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禪宗 （中國佛教宗派）
禪宗，又稱佛心宗，漢傳佛教宗派之一，始於菩提達摩，盛於六祖惠能，中晚唐之後成為漢傳佛教的主流，也是漢傳佛教最主要的象徵之一。漢傳佛教宗派多來自於印度，但唯獨天台宗、華嚴宗與禪宗，是由中國獨立發展出的三個本土佛教宗派。其中又以禪宗最具獨特的性格。其核心思想為：“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1]
《六祖壇經》《五燈會元》等是禪宗的佛經，《百丈清規》是禪宗的律。撰寫《百丈清規》的百丈禪師認為《瑜伽菩薩戒》和《瓔珞菩薩戒本》雖屬大乘，卻只是佛陀根據印度情況而制定的戒律，墨守成規會顯得生搬硬套。因此百丈禪師根據風情、地理、人士風俗等，博採大小乘戒律中適合中國國情的合理部份，制定出一部新的管理制度，這就是《百丈清規》。 [2]
慧能傳承的禪宗，讓中國人知道佛教不從外來，如眾生的佛性本具。得佛心者知佛不從外得，信佛教不從外來。印度達摩西來傳的就是這個心印。慧能指出佛性人人皆有，創頓悟成佛之學，一方面使繁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面也使從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因此，他被視為禪宗的真正傳承人。
禪宗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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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是中國佛教宗派之一。主張頓悟法要“見性成佛”自初祖達摩祖師起，皆指人心，不拘修行。又因以參究的
方雲禪畫 守安禪師禪話 南臺靜坐一爐香
方法，徹見心性的本源為主旨，亦稱佛心宗。傳說創始人為菩提達摩，下傳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下分為南宗惠能，北宗神秀，時稱“南能北秀”。北宗神秀是以“坐禪觀定法“為依歸，漸進禪法，漸修菩提。所以稱之為“漸悟”。南宗慧能大師是以“即心即佛！”“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依歸。不拘泥”坐禪“”觀定"與否即成佛道！所以稱之為“頓悟”。
時北宗神秀大師所傳“坐禪”（坐禪入定法門）即是次第法門。由北宗神秀法門在北方盛行，所以在《六祖壇經》曾記錄“京城大德雲：不經坐禪修定而得解脫者，未曾有也。”而南宗慧能大師最忌諱學佛法者執著於類似”坐禪觀定“的有為法《六祖壇經》中亦記錄雲：“只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亦曾言”常坐拘身，於理何益？”南宗慧能大師所傳為佛之心印，不拘泥萬法而領悟得道，由是不論次第，直了成佛。（出自六祖壇經自序品，頓漸品）
相傳中國禪宗為菩提達摩祖師所創，宗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時人有傳，達摩面壁九年為坐禪修定，所以得道，實則在任何一部傳記或者歷史中均無此事記載。只記錄”面壁九年”這四字而已。
而其禪宗宗趣，常以問答形式導引人悟道。
例子：“
（禪宗多位祖師傳法之事要，始見於多種古錄，今以此文出處列舉一二，以示禪宗宗趣流傳之精要。下列問答出於《五燈會元》《景德傳燈錄》《佛祖統記》《高僧傳》《續高僧傳》《馬祖道一語錄》）
慧可禪師（禪宗二祖）問道：“諸佛法印，可得聞乎?”
祖師道：“諸佛法印，非從人得。”
慧可禪師（禪宗二祖）聽了很茫然，便說：“我心未寧，乞師與安。”
祖師回答道：“將心來，與汝安。”
慧可（禪宗二祖）禪師沉吟了好久，回答道：“覓心了不可得。”
祖師於是回答道：“我與汝安心竟。”
慧可禪師（禪宗二祖）聽了祖師的回答，當即豁然大悟。
僧璨大師因故而染“風疾"。
僧璨（禪宗三祖）而問慧可大師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
慧可大師（禪宗二祖）曰：“將罪來，與汝懺。”
僧璨（禪宗三祖）良久曰：“覓罪不可得。”
慧可大師（禪宗二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
僧璨（禪宗三祖）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
慧可大師（禪宗二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
僧璨（禪宗三祖）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
祖深器之，即為剃髮，雲：“是吾寶也。宜名僧璨。”
十四歲的沙彌道信（禪宗四祖）前來拜師，
說：“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
僧璨（禪宗三祖）說：“誰縛汝?”
