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丁憂都有哪些規定？從《唐律疏議》來看唐朝對丁憂的規定
古代講究“孝”，唐朝亦是如此。
唐朝統治者非常重視“孝”的社會功能，故大力提倡孝道。為了維護禮法的尊嚴，鞏固封建秩序，制定出了《唐律》。通過《唐律》，唐朝統治者將禮法的道德規範界定為法律規範，以禮入律，用強制性手段來迫使官員遵守丁憂期間的行為規範。
根據《唐律疏議》記載，唐代違反丁憂行為規範的犯罪行為主要包括以下諸項，丁憂期間凡是出現以下行為均以刑事手段處罰。
禁居父母喪時釋服從吉
《唐律疏議》曰:“諸聞父母若夫之喪……喪制未終，釋服從吉徒三年”。
按唐代喪禮規定，子女應為亡故的父、母守喪二十七個月，如果守喪期間脫下喪服而穿上吉服，是謂“釋服從吉”。“釋服從吉”就標誌著提前結束守喪，這種非禮不孝的行為嚴重違背了封建道德，因此處以徒刑三年的重罰。
唐高宗龍朔二年，“笑中有刀”、擁立武則天有功的宰相李義府丁母憂奪情起復。按禮制仍在喪期內，故朝廷“有制朔望給哭假”，這一天應穿喪服以盡哀思。但是李義府卻“輒微服與元紀凌晨共出城東，登古冢候望，哀禮都廢。由是人皆言其窺覘災，陰懷異圖”，但卻無人敢於懲處其釋服從吉之罪。
而唐憲宗時期，陸博文、陸慎餘兄弟則沒有這樣幸運。兄弟二人因為居父喪“衣華服，過坊市”，被笞打四十，慎餘流放州，博文被遣送回原籍居住。
由此可見，法由人定，亦由人行。如果失去了強有力的執行，再完美的規定也不過是一紙空文，無法發揮其應有的規範作用。
禁居父母喪時作樂、雜戲
《唐律疏議》曰:“諸聞父母若夫之喪…喪制未終…若忘哀作樂，徒三年:雜戲，徒一年，”
即使“遇樂而聽”也要“杖一百”。唐律中的所謂的“樂”即:金石、絲竹、笙歌、鼓舞之類，無論自身作樂或是遣人作樂，都將徒刑三年。如果遇到有人奏樂而去聽按律也要杖一百。
“雜戲”在唐律中是指樗蒲、雙陸、彈棋、象博之類的遊戲。官員丁憂期間要是居喪而遊戲，則徒刑一年。
在唐代的史料中，尚未見到官員在父母喪期內因作樂、雜戲而受到懲罰的事例。但卻有李唐皇帝公然違反此項制度。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去世，其子李恆繼位，是為唐穆宗。穆宗繼位後，憲宗尚未下葬便
“陳俳優百戲於丹鳳門內，上縱觀之。丁亥，幸左神策軍觀角抵及雜戲，日而罷”。
拾遺李珏上疏諫諍，但穆宗未予理睬，根本就不顧及禮儀的規定。
禁居父母喪時參與吉席
唐律規定:凡是居父母喪參與吉席者，杖一百。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四月，駙馬都尉於季友因為“居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歡宴夜飲”，而受到“季友削官爵，答四十，忠州安置。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的處罰。
另外於季友的父親於頔也因“不能訓子”受到連累，遭到“削階”的處置。比照唐律來看，這種處罰明顯較重。但這也反映出
唐代統治者對居喪如禮的重視，即使是皇親貴戚也嚴懲不貸。另外，仁井田先生所輯錄的唐令中還有“雖有奪情，並終喪…不預宴”的記載。
這則唐令是對此前所引唐律的一個補充。此令明確了在奪情這一特殊情況下，守喪者應該遵循的行為規範。可見此條唐令不僅僅補充完善了唐律，更堵塞了一些奪情官員趁機違律的機會。
禁居父母喪時生子
《唐律疏議》曰:“諸居父母喪，生子…徒年”。
“居喪生子”是指:凡是二十七月內懷胎者，不論其服內出生還是除服後出生，均處徒刑一年。但如果是父母去逝前懷胎，二十七月內生子，則不予治罪。
在缺乏有效避孕措施的唐代，禁居喪生子就等於二十七個月內夫妻不能同房，這既有悖於自然規律，又不近於情理，故唐律又規定“其服內生子，事若未發，自首亦原”。
這種變通說明統治者也一定程度上認識到其中的弊端，畢竟人口的增殖對封建國家和百姓家庭都有極大的益處。因此，唐律也就為這種現象開了方便之門。
