怎么带队伍？
好，这时候如果对方提出了个切中时弊的好建议，但是事办成了显然会让对方威望变得更高，你要不要支持？
党争胜负往往也看双方团队的综合实力，面对朝堂上众多的中间派，可能的话是不是要把他们拉拢过来？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斗争的烈度会越来越高，下限则越来越低。有立场而无原则，为反对而反对。
党争像战争，双方会不择手段的争取胜利。
党争还不如战争，战争对参战国来说是纯粹的力量消耗。打的再狠，烈度再高，几年内也会分出胜负。
但党争则是力量持续增强的过程，双方会不断的化公为私，将王朝从上至下的各个部门纳入囊中。
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是明君在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朋党的力量触及方方面面，只能在几个派系中搞平衡。
不过更大的可能性是连平衡都搞不了，朋党实在太强大了，甚至连皇权都不放在眼里。
从历史上看，参与党争的力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文官士大夫、武将勋贵、宦官、外戚。
当然这只是大致的分类，相同集团并非永远铁板一块，例如文官士大夫在明末就分为楚党、浙党、东林党等。
武将勋贵更加不得了，唐朝末年直接以藩镇为单位，看不顺眼就大打出手。
那么这些朋党集团在争斗中的特征和行为方式又是什么样的呢？
文官和武将勋贵本质上是同一类人，因为他们是能够自发产生秩序的。
文官不用多说，随着王朝统治范围的增大皇帝需要大量的读书人来处理政务。
所谓“代天子牧民”，历朝历代皇帝可以将任何看不顺眼的官员换掉，但却仍然要依靠文官集团来治理天下。
武将勋贵控制兵权，看上去可能没有文人那么多弯弯绕绕和阴谋诡计，但暴力是所有秩序的底层逻辑。
文官在规则框架内可以占尽优势，但武将被惹急了是有掀桌子的能力的。
掀桌子是最后手段
考虑到抵御外侮和稳定地方的需求，皇帝可以干掉手握重兵的武将，乃至于长期采取以文抑武的方针。
但无论谁坐上龙椅也不可能把士兵全都解散掉，所以武将勋贵集团同样永存。
如果说文官士大夫和武将团体如同盘根错节的大树，是自下而上构建的体系，那么宦官和外戚更像是依附在大树上的藤蔓。
他们本身是没有任何根底可言的，却能够从皇帝那里借到力量。
出于皇帝的信任，他们可以在皇权的庇护下大肆在朝堂要害职位中安插亲信故友，久而久之形成庞大的团体。
如果发展顺利，宦官和外戚同样可以获得掀桌子的能力，汉唐末期君主废立犹如儿戏就是鲜明的例子。
不过无论宦官外戚，他们存在与否并不影响王朝运行，因此是可以被彻底消灭的。
综上所述，在各大派系中武将勋贵的危险度最高，其次是宦官外戚，文官士大夫只能在规则体系中行动相对最安全。
二、掀桌子
无论是宦官外戚还是武将勋贵，他们就像掌握核武器底牌的超级玩家，如果在规则体系中持续失利就会考虑掀桌子。
东汉末期宦官与武将勋贵互相屠杀开启了大家熟知的三国乱世。
东汉末年的宦官与武将勋贵之争
唐代末年宦官专权，在激烈的斗争中皇帝联络文官试图收回权力。
宦官直接发动“甘露之变”，斩杀中书省、门下省、金吾卫官员数百人。
多年后藩镇朱温又挟持天子将嚣张跋扈的宦官集团一网打尽，仅留三十余人作宫内日常打扫之用。
事实上不管是文官、武将还是宦官外戚，无论他们是忠是奸，意图如何，想要控制朝政必然都有自己的班底。
同时控制朝政意味着责任，能做到这点的集团就算再坏起码也是要干活的。
曹操为了恢复生产殚精竭虑，魏忠贤同样会因为边患问题忧心忡忡。
但在互相屠杀模式开启后，短时间内文武百官为之一空，体系崩溃，那么王朝的气运差不多也要到头了。
所以你看党争多么可怕，汉唐以来可谓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宋朝也没幸免，从王安石变法开始百年内新旧两党拼得你死我活。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但总体而言烈度却不高。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朝堂上斗得咬牙切齿，下了班还能一起喝酒聊天。