道信（禪宗四祖）答：“無人縛。”
僧璨說：“何更解脫乎?”於是道信（禪宗四祖）大悟。
馬祖道一大師“坐禪習定於”衡嶽傳法院。遇讓和尚。知是法器。
讓和尚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
馬祖道一雲：“圖作佛。”
讓乃取一磚。於彼庵前磨。
馬祖道一問曰：“磨磚作麼。”
讓曰：“磨作鏡。”
馬祖道一曰：“磨磚豈得成鏡。”
讓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耶。”
馬祖道一曰：”如何即是？“
讓曰：“如牛駕車。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
馬祖默然無對。
讓又曰：“汝為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 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師聞示誨。如飲醍醐。
禪宗“宗趣”，在以生活中種種事項”參禪”而得道。由一切事中所做皆向“心”求，久必知心，知心即知佛。所以六祖常言：“即心即佛。”唯向心內領悟。而“坐禪習定”法門，唯是北宗神秀大師倡導“修佛”而來，並非禪宗，而後進學佛人，研佛人經常以為“南能北秀皆是禪宗”實則是不知“禪宗宗趣”在於“參禪”而非“坐禪”。所以“禪宗”亦稱“佛心宗”唯其以悟“心”而得法故！
本土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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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玄學對僧肇佛學思想的影響， 他認為:“僧肇的佛教哲學體系與玄學的關係尤為密切。從概念到命題， 從結構體系到思想方法， 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僧肇受玄學的影響和對玄學的發展。 ”關於玄學對禪宗的影響， 他認為:“在堅持佛教基本立場、 觀點與方法的同時， 禪宗又將佛教的思想與傳統的思想， 特別是老莊玄學的自然主義哲學與人生態度以及儒家的心性學說水乳交融般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獨特的哲學理論與修行解脫觀 [4] 。 ”
徐小躍對禪學的老莊化進程有如下的看法:“達摩系禪學思想， 更多地是在抽象的意義上去融合老莊的天人之學。惠能禪學思想， 更多地注重在思想內容上自然地透露出老莊天人之學的精義。至於惠能禪的後期禪宗更是在本來具有的意義上體現出禪與老莊的契合。並且， 在‘自然’ 範疇的統攝下，終於把老莊的天人之學與禪宗的心性之學聚會到‘自然’ 這面旗幟下。在一定程度上說， 禪學的老莊化進程， 是隨著後期禪宗對老莊思想的昇華而宣告最後完成的 [5] 。 ”張立文認為，印度佛教中國化過程的完成， 主要是以道家哲學為主體認知結構而實現的。魏晉佛學採取格義的方法融會吸收道家哲學， 會有些比附的味道， 至唐代佛學尤其是禪宗的出現， 使佛道兩家之學更加密切地融合起來。禪宗“自性具足” 、“見性成佛” 的主張， 顯而易見地吸收了道家哲學“自足其性 ” 、 “任性逍遙” 的觀念 [6] 。李霞認為:“沒有道家自然主義、 平等思想和自由觀念的浸透， 禪宗也許會產生， 但它只能保持達摩禪的基本概貌， 而不可能造就出慧能以後的新禪宗 [7] 。 ”
通過學者們的如上論述， 可以看出， 道家哲學在佛學中的體現， 是通過佛教中國化不同階段所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而表現出來。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禪學對於道家哲學的自然論、 人生論、 天人觀等思想的吸收和融攝。
