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达与泰西封只有一步之遥。
泰西封是波斯萨珊王朝的故都，巴格达则原本是底格里斯河西岸的一个村落，距离泰西封只有32公里。阿巴斯王朝的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al-Mansur）把它定为新都，而且像罗马皇帝帝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隋炀帝营建洛阳一样，经常选址并亲自监工，当然不会是心血来潮。
实际上，“巴格达”这个名字很可能来自波斯语，意思是“真主的恩赐”。建成之后的正式名称则是麦地那·萨拉姆（Madinah al-Salaam），意思是和平之城。这就意味着帝国将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放弃地中海，转而同时波斯的传统，寻求波斯的支持。难怪阿巴斯人要把自己的政权称为道莱（Dawla）了，他们开创的确实是一个新纪元。[29]
新，是方方面面的。
首先，王朝在曼苏尔和他以后都“一国两府”。哈里发是宗教领袖和国家元首，行政事务和大权则交给名曰维齐尔（Wazīr）的宰相或首席大臣。他们通常由波斯人担任，权力大到不但理所当然地主持国务会议，而且可以任命和罢免行省总督。基督徒和犹太人也被委以大臣和顾问的要职，阿巴斯王朝变成了联合政府领导的多民族帝国。[30]
这与定都大马士革的伍麦叶风格迥异。伍麦叶王室是不相信非阿拉伯人的，他们也不会把国家事务假手他人，对其他民族的文明更不感兴趣。这个从麦地那乌他们的“关中本位”政策就是阿拉伯人，尤其是阿拉伯武士。玛到哈里发国家一路上升的家族，更像隋唐初年的关陇集团。
这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作为旧政权的颠覆者和过去的少数派，他们既不能承受伍麦叶的人，自己又没有执政能力，只好就地取材使用波斯官员和波斯官制。何况阿巴斯人造反起义时得到了什叶派，基督徒，犹太人和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支持，胜利之后总要以德报德。
结果，政权的性质就变了。
变化也有两方面。一方面，统治集团由过去的阿拉伯贵族和阿拉伯武士，变成了职业文官、商人地主和教法学家组成的群体。另方面，帝国也变成了波斯化的王朝。实际上这些久居伊拉克的阿拉伯征服者，早就与那些被征服的萨珊贵族眉来眼去，现在更是心安理得地接过波斯传统，模仿波斯习俗，迷恋波斯女人。当波斯音乐从底格里斯河畔的豪华别墅飘出来时，他们与沙漠中的游牧生涯已如隔世。
这又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过去的武夫变得文雅，帝国的政策也变得宽容。这种宽容是当时西方世界所没有的。犹太人、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被允许坚持自己的信仰，更被允许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没有焚书坑儒，也没有异端裁判所，尽管维系帝国统一的纽带仍然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31]
宽容和雅致催生了文明之花，阿巴斯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片欣欣向荣。富饶的两河流域提供着各类丰富的农产品，从大唐战俘那里学到的造纸术传遍全国，纺织业和银行业茁壮成长，交通运输四通八达，巴格达开出的支票可以在摩洛哥兑现。总之，当中国的大唐陷入安史之乱的泥潭不能自拔时，阿巴斯人却迎来了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
当然，也是和平时代——萨拉姆。
于是就有了功德无量的“百年翻译运动”。从公元830年到930年，也就是中国的晚唐五代时期，对其他民族文明成果大规模有组织长时期的翻译推介活动，以巴格达为中心全面展开。正是这一壮举，使古希腊典籍得以完整保存，为欧洲的崛起提供了指路明灯，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有了能够站立起来高瞻远瞩的巨人肩膀。
星盘是古希腊人发明的，阿拉伯学者们加上了角度的刻度，从而可以进行精确测量。其用途非常广泛，包括定位和预测太阳、月亮、金星、火星等天体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确定所在地的经纬度和时间等等。借助星盘，穆斯林们可以随时掌握麦加的准确方位进行朝拜。
但与此同时，帝国也走向衰朽。
衰朽是从统治者开始的。长时间的和平繁荣，使他们日趋骄奢淫逸，也更加没有执政能力。哈里发们自称“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却其实是波斯人文官政府的影子，后来还变成突厥禁卫军随意废立的傀儡。到公元9世纪中，也就是大唐皇帝接连被宦官谋杀，查理曼帝国也一分为三时，阿巴斯王朝的政府已经由波斯人的变成了突厥人的。