至明代，朱元璋更是一針見血指出“古不近人情而太過者有之，禁令服內勿生子，朕覽書度意實非萬古不易之法。若果依前式，人民則生理罷焉”，從而廢除了此條禁令。
儘管廢除禁令是出於維護統治利益的需要，但這無疑也做了件合乎天理人情的好事。
禁居父母喪時別籍異財
《唐律疏議》曰:“諸居父母喪…兄弟別籍、異財者，徒一年”。
這條律文是指凡居父母喪未滿二十七個月，兄弟就分戶（別籍）或是分財產（異財），就要處以一年的徒刑。
懲治長期內分家析產者，一方面旨在保障以父權為核心的宗法制度穩定，協調家庭成員間的關係；另一方面在家國同構的皇權體制下，維護了父權的權威，也就是維護了君主專制制度的合法性。
禁居父母喪時嫁娶
《唐律疏議》中關於禁居父母喪嫁娶的禁令有三條:兩條律文和一個疏議補充。兩條律文曰“諸居父母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妾減三等，各離之。知而共為婚姻者，各減五等:不知者不坐”。“諸居父母喪，與應嫁娶人主婚者杖一百”。疏議補充曰:“與不應嫁娶人主婚，得罪重於杖一百，自從重科…其父母喪內，為應嫁娶人媒合，從‘不應為重’，杖八十”。
綜上可知，唐代居父母喪嫁娶罪名有三居父母喪期間自身嫁娶、為人主婚、為人媒合（即說媒撮合）。
- 第一，自身嫁娶。如果是娶妻要徒刑三年；如果娶妾則減少三等，就是處徒刑一年半；如果對方知情仍與其完婚，其家長減罪五等，即杖刑一百；如果不知情，無罪。除此之外，凡是居喪嫁娶婚姻一律無效，強制離婚。
- 第二，為人主婚。如居父母喪給應嫁娶者主婚，杖刑一百；為不應嫁娶者主婚，處徒刑。
- 第三，為人媒合。凡是居父母喪仍然為人說媒撮合成婚者，依照“不應為重”罪，杖刑八十。
然縱觀有唐一代，在現實生活中，這些律令似乎並沒有得到有效的執行。
《舊唐書》中即有唐中宗下詔禁“婚娶之家父母親亡停喪成禮”的記載，可見當時居喪嫁娶的現象應當比較普遍。唐德宗時更是發生了張茂宗丁母憂迎娶公主的事件。不惟皇帝，居喪嫁娶在民間也很是流行。
由此而論，禁居喪嫁娶這一律令在現實生活中已名存實亡。
禁居父母喪時求仕
唐制規定居父母喪期間而求取功名官職者，按兩等治罪。一為“冒哀求仕”，即居父母喪已滿二十五月，未滿二十七月而求取官職。此種行為按律處以徒刑一年。一為“釋服求仕”，即服父母喪未滿二十五月便求取功名利祿。此種行為要比照“釋服從吉”，處以徒刑三年的重刑。
武則天時，張悰母喪未滿，自己便請求起復官職。對這種明目張膽的喪中求官行為，並未見繩之以法，只是受到了“非名教中人，並是王化外物”的輿論貴。從這條史料可知，唐律的規定有時也是形同虛設。
禁居父母喪時逃匿解官
從魏晉以來，凡是官吏父母亡故，解官去職守喪三年。唐代也繼承了此項制度，唐律規定“諸父母死應解官”。
為了能順利實施，並在官僚系統中得到有效的執行，唐令亦重申了此條。據《天聖令復原》之唐《假寧令》載“諸喪，斬衰三年，齊衰三年者，並解官”。
從有唐一代看，這項制度執行得力，絕大多官員丁父母憂皆能解官去職。
史書中“以母喪解”、“丁父憂去職”、“丁憂去職”、“丁母憂去職”、“丁母憂去官”、“以母喪去官”之類的記載比比皆是。即使是奪情起復的官員也必須先解官，然後由皇帝下詔授予起復官職。
當然唐代通過匿喪、詐喪或者其他手段逃避解官的也不乏其人。
如御史中丞李謹度“遭母喪，不肯舉發哀，計到皆匿之”；吏部主事高筠喪母，為了保住官職不肯“做孝”；唐代宗大曆年間荊南節度使衛伯玉丁母憂，朝廷以王昂代任其職，衛伯玉為了保官“潛諷將吏不受詔”，最終朝廷只得“遂起復以本官為荊南節度等使”。
如果按照唐律這些行為都構成了犯罪，但在現實種種因素的制約下，卻無法對這些人做出任何處罰。
結語：
以上八條便是唐律中禁止在丁憂期間出現的行為，其中尤以“居父母喪，自身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三項最為封建統治者重視，被列入了“十惡”不赦的大罪之中。
凡是觸犯了這些罪行，遇到大赦也不在減免之列，貴族官僚也不能享受各種法定的減免特權（如議、請、減、贖等）。