斗争中失败者的结局通常是被贬官，但无一人被赶尽杀绝，只要心态良好小日子还能过的不错。
例如苏轼被贬谪后不但在南方娶了小妾，还跟人喝酒旅游，吟诗作对，捣鼓出不少美食流传后世，所谓：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宋朝的党争在后世被称为君子之争，甚至到了明朝还多有羡慕之人。
那么宋朝的党争为何如此温和？难道当时的读书人就特别高尚吗？
人性是相似的，宋代文人的吃相不比其他朝代要好看多少。
早在宋仁宗年间欧阳修就上疏《朋党论》公然宣扬结党：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逻辑是不是特别通顺？小人会结党，那么君子为什么不能结党？为了高尚的目的志同道合的君子当然要团结奋斗。
这道奏疏要是在朱元璋手里，怕不是脑袋早被砍了十回八回了，但在气氛宽松的宋朝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读书人和那帮没文化的勋贵宦官到底还是不一样的，干什么事都得占领道德制高点。
当然文人嘴上说的好听，下手也毒的很。王安石、苏轼虽然立场不同，但他们的人品却是不容置疑的。
尤其是王安石，作为宰相不坐轿子，不纳小妾，勤俭节约，私德方面堪称千古楷模。
王安石
但随着斗争的继续，两个人居然莫名其妙都出现了“扒灰”传说，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丧尽人伦的事。
同样的受害者还有后来的朱熹。所以人性是靠不住的，文官集团多读了几十年圣贤书最大的变化就是更狡猾了。
但是他们斗得你死我活为何没有掀桌子？不是不想，而是无能为力。
在各大集团中只有文官士大夫是没有掀桌子能力的，宋代不但以文抑武，还严格限制宦官外戚干政。
所以宋朝党争属于文官集团自我分裂，只要把有掀桌子能力的团体都赶出舞台，就相当于为党争的烈度设置了上限。
这套制度同样为后世的明朝继承，当然从结果看没宋朝做的好，限制住了武将却让宦官频频得势。
但明朝即便是文官集团的斗争也常常你死我活，张居正死后被抄家，严嵩儿子被杀，自己垂暮之年靠乞讨为生。
文官集团办事总会找到充分理由，比如严嵩被扣了个谋反的帽子。
党争最终一定会发展到烈度的上限，文官士大夫掀不了桌子，但是利用规则体系从肉体上消灭几个敌人还是可以的。
那么宋朝新党和旧党为何没有演变到这个地步？
三、不杀士大夫
根据《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曾立下碑文祖训：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明朝虽然也有不杀谏臣的惯例，但并非不杀士大夫，朱元璋亲自操刀的几次大案就杀的人头滚滚。
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文官间的党争想要杀人只要照着律法扣帽子就可以了。
但宋朝呢？不管你给对方扣上什么帽子，也许能将其罢官免职，甚至流放边疆，但终归杀不了他。
要么不做，要么做绝。如果离弦之箭无法致敌于死地，那这支箭最好就不要射出去。
如果被流放革职之人哪天突然被皇帝想起来了怎么办？官复原职后会不会报复？
所谓“不杀士大夫”的意义便在于此，事情既然没法做绝，那么大家还是当君子做好人比较划算。
党争的危害当然非常大，不但直接干扰朝廷决策，甚至在某些关键时刻还会直接决定王朝的命运与走向。
不过出于自身考虑皇帝不一定讨厌党争，但却一定讨厌你死我活的高烈度党争。
把能够掀桌子的力量全部赶出朝堂，然后再用“不杀士大夫”的祖训为党争双方托底，宋代温和的政治格局就此奠定了。
参考资料：
《宋史》
《明史》
《朋党论》
《避暑漫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