这就离亡国不远。公元1055年，也就是中国的北宋仁宗至和二年，巴格达被塞尔柱（Seljuk）突厥人占领。突厥首领自封苏丹（Sultan）成为实际统治者，哈里发则变成徒有虚名的宗教领袖。公元1258年，即南宋理宗宝祐六年，成吉思汗的孙子率领蒙古军团血洗了巴格达。既政教分离，又只剩下可怜兮兮两河流域的阿拉伯帝国正式灭亡。[32]
算到这年，阿巴斯王朝维持了近五个世纪的统治，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灿烂辉煌，三分之一起伏跌宕，三分之一名存实亡。这个王朝甚至一开始就是分裂的。西班牙有“后伍麦叶王朝”，中国史称西大食；突尼斯和埃及有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史称南大食；阿巴斯王朝则只是东大食。
两个另立山头的王朝也曾有过自己的美好时光。后伍麦叶王朝的首都科尔多瓦（英语Cordoba）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齐名，是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法蒂玛王朝则不但占领了埃及，还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希贾兹，位于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更是名扬四海的高等学府。
阿拉伯世界三国鼎立。
然而在巴格达沦陷前，后伍麦叶和法蒂玛王朝都已先期谢世，只有阿巴斯苟延残喘。种种迹象表明，阿拉伯人的辉煌已是明日黄花，只能留待后人在晚霞中凭吊和吟唱。[33]
既然如此，那就让别人来接手吧！
事实上之后伊斯兰教的传播，主要就靠波斯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影响最大的是奥斯曼、沙法维（英语Safavid）和莫卧儿（英语Mughal）三大帝国。奥斯曼是突厥人的，在今天的土耳其；沙法维是波斯人的，在今天的伊朗；莫卧儿是蒙古人的，在当时的印度。他们都不在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人反倒成了“少数民族”，在今天的穆斯林中只占八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公元10世纪后，伊斯兰教的传播已主要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实现的。受传教师、移民和商人影响而伊斯兰化的地区，包括了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半岛南端和非洲一部分，就连作为征服者的蒙古人也自动皈依。这不能不说是神奇，而且必有原因。
不过，我们还是把这问题留待将来吧！
现在已经完全清楚了。麦地那乌玛，哈里发国家，伍麦叶帝国，阿巴斯王朝，阿拉伯人一步一个台阶地走完了自己的路。但这道路不是罗马的，也不是中华的。实际上，由于西周奠定的人本、现实和艺术三大精神，中华大地并不具备宗教土壤，因此只可能产生具有世界性的文明，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更不可能产生世界宗教。这里面没有是非对错的问题，只不过事实如此而已。
然而中国的隋唐之际，却是世界宗教的时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灿烂辉煌，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以及对人类文明和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我们在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那里已经领略过了。中华帝国并非与世隔绝，对此应当不会无动于衷，何况另一种世界宗教早已传入中国。那么，当佛教作为外来文化遭遇中华传统时，原本不乏矛盾冲突的双方又该怎样相处和自处，新的思想文化会因此而诞生吗？
[29]阿拉伯语道莱（Dawla）的本义就是新纪元。请参看（美国）塔比特·A.J.阿卜杜拉《伊拉克史》，（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
[30]请参看（美国）塔比特·A.J.阿卜杜拉《伊拉克史》。
[31]毫无疑问，阿巴斯人并非一味宽容。他们在建国之初就对伍麦叶人赶尽杀绝，对支持过他们的什叶派穆斯林也恩将仇报，还曾利用公权力控制思想。但总体上说，阿巴斯王朝相对宽容。
[32]塞尔柱是突厥的一支，约983年定居于布哈拉附近，皈依伊斯兰教，属逊尼派。苏丹又译素丹，原意是力量或权柄，伽色尼王朝马哈穆德（998-1030在位）开始使用，一般指穆斯林国家无宗教权的统治者，类似于可汗。苏丹统治的国家，称为苏丹国。
[33]后伍麦叶王朝是伍麦叶王朝被推翻后，由一位死里逃生的王子在西班牙建立的，公元756年独立，定都科尔多瓦，929年宣布为哈里发国家，中国史称西大食和白衣大食，1031年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封建领地。法蒂玛王朝由自称法蒂玛后裔的人于公元909年在突尼斯建立，征服埃及之后迁都开罗，中国史称南大食和绿衣大食，1171年被总督萨拉丁推翻。
- 禅宗 （中国佛教宗派）