禪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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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思想體系的內涵、結構、核心來看禪宗的基調是以心性論為基點，通過心性修持獲得心性昇華的心性學說，是一種擺脫煩惱、追求生命自覺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貫穿於禪宗心性學說、文化思想的本質內容是：自然——內在——超越。
禪宗吸取中國道家的“自然”觀念來詮釋人的生命自然狀態、人的自性。道家把自然規定為萬物的本質、本性，是不假人為、自然而然、本來如此的真實存在。“僧家自然者，眾生本性也”。（《荷澤神會禪師語錄》）禪宗認為，“自然”就是眾生本性，也就是佛性。這也就是把佛性界定為自足完滿、純真樸實的生命本然。人的本性既然是自然的，也就是內在的，是內涵於人身的本質性存在，既非外在的神靈所賦予，又非通過超越經驗、違揹人性的作為所獲得的，同時也是各種外在因素所不能消滅的。人的內在自性是生命的主體、成佛的根據。人的現實感性生活是自性的外在作用和體現，人轉化為佛是自性的發現，是由此而生的精神境界的顯現。人的自性是內在的又是超越的，因為內在本性是清淨、圓滿、純樸、覺悟的，是離開一切現象，有別於人的外部表現的。如何實現超越？禪宗認為修禪成佛，就是見性成佛，就是向自己心性去體認，識得自性便成佛道，便是實現了超越。禪宗強調佛就在心中，涅槃就是生命過程之中，理想就是現實生活之中。這樣，禪宗就把彼岸世界轉移到現實世界，把對未來生命的追求轉換為內心反求。由此禪宗反對捨棄現實感性生活扭曲自性去尋求超驗，而是強調“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壇經》），要求在日常生活中發現超越意義，實現理想精神境界。禪宗公案中的“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法演語錄》卷下）就是提倡心靈溝通，要求會心體悟。禪宗要求以“飢則吃飯，困則打眠，寒則向火，熱則乘涼”（《密庵語錄》）中體會禪道，從“青青翠竹，鬱郁黃花”（《祖堂集》卷三）中發現禪意。禪宗要求從青山綠水中體察禪味，從人自身的行住坐臥日常生活中體驗禪悅，在流動無常的生命中體悟禪境，從而實現生命的超越，精神的自由。
禪宗提倡內在超越，這種超越意識的具體內涵是什麼呢？我們認為包括了超越對象、超越方法和超越結果幾個方面，這裡著重論述超越對象和超越結果。
為了追求解脫，成就佛道，禪宗設計了一套消解人們心靈深處的緊張、矛盾、障礙，超越二元對立的方案。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從自然中分裂出來的獨立實體，嚮往與自然同樣具有永恆性、無限性，嚮往與自然的同一是人類最深沉、最根本、最強烈的內在願望。生命現實與美好願望並非一致，生命短暫與時間永恆、生命個體與空間整體、生命主體與宇宙客體等一系列人類所面臨的矛盾，是禪宗的超越對象，超越目標。
人生短暫與宇宙永恆的矛盾最能激發人內在心靈的不安與痛苦。了脫生死大事是佛教也是禪宗的最基本目的。禪宗以“無生”思想來泯滅生死界定，超越生死的時間界限。“幾回生，幾回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永嘉證道歌》）“無生”，指一切事物是無實體的、空的，由此也是無生滅變化的。這是要求轉變觀念，從生滅的現象中看到無生無滅的本質。生滅是短暫的，無生無滅是永恆的，從悠悠生死中了悟無生，就是在短暫中體認永恆，消除短暫與永恆的隔閡。
個體生命的認識和實踐等多方面的有限性與宇宙空間的無限性的矛盾，也是引人困惑不安的永恆性課題。禪宗通過無限擴張個體心靈的作用來擺脫個體生命的侷限，進而消除有限與無限的矛盾。“心境明，鑑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同上）這是說只要人的心境明淨透徹，就能周遍宇宙萬物，從而在內心實現泯滅內外的超越，使有限與無限在個體心靈中相即圓融。
