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期间是日本学者进行农村调查的第一世代，随着侵华战争的开展，日本的农村调查研究范围由东北开始不断扩大。日本的农村调查带有较为浓厚的目的性，为制定殖民统治政策服务。在这一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华北农村惯行调查资料，以问答的形式收录口述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并被学术界广泛采用。
华北农村惯行调查资料作为农村调查，具有基层性的特征。而同样作为基层管理的组织“新民会”则与华北农村的调查息息相关。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维护华北地区的统治秩序，强化对统治区的管理，日本仿效伪既有的满洲国“协和会”建立“新民会”。“伪国民政府”成立前后，新民会进行了重大改组，建立与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系，日本对“新民会”的控制增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在中国战场的形势受限，进而增强对“新民会”的影响，扩张“新民会”基层组织，再次进行改组。在日本的中国农村调查中，具有大量关于新民会调查的内容，对新民会的发展和改组起到了参考作用。
起初“新民会”的主要内容是思想宣传的奴化工作，通过改组后，“新民会”在华北地区参与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活动。通过华北农村惯行调查，可以对新民会的基层管理有所把握。
在思想宣传方面，“新民会”通过学校教育、出版、广播等方式宣传“新民主义”，“大东亚共荣思想”和反共思想。在1940年针对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华北农村惯行调查资料中，就有关于青年教育问题的回答。当问及“有没有推荐大家识字”的时候，村长张乐卿回复“新民会有贴过海报”，并且每年会来一两次进行演讲。当演讲的时候，村民聚集在路边。在演讲的过程中，新民会成员还向村民阐述了教育的重要性。由此案例可以发现，新民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思想宣传和教育工作，但在部分村落没有形成固定的方式和时间，并非系统化的宣传。
在政治活动方面，“新民会”组织召开联合协议会，召开村民集会，但无太多实质性成果，这一点在调查中也有所印证。在11月6日针对郝国樑的访谈中，郝国樑回答新民会目前在村中还没有集会，新民会的班长未承担具体工作。合作社的社员是被新民会命令而加入，但部分人可以拒绝命令。除此之外，据村民回答村中还有年龄在十五岁到二十五岁间的十余人组成的“青训生”（新民青年团），以培养指导干部，进行政治工作。
在经济领域，“新民会”通过组织合作社，开展“增产运动”，征发劳工等对日本军事行动进行支持，并通过社会救济增进民众的亲近感。但不同主体对此有不同认识，两位村民在回答物资分配问题时指出，新民会关于小麦面粉的分配因为品质差没有买主，县里会强制村民购买。而前村长张乐卿面对“新民会对村里做什么样的事情”时回答，“为村民谋求安定的生活。比如贷款挖井、低价卖出物资、其他贷款等等”。由于战争期间的农村调查受到政治影响，调查内容可能会偏离事实。但通过村民之间对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看出，村里不同主体对新民会的认识不同。在调查过程中对多主体进行访问，能够更真实全面地反应村民的态度。
在军事层面，“新民会”建立武装自卫团对抗反日势力。在华北农村惯行调查中，有较大幅度的内容与自卫团相关。如询问保甲和自卫团的关系，自卫团的组成编制，组成时间等。
在战争期间，日本方面组织了规模性的华北农村惯行调查，主要针对村落、税收等问题进行调查，同时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提供借鉴。在1940年的调查中，有关新民会的内容出现频繁，为该时间段及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对新民会的改组提供了参考。但在针对新民的调查中，村庄主要人物提供的回答与村民的回答形成了较大差异，对新民会的认知和感情有所不同。因此，通过惯行调查报告可以展现新民会在基层管理中发挥的作用。同时由于战争和政治的影响，也应以辩证的态度进行参考，综合分析报告中多主体的不同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