禅宗，又称佛心宗，汉传佛教宗派之一，始于菩提达摩，盛于六祖惠能，中晚唐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也是汉传佛教最主要的象征之一。汉传佛教宗派多来自于印度，但唯独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是由中国独立发展出的三个本土佛教宗派。其中又以禅宗最具独特的性格。其核心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1]
《六祖坛经》《五灯会元》等是禅宗的佛经，《百丈清规》是禅宗的律。撰写《百丈清规》的百丈禅师认为《瑜伽菩萨戒》和《璎珞菩萨戒本》虽属大乘，却只是佛陀根据印度情况而制定的戒律，墨守成规会显得生搬硬套。因此百丈禅师根据风情、地理、人士风俗等，博采大小乘戒律中适合中国国情的合理部份，制定出一部新的管理制度，这就是《百丈清规》。 [2]
慧能传承的禅宗，让中国人知道佛教不从外来，如众生的佛性本具。得佛心者知佛不从外得，信佛教不从外来。印度达摩西来传的就是这个心印。慧能指出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之学，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也使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传承人。
禅宗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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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主张顿悟法要“见性成佛”自初祖达摩祖师起，皆指人心，不拘修行。又因以参究的
方云禅画 守安禅师禅话 南台静坐一炉香
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主旨，亦称佛心宗。传说创始人为菩提达摩，下传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下分为南宗惠能，北宗神秀，时称“南能北秀”。北宗神秀是以“坐禅观定法“为依归，渐进禅法，渐修菩提。所以称之为“渐悟”。南宗慧能大师是以“即心即佛！”“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依归。不拘泥”坐禅“”观定"与否即成佛道！所以称之为“顿悟”。
时北宗神秀大师所传“坐禅”（坐禅入定法门）即是次第法门。由北宗神秀法门在北方盛行，所以在《六祖坛经》曾记录“京城大德云：不经坐禅修定而得解脱者，未曾有也。”而南宗慧能大师最忌讳学佛法者执着于类似”坐禅观定“的有为法《六祖坛经》中亦记录云：“只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亦曾言”常坐拘身，于理何益？”南宗慧能大师所传为佛之心印，不拘泥万法而领悟得道，由是不论次第，直了成佛。（出自六祖坛经自序品，顿渐品）
相传中国禅宗为菩提达摩祖师所创，宗门”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时人有传，达摩面壁九年为坐禅修定，所以得道，实则在任何一部传记或者历史中均无此事记载。只记录”面壁九年”这四字而已。
而其禅宗宗趣，常以问答形式导引人悟道。
例子：“
（禅宗多位祖师传法之事要，始见于多种古录，今以此文出处列举一二，以示禅宗宗趣流传之精要。下列问答出于《五灯会元》《景德传灯录》《佛祖统记》《高僧传》《续高僧传》《马祖道一语录》）
慧可禅师（禅宗二祖）问道：“诸佛法印，可得闻乎?”
祖师道：“诸佛法印，非从人得。”
慧可禅师（禅宗二祖）听了很茫然，便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祖师回答道：“将心来，与汝安。”
慧可（禅宗二祖）禅师沉吟了好久，回答道：“觅心了不可得。”
祖师于是回答道：“我与汝安心竟。”
慧可禅师（禅宗二祖）听了祖师的回答，当即豁然大悟。
僧璨大师因故而染“风疾"。
僧璨（禅宗三祖）而问慧可大师曰：“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
慧可大师（禅宗二祖）曰：“将罪来，与汝忏。”
僧璨（禅宗三祖）良久曰：“觅罪不可得。”
慧可大师（禅宗二祖）曰：“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
僧璨（禅宗三祖）曰：“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
慧可大师（禅宗二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
僧璨（禅宗三祖）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
祖深器之，即为剃发，云：“是吾宝也。宜名僧璨。”
十四岁的沙弥道信（禅宗四祖）前来拜师，
说：“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
僧璨（禅宗三祖）说：“谁缚汝?”