由生命與萬物、主體與客體的矛盾而引發的物我、有無、是非、善惡、真妄、苦樂等一系列的差別對立，是又一使人產生煩惱、痛苦的根源。這也是禪宗大師們所著力尋求解決的一大問題。他們繼承道家的思想，通過直觀宇宙本體（道、無）來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他們宣揚“本來無一物”（《壇經》）、“本來無事”以消解矛盾，稱“體諸法如夢，本來無事，心境本寂，非今始空。……既達本來無事，理宜喪己忘情，情忘即絕苦因，方度一切苦厄。”（《禪門師資承襲圖》）即一個人了悟萬物如夢如幻，一切皆空，做到忘卻情慾，超越自我，也就不存在生命與萬物、主體與客體的對立了。為此，他們特別強調“無念”的重要性，“念”，指妄念，要求人們不被糾纏於種種差別的妄念所迷惑。
即心是佛
要之，達摩至惠能，其間二百五十年，本宗所舉揚之禪風獨樹一格，祖師語錄常引經據典，提示整體佛法，不墮於宗派之對立，可稱為禪宗之成立時
紫砂達摩像【延芫法師制】
期。南嶽、青原以至唐末五代，其間二百五十年，南宗禪一枝獨秀，于思想層面而言，摒除語言文字之葛藤，建立‘即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之精神；於實際生活上，建立以僧堂為中心之禪院規制；於禪法之弘傳、演布方面，更以靈活生動之機法接引學人，以棒喝拂拳之機用宣揚宗風。久之，乃漸成五家之分立。此一時期，可稱為禪宗之發達時期。兩宋三百二十年，臨濟宗復衍出黃龍、楊岐二派，而成為我國禪宗之‘五家七宗’。其中，黃龍派後來由榮西傳至日本；楊岐派自楊岐方會後，陸續有五祖法演、圜悟克勤、大慧宗杲等大揚禪旨，蔚為禪之主流。又曹洞宗系統之宏智正覺與臨濟宗系統之大慧宗杲各倡默照禪、看話禪。於此一時期，諸教融合導致三教一致、教禪調合、禪淨雙修之傾向，本宗漸失其獨立性格，是為禪宗之守成時期。元明乃至清乾隆之世，其間四百五十年，為禪宗之衰頹期。其間雖有海雲印簡、萬松行秀、破庵祖先、無準師範等一代宗師相繼崛起，然就一宗之大勢而言，畢竟已呈儒道釋調合、教禪一致之定局。 [8]
近代禪宗大師首推虛雲和尚（1839～1958），於其百二十高壽中，一生弘法不懈，廣建叢林，竭力振興禪宗，維繫六祖以來之法脈；傳世著述有虛雲和尚法匯、虛雲和尚禪七開示錄等。 [9]
見性成佛
一花五葉 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
要之，本宗與其他諸宗之相異處，在於不立正依之經典，即使引用經典亦為一時之方便施設，最主要者莫過於依佛心，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以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為在不涉思惟計度之情形下，外加學問修證之功，以明取本心之故，乃有清規之創設。尊宿、大眾於一定之規矩下，定時起臥、打坐；尊宿為大眾開示諸佛列祖之機緣以提撕之。又閱讀經典雖非要務，然仍以楞伽、維摩、金剛般若、首楞嚴等諸經為眾經之核心。古來尊宿亦遺有語錄，成為後世禪徒習禪悟道之重要參考資料。[10]
“現身成佛”與宗門“明心見性”，“見性成佛”之語大同，仍須斷惑，方能證真，方可了生脫死。若謂現生即已三惑[1]淨盡，二死[2]永亡，安住寂光，了無事事，則為邪說，為魔話。（復溫光熹居士書一）
[1] 三惑：即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
[2] 二死：即分短生死、變易生死。
摘自印光大師《佛法修行止偏法要》 [11-12]
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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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
少林寺，有“天下第一名剎”之譽；是中國漢傳佛教禪宗祖庭，位於河南省登封縣嵩山少室山五乳峰下。因寺院坐落於少室山陰密林之中。故而得名。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孝義帝為佛陀禪師修建，敕就少室山為佛陀立寺。薩提達摩來此，於寺凝修壁觀，建立禪宗，歷代屢次重修。禪宗傳承以達摩為初祖，少林寺西北有初祖庵，建於宋代，石柱上有宋宣和七年(1125年)題字，寺西南原有二祖庵，中有二祖慧可塑像。
匡教寺，位丁河北成安縣，禪宗二祖慧可說法之處，相傳達摩曾在此為二祖說法。
山谷寺，又稱乾元寺、三祖寺。位於二安徽潛山西北三十里的三祖山，禪宗三祖僧璨大師曾在此講經說法，寺廟有僧璨大師塔。
