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8日，我因病住院，却意外发现肚子里长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肌瘤，由于事发突然，医生当天下午会诊，临时改变了手术方案，本来以为当天住院、第二天手术，第三天就能出院的微创手术，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住院八天，回家需要休息1-2个月的开刀手术，也正得益于此，我意外开启了毕业九年来，最难得的休假时光。
在北漂三大职业——广告传媒、互联网IT、金融当中，媒体广告人堪称水分最多，最鱼龙混杂，也是屌丝和草根最多的一个行业——这恐怕和广告传媒门槛低大有关系。毕业后，我曾在家乡有过短暂的工作经验，随后来北京，本是向往着一种更具使命感的媒体人生活而来，却终于在不断的碰壁和波折中，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公关人，而当我回顾过往十年，才发现青春如此短暂，那年花开年少时的憧憬和懵懂，随着在成人社会中的沉浮而不断被消磨，最终遗留在日志、博客、QQ空间和相册中，成为了定格在互联网中，又再难去翻越的尘封之物。
时间：2008
坐标：邯郸、天津
2008年的春天，大三下半学期开始，我在筹备考研。
和现在很多大学生还没毕业就积极实习投入社会实践不同，当时的我，对进入社会和工作有着莫名的抵触情绪，我是一个懒惰的人，贪恋当下的学生生活不可自拔，当大三开始，同班同学们纷纷开始投入实习工作的时候，我很自然地加入到了考研备考的阵营当中，一方面继续着上课睡觉下课上网追剧的生活状态，一方面往返于考研班当中，试图延续自己的学生生涯。
我的大学男朋友，是一个比我小一届、身高180的大二学生，对他来说，考研为时过早，但他依然选择了报班，同我一起上课。2018年春天，我们已经在一起半年多，就在前一年，我因为校报编辑部的工作和姨妈期肚子痛，晕倒在他怀里后，我们很自然地在一起了。
虽然比我小，不过郭以宁是个很有想法的男生，从在一起的那一天起，他就在跟我商量未来的事情，他告诉我，他的父母曾经远赴他乡，并且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出了自己的事业，毕业之后，他也可以回到那里去过安稳的生活，不过，如果和我在一起，我们可以选择去天津打拼，那样的话，他的压力就会有点大，所以他要努力，争取让自己变得更可靠。
因为成绩不好，所以比别人提前一年备考，因为是三本生，所以要比别人更努力。我喜欢他那种努力踏实的劲头。所以对于我们并不在一个校区，也不能经常在一起的事情，也没有那么介意。
我的舍友们，或许是最普通、又最不普通的那种了，她们大多来自于农村家庭，学习努力踏实，也没什么想法，大学期间，除了在青年志愿者协会打工，就是参加院系学生会、入党，我算是那个最不安分的，大一大二时，我作为校报记者团的学生记者，每天活跃于学校各大社团、学生会之间，采访校园活动，大三的时候，作为校报副团长的我，一方面觉得校报风气不正，团内并没有真正的记者媒体意识，另一方面觉得再玩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于是慢慢淡出了记者团，专心投入到了考研、恋爱和与舍友的消遣当中。
5月的一天，邯郸天气阴沉，这天下午，芳芳的男朋友——也是她的高中同学，要来学校看她，大家说好一起在外面聚餐。我们在等芳芳男友的时候，百无聊赖在宿舍追剧，下午午餐后不久，正认真看剧的我突然觉得头晕目眩，“会不会是血糖低？”我心里一边纳闷，一边努力忍受那种恶心眩晕的感觉，但下一秒，我意识到才刚刚午饭不久，怎么可能低血糖？我的舍友小小此时却突然说：“咦~你们看吊灯在动！”。
我和芳芳抬头，果然看到吊灯在左右摇晃，我感觉不妙，说：“会不会是地震了？”然后下意识地站起来，躲到了宿舍的柜子旁的角落里。
那种摇晃的感觉持续了十几秒，小小、刘晓诺坐在床上，我站在角落里，三人目瞪口呆，相对无言。不多久，我们听到外面喧哗骚动，很多人在喊“地震了”，楼道传来纷乱的脚步声，不多久，楼下就站满了匆忙下楼的人。
我们也跟随人群下了楼。
2008年，诺基亚盛行的年代，4G还未普及，那是一个移动互联网还处在初级水平的时代，信息没有如今发达，对于意外状况的准确信息掌握，自然不够准确，当惊魂未定的我们发现邯郸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时候，周围的同学们有的开始接到家人、同学打来的电话，有的在给外地的朋友电话询问地震的问题。一时之间，关于地震的传言遍及大半个中国，有人说广州地震，有人说天津地震，有人说是甘肃，有人说是上海，关于地震的消息通过短信和电话从四面八方传来，听起来那么证据确凿却又那么不合逻辑，而终于确认是四川汶川地震的时候，已经是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
2008年5月12日下午，我们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房子，大家在房间里做饭，聚餐，我时不时给在绵阳的高中同学电话，却发现电话打不通，我发了几条短信过去，也都没得到恢复，当时，大家只确认是四川地震，却不知道到底是哪里，而担心，也因为通信的阻碍更多一层。
随后的几天里，当汶川地震的消息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整个校园也都陷入到了沉痛和悲伤当中，我们无心上课，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收听关于地震的最新消息，救援物资是否充足，映秀的具体情况到底如何，为什么新校舍会在灾难中坍塌成一片废墟……学校里也有两个来自汶川的学生被校领导叫去的传闻。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明白了去灾区援助，也需要专业的知识，一味地拥挤过去反而适得其反，也是在那一瞬间，心中的某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开始被唤醒：做个新闻工作者，深入一线，或者做个志愿者，帮助有困难的人……少年的热血在那段时间被激发，多年以后，当我再次回想起那段时光的时候，我才发现：
地震的灾害如此伤痛，以至于哪怕是旁观者的我，也都不得不承认，那是我大学时光里，最难以忘怀的事件之一，也是唯一一次，我与外界世界有过难得互动的事件之一——草根如我，愚钝至此，也是讽刺。
汶川地震事件持续了一个多月，情绪才渐渐下沉以致平淡，面对即将到来的考试季，大家上自习的时间渐渐多了起来，虽然我一直在坚持上考研课，不过大学两年多疏于学习的关系，我的效率并不高，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考研的目标在哪里，或许，我真的只是为考而考。
或许，我是惧怕成人社会。
2008年6月的一天，我和郭以宁在餐厅吃饭，他问我到底有没有想好考哪个学校的研究生，我踟蹰了一下，随即坚定地说：就考中国传媒大学吧，学新闻。
那一天，废柴如我并没有意识到，青春并不是偶像剧，一时的画面定格，带来的并非剧情的狂飙突进，也有可能是反转。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未来充满了希望，夏日的蝉鸣、法国梧桐下树影的斑驳和冰淇淋永远是主旋律，我们谁都不去想未来到底能怎样，只需要沉浸在校园当中，就足够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