道信（禅宗四祖）答：“无人缚。”
僧璨说：“何更解脱乎?”于是道信（禅宗四祖）大悟。
马祖道一大师“坐禅习定于”衡岳传法院。遇让和尚。知是法器。
让和尚问曰：“大德坐禅图什么。”
马祖道一云：“图作佛。”
让乃取一砖。于彼庵前磨。
马祖道一问曰：“磨砖作么。”
让曰：“磨作镜。”
马祖道一曰：“磨砖岂得成镜。”
让曰：“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得成佛耶。”
马祖道一曰：”如何即是？“
让曰：“如牛驾车。车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
马祖默然无对。
让又曰：“汝为学坐禅。为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汝若 坐佛。即是杀佛。若执坐相。非达其理。”师闻示诲。如饮醍醐。
禅宗“宗趣”，在以生活中种种事项”参禅”而得道。由一切事中所做皆向“心”求，久必知心，知心即知佛。所以六祖常言：“即心即佛。”唯向心内领悟。而“坐禅习定”法门，唯是北宗神秀大师倡导“修佛”而来，并非禅宗，而后进学佛人，研佛人经常以为“南能北秀皆是禅宗”实则是不知“禅宗宗趣”在于“参禅”而非“坐禅”。所以“禅宗”亦称“佛心宗”唯其以悟“心”而得法故！
本土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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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玄学对僧肇佛学思想的影响， 他认为:“僧肇的佛教哲学体系与玄学的关系尤为密切。从概念到命题， 从结构体系到思想方法， 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僧肇受玄学的影响和对玄学的发展。”关于玄学对禅宗的影响， 他认为:“在坚持佛教基本立场、 观点与方法的同时， 禅宗又将佛教的思想与传统的思想， 特别是老庄玄学的自然主义哲学与人生态度以及儒家的心性学说水乳交融般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理论与修行解脱观 [4] 。”
徐小跃对禅学的老庄化进程有如下的看法:“达摩系禅学思想， 更多地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去融合老庄的天人之学。惠能禅学思想， 更多地注重在思想内容上自然地透露出老庄天人之学的精义。至于惠能禅的后期禅宗更是在本来具有的意义上体现出禅与老庄的契合。并且， 在‘自然’ 范畴的统摄下，终于把老庄的天人之学与禅宗的心性之学聚会到‘自然’ 这面旗帜下。在一定程度上说， 禅学的老庄化进程， 是随着后期禅宗对老庄思想的升华而宣告最后完成的 [5] 。”张立文认为，印度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完成， 主要是以道家哲学为主体认知结构而实现的。魏晋佛学采取格义的方法融会吸收道家哲学， 会有些比附的味道， 至唐代佛学尤其是禅宗的出现， 使佛道两家之学更加密切地融合起来。禅宗“自性具足” 、“见性成佛” 的主张， 显而易见地吸收了道家哲学“自足其性 ” 、 “任性逍遥” 的观念 [6] 。李霞认为:“没有道家自然主义、 平等思想和自由观念的浸透， 禅宗也许会产生， 但它只能保持达摩禅的基本概貌， 而不可能造就出慧能以后的新禅宗 [7] 。”
通过学者们的如上论述， 可以看出， 道家哲学在佛学中的体现， 是通过佛教中国化不同阶段所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而表现出来。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禅学对于道家哲学的自然论、 人生论、 天人观等思想的吸收和融摄。
禅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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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思想体系的内涵、结构、核心来看禅宗的基调是以心性论为基点，通过心性修持获得心性升华的心性学说，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贯穿于禅宗心性学说、文化思想的本质内容是：自然——内在——超越。