黃梅四祖寺，位於湖北黃梅縣雙峰山下，距縣城15公里.古稱幽居寺，原名正覺寺，又名雙峰寺，是中國佛教禪宗第四代祖師道信大師的道場，寺廟創建於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距今已有1370年的歷史，是中國禪宗第一所寺院。禪宗四祖道信曾居於此。
五祖寺，原名東山寺，或東禪寺，後世改稱五祖寺，位於湖北省黃梅縣東12公里的五祖鎮東山之上，地處大別山主脈東端南沿，與九江隔江而望。建於唐永徽五年（654年），是中國禪宗第五代祖師弘忍大師的道場，也是六祖慧能大師得法受衣缽之聖地，被御賜為“天下祖庭”。
南華寺，位於廣東韶關南六十里處，原名寶林寺。禪宗六祖慧能開法於此。寺內有六祖肉身塔，供於六祖殿內。
不喜歡是可以理解的。被他們取代的隋，不但皇帝姓楊而且尊佛。甚至為了畫清界限，李唐也要改弦更張，何況被道教尊為教主的老子據說還姓李。因此，儘管老子究竟是誰從未定論，更非號稱“道德天尊”的真神，跟李世民他們家也風馬牛不相及，唐太宗仍然在貞觀十一年（637）宣佈尊道抑佛的命令，宣佈道教的民主黨在佛教之上。
這一年，武則天進宮，成為唐太宗的女人。
年方十四的武則天當然管不了這事，出面據理力爭的是高僧法琳。他甚至對唐太宗說，陛下的李氏出自鮮卑，與隴西李氏毫無關係。意思也很清楚：大唐是胡人的王朝，應該尊奉胡人的宗教，何況拓跋的血統比老子高貴多了。
法琳自以為得計，卻沒想到犯了大忌，李氏父子最痛恨的就是把他們視為胡人。想當年，純正鮮卑血統的北周武帝宇文邕滅佛時，就明確而坦然地宣佈自己不是胡人，也不怕下阿鼻地獄。法琳哪壺不開提哪壺，豈非找死？
勃然大怒的太宗皇帝將法琳打入死牢，並且下令說：法琳不是在著作中發音口誦觀音的人刀槍不入嗎？那就讓他在獄中好好唸誦菩薩的聖號，七天之後再來試刀。
期滿之日，執法官問：念觀音有效嗎？
法琳答：貧僧不念觀音，只念陛下。
執法官說：你怎麼念起陛下來？
法琳答：因為陛下就是觀音。
太宗皇帝輕輕蔑地撇了撇嘴，將法琳流放到益州。[1]
法琳躲過一劫，問題卻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事實上，恰恰我們在《南朝，北朝》中說，自從胡僧佛圖澄被後趙皇帝羯人石勒尊為“大和尚”，佛教在中國就跟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要依靠皇權與道教爭奪江湖領土，國家則要重新行使宗教統治。只不過，主動權在制服。皇帝可以選擇佛教，也可以選擇道教，還可以在兩者之間搞平衡。
原因，則各種各樣多樣。
隋文帝是公私兼顧。。這個武川軍閥誕生在佛寺，由一位比丘尼撫養成人，對佛教徒有深厚的感情。更重要的是，興佛不但可以報答養育之恩，證明自己得天獨厚，還能與滅佛的[2]前朝撇清關係，爭取到佛教信徒的眾多人心。[2]
後來武則天的崇佛，原因也在這裡。
於是，前面的皇帝滅佛，後面的篡位者就興佛，比如楊隋；前面的王朝崇佛，後面的取代者就抑佛，比如李唐。他們必須這樣選擇，非如此不能顯示自己正確。佛道兩教的此消彼長，也不是什麼風水輪流轉，而是強權在操縱。
這實在與信仰無關。
中國的皇帝，也沒誰真有信仰。他們首先要考慮的是政權的穩固、統治的長久，佛教卻總讓他們放心不下。五胡十六國以後，佛教興盛發達，僧尼不入編戶，不納賦稅，不敬王者，許多寺院甚至有著自己的法律法規（僧律）和武裝力量（僧兵），儼然王土之上的國中之國。幸虧它們規模有限也未聯成一體，否則那些方丈豈非割據的諸侯？[3]
問題是他們還要自稱“佛子釋種”，等於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即便那些帶髮修行的居士，雖然也娶妻生子，但誰能保證孩子們不會被教育成“中國面孔天竺心”？
更嚴重的是，靠著佛教，外來文化和異端邪說有了“思想租界”。那些崇洋媚外和離經叛道的異己分子，完全可以躲進那裡“政治避難”，以佛祖的名義蠱惑人心，不斷挑戰儒家倫理的底線。其種種表現，已如前章所述。
這很危險。寺院超過規模，會亡國；信徒超過數量，會亡種；文明根基動搖，會亡天下。因此，在統治階級和正統儒家眼裡，佛教豈止精神鴉片，簡直就是定時炸彈。唐太宗只是貶低佛教，仍然讓佛教與道教並行，已是開明。
相比較而言，道教讓人放心得多。