禅宗吸取中国道家的“自然”观念来诠释人的生命自然状态、人的自性。道家把自然规定为万物的本质、本性，是不假人为、自然而然、本来如此的真实存在。“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禅宗认为，“自然”就是众生本性，也就是佛性。这也就是把佛性界定为自足完满、纯真朴实的生命本然。人的本性既然是自然的，也就是内在的，是内涵于人身的本质性存在，既非外在的神灵所赋予，又非通过超越经验、违背人性的作为所获得的，同时也是各种外在因素所不能消灭的。人的内在自性是生命的主体、成佛的根据。人的现实感性生活是自性的外在作用和体现，人转化为佛是自性的发现，是由此而生的精神境界的显现。人的自性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因为内在本性是清净、圆满、纯朴、觉悟的，是离开一切现象，有别于人的外部表现的。如何实现超越？禅宗认为修禅成佛，就是见性成佛，就是向自己心性去体认，识得自性便成佛道，便是实现了超越。禅宗强调佛就在心中，涅槃就是生命过程之中，理想就是现实生活之中。这样，禅宗就把彼岸世界转移到现实世界，把对未来生命的追求转换为内心反求。由此禅宗反对舍弃现实感性生活扭曲自性去寻求超验，而是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坛经》），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超越意义，实现理想精神境界。禅宗公案中的“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法演语录》卷下）就是提倡心灵沟通，要求会心体悟。禅宗要求以“饥则吃饭，困则打眠，寒则向火，热则乘凉”（《密庵语录》）中体会禅道，从“青青翠竹，郁郁黄花”（《祖堂集》卷三）中发现禅意。禅宗要求从青山绿水中体察禅味，从人自身的行住坐卧日常生活中体验禅悦，在流动无常的生命中体悟禅境，从而实现生命的超越，精神的自由。
禅宗提倡内在超越，这种超越意识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包括了超越对象、超越方法和超越结果几个方面，这里着重论述超越对象和超越结果。
为了追求解脱，成就佛道，禅宗设计了一套消解人们心灵深处的紧张、矛盾、障碍，超越二元对立的方案。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从自然中分裂出来的独立实体，向往与自然同样具有永恒性、无限性，向往与自然的同一是人类最深沉、最根本、最强烈的内在愿望。生命现实与美好愿望并非一致，生命短暂与时间永恒、生命个体与空间整体、生命主体与宇宙客体等一系列人类所面临的矛盾，是禅宗的超越对象，超越目标。
人生短暂与宇宙永恒的矛盾最能激发人内在心灵的不安与痛苦。了脱生死大事是佛教也是禅宗的最基本目的。禅宗以“无生”思想来泯灭生死界定，超越生死的时间界限。“几回生，几回死，生死悠悠无定止。自从顿悟了无生，于诸荣辱何忧喜。”（《永嘉证道歌》）“无生”，指一切事物是无实体的、空的，由此也是无生灭变化的。这是要求转变观念，从生灭的现象中看到无生无灭的本质。生灭是短暂的，无生无灭是永恒的，从悠悠生死中了悟无生，就是在短暂中体认永恒，消除短暂与永恒的隔阂。
个体生命的认识和实践等多方面的有限性与宇宙空间的无限性的矛盾，也是引人困惑不安的永恒性课题。禅宗通过无限扩张个体心灵的作用来摆脱个体生命的局限，进而消除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心境明，鉴无碍，廓然莹彻周沙界。万象森罗影现中，一颗圆光非内外。”（同上）这是说只要人的心境明净透彻，就能周遍宇宙万物，从而在内心实现泯灭内外的超越，使有限与无限在个体心灵中相即圆融。
由生命与万物、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而引发的物我、有无、是非、善恶、真妄、苦乐等一系列的差别对立，是又一使人产生烦恼、痛苦的根源。这也是禅宗大师们所著力寻求解决的一大问题。他们继承道家的思想，通过直观宇宙本体（道、无）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他们宣扬“本来无一物”（《坛经》）、“本来无事”以消解矛盾，称“体诸法如梦，本来无事，心境本寂，非今始空。……既达本来无事，理宜丧己忘情，情忘即绝苦因，方度一切苦厄。”（《禅门师资承袭图》）即一个人了悟万物如梦如幻，一切皆空，做到忘却情欲，超越自我，也就不存在生命与万物、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了。为此，他们特别强调“无念”的重要性，“念”，指妄念，要求人们不被纠缠于种种差别的妄念所迷惑。
即心是佛
要之，达摩至惠能，其间二百五十年，本宗所举扬之禅风独树一格，祖师语录常引经据典，提示整体佛法，不堕于宗派之对立，可称为禅宗之成立时
紫砂达摩像【延芫法师制】
期。南岳、青原以至唐末五代，其间二百五十年，南宗禅一枝独秀，于思想层面而言，摒除语言文字之葛藤，建立‘即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之精神；于实际生活上，建立以僧堂为中心之禅院规制；于禅法之弘传、演布方面，更以灵活生动之机法接引学人，以棒喝拂拳之机用宣扬宗风。久之，乃渐成五家之分立。此一时期，可称为禅宗之发达时期。两宋三百二十年，临济宗复衍出黄龙、杨岐二派，而成为我国禅宗之‘五家七宗’。其中，黄龙派后来由荣西传至日本；杨岐派自杨岐方会后，陆续有五祖法演、圜悟克勤、大慧宗杲等大扬禅旨，蔚为禅之主流。又曹洞宗系统之宏智正觉与临济宗系统之大慧宗杲各倡默照禅、看话禅。于此一时期，诸教融合导致三教一致、教禅调合、禅净双修之倾向，本宗渐失其独立性格，是为禅宗之守成时期。元明乃至清乾隆之世，其间四百五十年，为禅宗之衰颓期。其间虽有海云印简、万松行秀、破庵祖先、无准师范等一代宗师相继崛起，然就一宗之大势而言，毕竟已呈儒道释调合、教禅一致之定局。 [8]
近代禅宗大师首推虚云和尚（1839～1958），于其百二十高寿中，一生弘法不懈，广建丛林，竭力振兴禅宗，维系六祖以来之法脉；传世着述有虚云和尚法汇、虚云和尚禅七开示录等。 [9]
见性成佛
一花五叶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要之，本宗与其他诸宗之相异处，在于不立正依之经典，即使引用经典亦为一时之方便施设，最主要者莫过于依佛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然为在不涉思惟计度之情形下，外加学问修证之功，以明取本心之故，乃有清规之创设。尊宿、大众于一定之规矩下，定时起卧、打坐；尊宿为大众开示诸佛列祖之机缘以提撕之。又阅读经典虽非要务，然仍以楞伽、维摩、金刚般若、首楞严等诸经为众经之核心。古来尊宿亦遗有语录，成为后世禅徒习禅悟道之重要参考资料。[10]
“现身成佛”与宗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之语大同，仍须断惑，方能证真，方可了生脱死。若谓现生即已三惑[1]净尽，二死[2]永亡，安住寂光，了无事事，则为邪说，为魔话。（复温光熹居士书一）
[1] 三惑：即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
[2] 二死：即分短生死、变易生死。
摘自印光大师《佛法修行止偏法要》 [11-12]
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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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
少林寺，有“天下第一名刹”之誉；是中国汉传佛教禅宗祖庭，位于河南省登封县嵩山少室山五乳峰下。因寺院坐落于少室山阴密林之中。故而得名。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孝义帝为佛陀禅师修建，敕就少室山为佛陀立寺。萨提达摩来此，于寺凝修壁观，建立禅宗，历代屡次重修。禅宗传承以达摩为初祖，少林寺西北有初祖庵，建于宋代，石柱上有宋宣和七年(1125年)题字，寺西南原有二祖庵，中有二祖慧可塑像。
匡教寺，位丁河北成安县，禅宗二祖慧可说法之处，相传达摩曾在此为二祖说法。
山谷寺，又称乾元寺、三祖寺。位于二安徽潜山西北三十里的三祖山，禅宗三祖僧璨大师曾在此讲经说法，寺庙有僧璨大师塔。
黄梅四祖寺，位于湖北黄梅县双峰山下，距县城15公里.古称幽居寺，原名正觉寺，又名双峰寺，是中国佛教禅宗第四代祖师道信大师的道场，寺庙创建于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距今已有1370年的历史，是中国禅宗第一所寺院。禅宗四祖道信曾居于此。
五祖寺，原名东山寺，或东禅寺，后世改称五祖寺，位于湖北省黄梅县东12公里的五祖镇东山之上，地处大别山主脉东端南沿，与九江隔江而望。建于唐永徽五年（654年），是中国禅宗第五代祖师弘忍大师的道场，也是六祖慧能大师得法受衣钵之圣地，被御赐为“天下祖庭”。
南华寺，位于广东韶关南六十里处，原名宝林寺。禅宗六祖慧能开法于此。寺内有六祖肉身塔，供于六祖殿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