道教能夠成立，自然有它的道理，也有它的優點，最突出的優點就是具有中國特色。比方說，食人間煙火，修現世功德，講修身養性，求長生不老。這些都非常符合華夏文明的現實精神，何況道教的養生之道也不乏技術含量。
更何況，它好歹也是中國人“自主研發”的。
可惜道教不爭氣，總也鬥不過佛教。說起來這也怪不得他們。中國原本沒有宗教土壤，不可能自發產生宗教，只能照貓畫虎。這樣硬生生弄出來的東西，便只能一半是佛教的山寨版，一半是巫術的升級版，哪裡比得上體大思精內涵豐富的佛教？人心所向，皇權也奈何不得。
競爭不過，只好動粗。
於是，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之後，又有了唐武宗的會昌毀佛和後周世宗的整頓佛門，史稱“三武一宗”四次大法難。儘管此前由於武則天和其他皇帝的扶植，佛教在唐代曾達到鼎盛。但在武宗的打擊下，已是元氣大傷。
這雖然理無可恕，卻也情有可原。
原因不僅在於武宗崇道，更因為佛教的過速發展已經嚴重影響到政權穩定和國計民生。以當時的生活水平，十戶人家才能供養一個僧人，而會昌五年（845）還俗的僧尼就多達二十六萬，大唐子民的負擔之重可想而知。這時就算換了武則天，恐怕也得調整政策，何況武則天只有一個。[4]
但，三武一宗以後，卻再也沒有滅佛的事情發生。佛教不但與朝廷，與道教和儒家也相安無事。文學作品如《紅樓夢》中，佛僧和道士還往往聯手。明代嘉靖皇帝崇道，清代雍正皇帝信佛，都沒有引起政局的動盪。自稱破塵居士或圓明居士，在宮中舉行法會說法受徒的雍正皇帝，甚至照樣毫不留情地颳起廉政風暴，將帝國的財政扭虧為盈。[5]
這當然不會是皇權政治變成了神權政治，只可能是佛教發生了變化，當權者、儒家和道教也做出了相應調整。他們學會了和平共處和中庸之道，也懂得了“鬥則兩敗，和則俱存”的道理，終於攜起手來致力於中華文明的共建。
首先是佛教在帝國的結構中擺正了位置。他們通過種種方式和途徑，包括對寺院規模和僧尼數量的自我控制，一再向統治者表明心曲：自己將永不謀求執政地位，也不打算將中華帝國變成中華佛國。但，這隻能保證他們不再遭受迫害和法難。要想長期生存，必須自我革命，自我拯救。
也就是說，徹底中國化。
中國化早就開始了。第一步是巫術化的浮屠道，時間在東漢到五胡十六國；第二步是玄學化的般若學，時間在西晉到東晉。靠著這兩步，佛教從鮮為人知的外來文化變成了風靡天下的中華時尚。這就讓他們意識到，與華夏傳統相結合才是自強自立的不二法門，而代表著這傳統的是儒家，因此還必須邁出關鍵的第三步——實現自身的儒學化。
儒學化的佛教就是禪宗。[6]
禪宗雖然創始於唐，大行其道卻是在宋，佛教不再有性命之憂也是在宋。這說明任何事情都有一個過程，佛教的中國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管怎麼說，這一切都是從惠能開始的，他提出的“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正是佛教的儒學化綱領。[7]
這就同時給我們提出了四個問題：禪宗怎樣實現了佛教的儒學化？實現這一革命目標的為什麼不是別的宗派，而是禪宗？變革為什麼不早不晚，偏偏在這時發生？禪宗在改變了佛教的同時又改變了別的什麼？
那就讓我們探個究竟。
[1]法琳最後死在流放途中。他的事蹟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鑑》均無記載，只見於《續高僧傳》卷二十四、《開元釋教錄》卷八、《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等，任繼愈主編《宗教詞典》有條目。
[2]見《隋書·高祖紀》，並請參看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隋兩帝重佛宗法俱受歸戒事》。
[3]請參看范文瀾《中國通史》第四冊。
[4]會昌五年全國人口統計為四百九十五萬餘戶。按十戶人家供養一個僧人計算，二十六萬僧尼的供養者達二百六十萬戶，已經超過全國人口的半數。辛替上書勸諫唐中宗時甚至說，天下之財，佛有十之七八。見范文瀾《中國通史》第四冊。
[5]請參看拙著《品人錄》。
[6]此處及以後所稱禪宗均指惠能開創的南宗。特此說明，不再另注。
[7]見《六祖壇經·決疑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